最新一期的央視财經《對話》欄目采訪了8位知名企業家，均是行業的表表者。訪談中，每人各自談論了對所在行業和經濟形勢的觀察和思考，大抵中規中矩，唯獨人稱“董小姐”的格力電器主事者董明珠的一番話“出圈”了，在輿論場引來不少議論。這也并不出人意表之外。這些年來，“董小姐”多有驚人之語，每每招緻頗多争議，是輿論場上的常客和明星。

此番“出圈”的言論，是董明珠建議“富人多交稅”，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加大到50%或55%”。董明珠說，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作為人大代表，她将在會上再次提出建議，提高工薪階層的稅收起征點。她說，而今消費疲軟，要鼓勵人們消費，“第一、就企業而言，能保證他們收入是穩定的，不會說因為企業的好壞，讓這批人突然沒有收入了；特别是90後的孩子都30歲了，他們也都開始成家立業，孩子才兩三歲，靠他的工作在支撐這個小家庭。”第二個要減少稅負，把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提高到一萬塊錢，按照一年十二萬塊錢計算，每年大概能增加近七八千塊錢的收入，可以增加消費能力。“那國家的稅收怎麼辦？富人多交稅！（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最高稅率是45%，我們能不能再把稅率加大到50%，甚至55%？因為共同富裕，你收入那麼多錢，多交點稅，這個稅收做社會上的公共服務上面的支援，那這個社會我覺得就會變得非常好！”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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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董明珠準備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提交的這份議案，有兩個要點：其一，将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提至一萬元。這一點，過去幾年中她已經多次提及；其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目前的45%提至50%%乃至55%。這一點，她過去沒有提到，是新添加的。

“元芳，你怎麼看？”不知道元芳怎麼看，以餘觀之，董明珠的這份議案，從經濟邏輯看，一對一錯。且分而論之。

董明珠這份議案的第一個要點，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原因她也說得很明白，是為了促進消費——“把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提高到一萬塊錢，按照一年十二萬塊錢計算，每年大概能增加近七八千塊錢的收入，可以增加消費能力。”消費跟着收入或财富走。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意味着少繳稅，也即是意味着收入增加。這增加的收入，是可預期的持久性收入，會帶來消費支出的增加。是對的。這一點，米爾頓·弗裡德曼解釋得很清楚了，無需多說。

但是，這份議案的第二個要點，即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是否能讓“富人多交稅”，進而讓社會變得更美好？回答是，不能！

按照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法（2018年第七次修訂通過），國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計有九大項，分别是（一）工資、薪金所得；（二）勞務報酬所得；（三）稿酬所得；（四）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五）經營所得；（六）利息、股息、紅利所得；（七）财産租賃所得；（八）财産轉讓所得；（九）偶然所得。其中，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得（綜合所得），按納稅年度合并計算個人所得稅；第五項至第九項所得，分别計算個人所得稅。重點來了：（一）綜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二）經營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财産租賃所得，财産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這是說， 3%- 45%的超額累進稅率覆蓋的個人所得，僅限于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這四項綜合所得，而這基本上不是所謂“富人”的收入來源。富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其配置的各類資産的增值，比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财産租賃、轉讓所得等等，其适用的是20%的單一稅率。又有富人采用“零年薪”、“一元年薪”之法繞開個人所得稅，一應開支通過公司走賬，以公司所得稅替代個人所得稅。無他，企業所得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15%，遠低于個人所得稅應稅稅率。因此，即便将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提至50%，或者55%，甚至更高，也無濟于事。“富人多交稅”雲雲，不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白忙活。

那麼，直接開征針對性的“富人稅”如何？有人實踐過。2012年，奧朗德入主愛舍麗宮，其開出的“拯救法國”的藥方之一，便是開征“富人稅”。結果如何呢？大量的法國富人聞風而逃，其中最為著名的人物，是法國奢侈品巨頭路易威登(LV)的首席執行官貝爾納·阿爾諾和大鼻子情聖德帕爾迪厄，前者申請加入比利時國籍，後者加入了俄羅斯國籍。當其時也，法國富豪之集體“跑路”現象，為全球所“圍觀”。法國《世界報》不無嘲諷地說，“200年前法國貴族逃離祖國是因為斷頭台，現在他們逃離的是法國的稅收。”顯而易見，“跑路”是富豪對“富人稅”的回擊。這回擊看似消極，卻是有力的：開征“富人稅”的目的，是為了從這些富豪身上拿到更多的稅收，但這些富豪被逼之下選擇“跑路”之後，卻連原有的稅收都收不到了！“富人稅”的手段與目的之間，願望與結果之間，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又或者，對富人消費的物品加征稅收如何？也有人實踐過。1990年，美國國會針對遊艇、私人飛機、皮衣、珠寶和豪華轎車之類的物品通過了一項新的奢侈品稅。該奢侈品稅目标明确，理由充分：一般而言，隻有富人才能買得起這類奢華的東西，因此對奢侈品征稅顯然是向富人征稅的一種合理方式。不過到了1993年，上述奢侈品稅被廢除了。無他，實踐的結果出人意料：不是消費這些奢侈品的富人，而恰恰是生産這些奢侈品的企業和工人承擔了更多的稅收負擔。為什麼會這樣？這裡涉及到一個“稅收歸宿”的話題。稅收原理說，無論是向誰征稅，最終都是買者和賣者分擔稅收。但這種分擔不是均分的，而是有多又少。而誰承擔的稅收的負擔更多，取決于需求和供給的價格彈性。當需求非常有彈性而供給缺乏彈性時，賣者扛起了大部分稅收負擔；當需求缺乏彈性時而供給非常有彈性時，則買者承擔了更多的稅收負擔。不錯，購買遊艇、私人飛機、皮衣、珠寶和豪華轎車的人，都是有錢人，都是富人。但對這些富人而言，此類物品的消費需求是有彈性的，有太多其他的物品可以替代。當遊艇、私人飛機、皮衣、珠寶和豪華轎車因為征稅而價格高昂時，富人們很容易轉向，比如去國外度假，比如去打高爾夫球等等。與此相比，生産這些奢侈品的企業則不容易，最起碼在短期内不容易轉産。稅收負擔于是乎更多地落在了供應者這一邊，也就是由生産這些奢侈品的企業和工人所承擔！

“董小姐”是富人，以富人之身份表态“富人多交稅”，讓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也赢得了輿論的“滿堂喝彩”。但上述的分析清楚地表明着，以稅收實行收入再分配，以求達到“劫富濟貧”之目的，非但“可憐無補費精神”，亦往往會适得其反。這裡的關鍵和要害，理論上隻在于一點：通過稅收進行收入再分配，削弱了收入權，讓原本界定清楚的收入權利變得模糊不清，會大幅提升社會的交易費用，導緻龐大的租值消散。

是的，在經濟下行之際的今天，任何加稅的言論，都是不合時宜的。

2022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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