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玉器的光亮效果與玉器的前期磨制有很密切的關系。當清代玉器成形以後，總體光亮度已有很大提高。由于抛光材料細膩，經抛光以後玉器總體光亮适中，很少發現玉表面有劃痕現象，并且玉器的圖案紋飾仍保持前期磨制的清晰效果。

現代仿品在前期磨制過程中，總體粗糙，光亮度差。為了達到高光亮度，就需要較長時間的強化抛光。

雖然光亮度有了提高，但是由于強化抛光，緻使玉器圖案、紋飾受損，甚至造成精細紋飾模糊不清。有透雕工藝的玉器内壁較粗糙無法進行有效的抛光，造成各部位光亮産生誤差。現代制玉采取高效率、高精度加工，在這種情況下所産生的工藝缺陷是很難克服和補救的。

唐代玉器既沒有如漢代的那種玻璃光澤，也沒有明代的那種亮光，而是打磨出一種啞光，這種光澤，并不能将玉質的溫潤表現出來，與清中期的那種蠟光不能同日而語。也就是說，唐代玉器的磨光技術并不出類拔萃，有些仿品在此環節上容易過頭。

宋代玉器的抛光技術比唐代要進步許多，玉表面同樣不出現那種漢代、明代才有的玻璃高光，但是玉質的溫潤與醇厚能有效得以表現。當然與清中期的那種蠟光效果尚有距離。

唐代部分玉器明顯收到域外文化的影響，如胡人、飛天等;而宋代的玉器則更多的是通過中原地區的玉制作傳統的回歸，滿足來自中原地區文化層次上的訴求與市井審美的供需。并與北方的遼金共同構成了一種具有南北風格兼容的玉文化時代。遼、金與宋的制玉匠人具有流走遷徙的特點，他們居所的不确定，直接導緻了琢玉技術上的南北糅雜。所以，宋代與遼金的玉雕在構圖上有明顯的不同，但技法上存在很多共性。

在文學的創作上，從來就有所謂“唐人尚意，宋人尚理”之說，唐代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工藝制作，處處閃爍着宋代絕無的那種“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将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萬古豪氣，反映在玉制作上的紋飾、造型，則屢見創新。除了具有域外的風格的胡人紋飾外，尚有不少花草紋飾、禽鳥動物紋飾，多出前所未有。

而宋代，在理學大昌的社會形态之下，掩蓋着貌似太平盛世的自欺欺人。諸如文學上忽而“蓋将自其變者而觀之”，忽而“蓋将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喋喋于哲學上的翻覆，反映在玉器的制作上、技法上的創新與發展，較多的是潛心研究古制，重發思古幽情，根據典籍記載來摹制古代玉器。

唐代玉器是一種上層官僚社會的專有工藝品。宋代玉制作，雕件明顯地出現了貼近平民喜好的造型風格。

一般而言，唐宋玉器的區别在鑒定上一個鮮明的區别點是刀痕的不同:唐代用刀的特點是深入輕出，入刀的力度很大，一下就能切到合适的深度，而出刀則漸次拖出。在這種用刀力量的變化中，雕件表面的刀鋒可見。對這種現象,可以有多種解釋,諸如上承漢八刀” 、“風格使然”等等，重要的是這種具有明确唐代工藝特征的形式，以及表現出的味道;而宋代雕刻技法是輕入輕出，了無刀鋒力度可言。與唐代相比，顯得很理智，不剛烈，與其歸納為“娴熟”，不如視為一種時代風格。

商代以前玉器的雕琢工藝，大多采用比玉硬度大的器物加水來回搓磨的方式，速度很慢，所以，玉器表面非常光滑，潤澤，幾乎看不見很多細小的平面，加工溝槽裡面一樣打磨精細，與玉器表面的包漿一緻。新石器時代晚期，表面雖然沿用以前的加工方式，但工藝明顯粗糙，在玉器表面可以看見很多不同的小面。

商代，由于使用砣具，利用解玉砂加水琢磨，速度加快，所以玉器表面會留下深淺不一、粗細不同、不規則的直線型抛光痕，特别是在圓雕動物或人物的嘴下、耳後，轉折處就更加明顯。西周中晚期，由于砣磨精細，所以表面及砣痕中刻劃痕不是很明顯。

到了戰漢，打磨工藝更是到了頂峰，正是由于打磨的更加精細，才會出現了大量玉器上的玻璃光，這是戰漢玉器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

轉自《玉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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