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中，有白話一詞，這個詞的基本含義是指相對于官話的日常口語，即白丁（平民）的話。最初，這個概念是指相對于文言文文绉绉說話方式一般口語，但發展到後來，白話産生了專指粵語的含義。這種情況的出現，我認為是古漢語本來就有兩種發音系統或說傾向，一種是近距離交流的日常語，粵語正是其中集大成者；一種是大範圍（遠距離）溝通的演講語，普通話是其必然。

這個觀點的産生，源于對「我」字最初發音的思考。之前我曾分析過「我」字的構形是百戰餘生後的幸存者手中的缺口戰斧（參見拙作：天天自稱“我”，可知道「我」字最初是什麼意思）。結合各方言的第一人稱發音（以及人類提示/應答發音）與動物的警告性發音來看，「我」的最初發音極可能是閩語的“哇（wa）”音，但在長期的日常交流中（根本來說是因為社會進步），演變為如今普通話的“wo”與粵語的“ngo”，甚至再進一步懶音為港“哦（o）”。

但是在發音“wo”被定義為普通話（官話），同時“ngo”被認為是粵語發音後，綜合“wo”與方言中的“ngo”、“吾”這兩個南方主流第一人稱發音，「我」字出現了一個如今被比較廣泛接受（特别網絡上）的新變音“偶”。

自然選擇下，我們的第一人稱，很可能與動物的警告性發音接近，因為都是提示發音者的存在。區别或者隻在于警告發音是連續多次或者拖長，而第一人稱會變成單音。

動物的警告性發音，又分成兩種，一種是基于領地的，發音會高亢嘹亮，比如狗狗“汪汪”叫，猩猩敲打胸部時的高呼。成人自然狀态下對領地入侵的警告發音已經無法确定，但人是群體動物，其警告性發音很可能與呼叫援助的發音接近甚至一樣，很巧合的是，漢語方言中，被認為是最古老的閩語，其第一人稱發音，相當接近嬰兒求助的哭聲“哇”。

另外，秦漢時受漢族文化影響比較深的越南話，其第一人稱的韻母與閩語接近，隻是聲母鼻音化

但在高密度的群體中，警告性的發音攻擊性太強；又或者說，高密度情況下，廣域領地意識已經失去，隻剩下個體的安全領域意識，而無論是動物還是人，近距離的安全警示音，多數都是鼻音。比如人類熟悉的狗狗，在防禦性對峙中，多數會同時發出低沉的“嗚嗚”聲。

這種本能，在如今的人類行為中，多數情況都還保留，表現為被陌生人過于靠近時，會閃開或推開，同時不自覺地發出一聲鼻音。而漢字第一人稱中，直接有接近鼻音的“吾”字表示第一人稱。同時，好幾種漢語方言中，第一人稱的聲母，都是鼻音。

換言之，在文字還沒出現前，古漢語的第一人稱至少存在兩種發音，對應的漢字「我」與「吾」。

在金屬工具普及後，外界攻擊性動物的威脅解除，第一人稱發音産生了另一種選擇，那就是提示/應答發音。

而應答發音，同樣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遠距離應答，密度越低的群體，發生遠距離應答的情況就越頻繁，而遠距離應答（或提示）最自然的發音，恐怕莫過于“哎~（一如英文第一人稱 I）”。所以，漢語方言中，也有近似于“哎”發音的第一人稱，如今仍然保留在部分的粵語地區與客語地區中，甚至北方方言中的“俺”，都極可能是第一人稱“哎”的變音。

另一種應答發音，是高密度群體中，頻繁出現的近距離應答/提示音“哦、嗯“，粵語和客家話中第一人稱的韻母，多數地區發音都是和”哦“一樣（切韻看，直接就是嗯哦切），甚至閩語中，也有”哦“字韻母拖長的第一人稱發音；晉語的第一人稱發音也頗為接近“嗯”。

這個發音出現的時間，恐怕就在春秋戰國時候。證據之一，就是「諾」字晚出：因為部分地區的應答音”ngo“逐漸成為第一人稱發音，所以應答發音被迫加上明顯鼻音作為聲母，一度變成”諾“。

不過在口語中，第一人稱發音逐漸從第三聲變成更輕聲一點的粵語發音，甚至 不少客家話中，變成第一聲，即同”歌“字的韻母一樣。于是，多數地方的應答發音又恢複成”哦“，但有些地方将”諾“字的聲母韻母拆開，變成”嗯喏“，加重應答效果，變成了應答”諾“的變音。

換句話說，粵語發音之所以在海外最為普及，其發音系統更符合當前社會密度下的人與人相互表達/理解的需要。也就是說，粵語發音系統，可謂漢語口語發音系統的一個裡程碑式的存在（說是漢語日常語的代表也不為過）。

粵語發音系統在近距離溝通中已經相當完善。然而，在文讀，特别是大庭廣衆中演講時，粵語發音的表現力就比較遜色了。但是，在日常使用粵語一類的适合近距離的口語同時，文讀/演講若是使用使用幾乎完全不相幹的但适合大範圍溝通/表達的閩語之類，又不大合理，于是，折中的辦法，就是切音。

具體就是借用彼此發音系統中的聲母或韻母，來對自身發音系統進行切音，以加強粵語之類近距離口語系統大範圍溝通/表達的能力（或閩語之類發音系統的溝通親和力）。多數情況下，都是韻母不變，聲母對切，聲母相似的時候，就隻有加重讀了（比如「打」字，作為動詞時，普通話就隻比粵語高一個聲調）

而一般情況，都是演變後的某個地區近距離使用的口語，重新切音為文讀（官話），不過也有特例，曆史上的吳語，恐怕就是逆向改造的例子。《史記》上，吳《世家》的統治者，就是來源于人口密度相對更低的關中，西周分封的吳國統治者遷居江浙，自然不是百十人的規模，但對于江浙本地人而言，卻又是比例不高，于是在互動過程中，以自身韻母系統為藍本，對切長江流域的楚語的聲母，發展出吳國特色的日常口語。

所以，在對吳語的評價中，有說法認為吳語的韻母非常存古（接近上古黃河地區的韻母發音），同時又有說法認為吳語源于古楚語。而在筆者看來，兩種說法都對又都不對，因為最初的吳語，很可能是先秦吳國的”官話“，即楚聲周韻。

至于入聲，恐怕又是一個粵語作為漢語發音裡程碑的證據。一般看法認為，其他方言是部分的丢失了入聲，而普通話是完全失去了入聲。但若從發音随着人口密度改變而從适合大範圍溝通到近距離溝通的這個趨勢來看：最初的漢語，恐怕是入聲數量本來就不多的（甚至北方多數地區的發音系統最初本就不存在入聲），入聲系統逐步的完善，反而是漢語系統逐步完善的标志。

而普通話，其實就是官話、通用語，不是逐步形成的（即不是方言），而是短期改造的、以适用于大範圍溝通的。所以普通話去掉入聲，是傾向于演講功能的改造，不是丢失入聲，而是針對性地改善。

粵語九音（詩史試時市事色錫食）的複雜發音系統，更應該是逐步發展來的，而不是該摒棄的上古遺存。

以上觀點盡管僅是從一個文字的發音産生的推理，但放到很多字的方言發音上都能得到印證，有機會慢慢将不同文字的比較寫下來，以證明所言非虛。總之，漢語存在兩個發音系統，官話（雅語）是經過整理、綜合兩個發音系統而來的，官話與方言，并非對立的存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不該刻意打壓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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