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德福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本文原載《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導讀】“中國人好面兒”是一句常見的俗語，但如何要面子、怎麼耍面子，本文作者發現，不同地域各地特色。曾有評論認為，人們的面子運作，是為了影響資源支配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但“為了面子而面子”的事件層出不窮，似乎也不是完全為了個人目的。本文提出，中國人人際關系的邏輯起點不是個體，而是家庭、家族或者親緣關系，是先賦性的，因此必須要首先考慮本土社會特性。

作者把中國人的面子觀區分為三種類型，分别是競争性強的“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外顯性面子觀，偏好建構關系、容易異化人情的人際型面子觀，捍衛村落公共利益、舍“小家”成就“大家”的依附型面子觀。（1）外顯性面子觀是華北農村的主導性面子觀念，節衣縮食隻為了建房子，并在紅白喜事等儀式性消費中大肆鋪張，成為華北農民的沉重負擔。這與村莊内部小親族的存在息息相關，将生活價值依托于家庭興旺的華北農民是為了祖先和子孫而活。（2）在中部農村，因為缺乏籠罩性的血緣結構，人們的交往是開放的，因此每個人都要在交往中竭力表現自己的熱情與慷慨，并刻意營造表面的和氣。比如川渝農民喜歡“耍”，江漢平原農民認為活着就是在“混陽壽”等等。而這構成了人際型面子觀，除了紅白喜事等生命儀禮外，還有升學、參軍、做壽，等等，甚至出現了“三年不做事就要虧本”的說法，人情異化較為嚴重。（3）而在宗族結構相對固定的南方農村，同宗同族成員之間的競争變得沒有意義，但異姓宗族之間的競争凸顯出來，這間接促進了依附型面子觀的生成。也就是說既使是一個人獲得财富、權力的成功，如果不能為宗族做出貢獻，也不能獲得面子，隻有積極回報宗族，才能得到承認。

在以往的研究中，“面子”被看作“中國人常玩的權力遊戲”，但本文發現，“面子”也能反映中國人在社會生活中尋求做人的肯定性評價的價值觀念。這種集體認同形成的觀念在村落中形成強有力的地方性共識，成為引導人們在村落中生活和參與社會交往的價值與規範。

本文原題為《中國鄉村社會的面子觀及其地域分布特征》，原載《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鄉村社會的面子觀

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面子”一直是研究中國人行為和社會運作的核心概念。黃光國用社會交換論的視角建構了一個理解中國人行為的理論框架，他認為行動者的面子運作（即面子功夫）是為了影響資源支配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是“中國人常玩的一種權力遊戲”。但是，實際上，中國人人際關系的邏輯起點不是個體，而是家庭、家族或者親緣關系，是先賦性的。換句話說，如何更恰切地理解面子這一本土經驗現象，必須要首先考慮本土社會特性。

對于農民來說，其主要的社會生活“場域”是村落。生活在鄉村社會中的中國人要處理的是在村落中“做人”的問題，其所針對的對象也并非某個個體，而是要在村落中立足。因此，“面子”就不僅僅是人際交往中的技巧和策略，它更是中國農民在村落這個熟人社會中立足的重要依據，因此，村落中才會有“某某最有面子”的說法，即“面子”具有非常重要的評價意義，體現為人們對某種生活價值的追求。對于這種具有價值性的面子，本文稱之為“面子觀”，它指的是人們對“什麼是有（丢）面子”“什麼樣的面子值得在乎”的集體認同，這種集體認同形成的觀念會在村落中形成強有力的地方性共識，成為引導人們在村落中生活和參與社會交往的價值與規範。近年來的研究主要呈現了鄉村社會中的面子的某些面向，比如面子的社會控制功能、農民的面子競争、面子與村落權威生成、面子的分層等，而沒有全面細緻地考察農民面子觀念的差異性。

▍鄉村社會面子觀的類型

如前所述，面子觀念是在鄉村社會評價機制中具有導向意義的标準，它構成了村莊成員衡量他人是否有面子的主要标準，是村落成員獲取村落肯定性評價的努力方向，是農民獲得生活價值的主要來源。鄉村社會中的面子内涵包括以下幾個維度：一是面子标識物，即通過何種事或者物表現面子的有無、多少，面子标識物也是人們追求的具有社會評價意義的目标；二是面子生成機制，即人們通過何種方式獲得面子；三是面子行為的能動性，體現了人們追求面子行為的自主性程度，通過這個維度可以發現鄉村社會對人們追求面子行為的約束程度；四是面子的競争性，這種性質表征的是鄉村社會中面子資源的稀缺程度，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在社會評價體系中改變個人地位的空間。據此，可以将鄉村社會中的面子觀區分為三種類型。

1. 外顯型面子觀

外顯型面子觀表現為炫耀性地表達自身實力，受這種面子觀念影響的行動者注重在具有極強外顯型、可視性的事和物上投放自己的資源，以向其他村民顯示、證明自己的實力。外顯型面子觀的突出特點是行動者能動性強，面子标識物的可比性強、面子行為的競争性強，容易陷入惡性膨脹，出現“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名實分離”，即行動者的面子競争變成對面子标識物的競争，手段被置換為目的。外顯型面子容易被研究者理解為農民對金錢、權力等社會地位和聲譽的追求，甚至将面子與社會分層聯系起來，認為隻有社會地位高的人才具有面子。這種理解是将面子與西方社會理論中的“社會地位”做了機械式地比附，“社會地位”是一系列客觀指标（如财富、權力等）的集成，具備了這些客觀指标就可以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進而也就有了“面子”，但在鄉村社會中并非如此。在客觀的面子标識物（比如财富）競争上勝出，可以獲得“有面子”的評價，但并不代表其在鄉村社會中的地位高，換句話說，外顯型面子觀是面向村落所有成員開放的，是人人可以競逐的肯定性評價，而村落社會地位則特指村落精英所擁有的權威，二者并不總是重合的。

2. 人際型面子觀

人際型面子觀表現為人際互動中的慷慨熱情，受這種面子觀念影響的行動者特别注重在社會交往中投入資源，努力建構和維持與他人的友好關系。這種對建構關系的偏好并不完全是出于工具性目的，“關系資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驕傲并為之傾注心血的東西。人際型面子觀的突出特點與外顯型面子類似，比如也存在行動者個體能動性強、面子标識物可比性強的特點，但面子标識物與其不同。人際型面子的标識物是能夠建構維系人際關系的事物，最明顯的是待客與互助，注重人際型面子的人要在待客時準備高質量的宴席，要在他人需要時提供必要的幫助。人際型面子觀的競争性與外顯型面子也有不同，後者表現為激烈競争，而前者的競争性則要弱得多，因為鄉村社會中的交往是開放的，原則上每個人都可以與每個人建立交往關系，那些更會為人處事的人就可能積聚更高的“人氣”，獲得更好的“人緣”。鄉村社會中的交往是人情化的，在人際型面子觀念主導的村落，農民的人情圈就會很大，且人情交往的形式化色彩非常濃，甚至在雙方發生矛盾後人情關系仍然不會斷，結果就是人情非常容易“異化”。

3. 依附型面子觀

依附型面子觀表現為村落成員的社會行為特别注意地方性規範的要求，個體分享并追求村落公共的規範與價值觀，表現出來的“面子”往往具有長期性、公共性，而非在一時一事上與他人的競争，在村落中最受推崇的“面子”往往特指那些能夠捍衛村落公共利益和榮譽的行為，行動者個人或者“家”的“小”面子反而不重要。依附型面子觀更少個體的能動性，面子标識物與面子行為之間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和協調性。正是因為有社會結構、地方性規範和價值的約束，有學者認為中國人的“面子”就是“依附于社會的自尊”，但筆者所言的“依附型面子”與“依附型自尊”并不相同，面子比自尊更多社會學上的價值，在鄉村社會中，獲得這種面子不隻是個體的榮耀，更是與其關聯的家庭、家族乃至所有親友都可共享的，使用“依附型”來概括這種面子觀的性質，是為了突出其超越個體、家庭而具有的公共性。

▍面子觀的地域分布特征

全國主要農村地區存在南、北、中的差異。三種面子觀類型在不同區域的鄉村社會中具有不同的主導類型，成為村落成員評價“最有面子”的主要标準。

外顯型面子觀是華北農村的主導性面子觀念，尤其在黃淮海平原農村最為明顯，華北農民競争最激烈的面子觀體現在建房和紅白喜事的儀式上。到華北農村調查，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村莊中漂亮高大的房子與農民簡樸的飲食之間的反差，華北農民将建一棟漂亮的房子視為最重要的人生任務之一。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華北農村就普遍掀起建房熱潮，房子的樣式也在随着時代變化而不斷翻新，高度不斷增加，甚至高到不可思議的程度。華北農民為了建房子可謂不惜血本，為了建房子不得不節衣縮食，降低自己的物質生活标準。在當地農民看來，吃得好是不會過日子的表現，吃什麼是個人的事情，有本事的人不是吃得好，而是能夠建上好房子。與建房競争類似，華北農村在紅白喜事的儀式上也呈現出激烈的競争，村民之間甚至在舉辦儀式活動上打擂台，這家請了一台戲，那家就請兩台戲，如果恰巧兩家辦事趕在同一天，就會互相較勁，互不相讓，哪家吸引到的觀衆多，哪家才算勝利，才有了面子。紅白喜事的儀式競争近年來已經發展到非常荒誕的程度，那就是喪事上跳起脫衣舞，演唱歡快甚至低俗的流行歌曲。與建房一樣，紅白喜事的儀式性消費也成為華北農民的沉重負擔，這在學者看來已經近乎非理性的競争行為，在農民看來卻是理所當然，“你說自己好那不是好，心裡還不踏實，隻有外面的人都說你好，你才覺得好。人都是愛面子的”，要讓别人說好，就是要在這兩件最重要的事情上表現出自己的實力，證明自己生活過得好，這樣才能在村莊中獲得面子。有研究表明，華北農民曆史上就非常在乎不惜以超經濟實力甚至非理性的方式來追逐“面子”“聲譽”。

人際型面子觀是中部農村主導性的面子觀念，在兩湖平原和川渝地區等皆有表現。在這些農村地區較少見到村民像華北農民那樣節衣縮食建造房屋，相反，中部農民甯可住在低矮破舊的房子裡，也不會降低自己的物質生活标準，他們注重的是生活享受。在這些農村調研最明顯的感受是農民普遍非常熱情，常常挽留調研者吃飯，主人還會指着滿桌豐盛的飯菜連連抱歉地說“沒什麼好菜”。一位農民曾以孔子周遊列國為例說明待客之道的重要性，那些沒有好好招待孔子的國家，孔子都不會再去了，因此“你家裡賢惠，待人熱情、誠懇，人家才會再來”。人際型面子觀主導的村莊中，村民之間都保持着表面上的和氣，誰都不願意主動得罪别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為了維持這種關系，并且獲取基本的面子，村民要将大量資源投入人情往來之中。中部農村的人情往來單位一般為村民小組，同組某家辦事，所有家庭都要去趕人情，主家則要準備豐盛的宴席宴請賓朋。同華北和南方農村相比較，中部農村的人情往來負擔最重、宴席規模最大、人情項目最多，一般每家每年的人情開支都達數千元，宴席規模數十乃至上百桌。人情項目除了紅白喜事等生命儀禮外，還有升學、參軍、做壽，等等，甚至出現了“三年不做事就要虧本”的說法，人情異化非常嚴重。雖然如此，中部農民仍然陷于其中難以自拔，哪怕兩家關系很差，表面上也要和和氣氣，人情往來照走不誤，除非有一方甘願冒風險主動中斷關系。正如農民所說，“交際面太窄的人沒什麼面子。在村裡最重要的面子是與大家的關系處理得好，一個有關系的人就是一個有面子的人，為人說話不行、與人關系不好、交際面太窄的人沒什麼面子”。

依附型面子觀是南方農村主導性的面子觀念，在湘南、贛粵閩地區等宗族型村莊尤為明顯。許烺光曾提出“情境中心”來理解中國人的心理、行為及生活方式，并認為“一切都取決于個人是否在祖先的蔭庇之下”，他還指出生活在“祖蔭下”的中國人成功後都會做三件事：榮歸故裡、告老還鄉、報效宗族，這正是依附型面子的典型表現。翟學偉認為許烺光的觀點無法解釋臉面觀中名實分離的問題，筆者以為，名實相符恰是依附型面子觀區别于外顯型面子觀和人際型面子觀的關鍵所在。宗族村莊的主導性面子來自那些為宗族利益挺身而出、為宗族增光添彩、為宗族事務主持公道的行為，而非個體的能力張揚，也就是說既使是一個人獲得了财富、權力上的成功，但如果不能為宗族作出貢獻，同樣不能獲得面子，隻有積極回報宗族，才能夠得到承認。即使那些為外部社會評價體系不認可的人，如果滿足上述标準，同樣能夠赢得面子，楊華在湘南就發現一些為宗族利益挺身而出被判刑入獄的混混，反而被宗族視為英雄尊重、頌揚。

總之，盡管上述三種面子觀念可能并存于同一個鄉村社會中，但往往隻有一種類型發揮主導作用，成為村落成員評價面子的主要标準。三種面子觀類型及其在不同區域村落的主導型如表1所示：

表1 鄉村社會的面子觀類型

▍面子觀差異的社會基礎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對面子生成的解釋往往歸因于儒家傳統文化和宗法結構，這種試圖将儒家倫理與日常實踐相互關聯起來的努力被批評為“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帶有本質主義色彩的文化決定論研究”。前述分析表明，統一的文化與社會結構在解釋鄉村社會面子觀的區域差異上是無力的，也就是說，要理解當下中國農民的面子觀念和行為，應該進入到鄉村社會的現實中去探究。筆者認為，主導性面子觀念的區域差異與鄉村社會内在的社會結構以及由其形塑的地方性價值觀差異緊密相關。

1. 華北農村

華北農村社會結構的特點是村莊内存在數個單姓或雜姓的小規模血緣單位，其範圍大緻在五服以内，一二十戶左右的規模。不同地區對這種血緣單位的稱呼不同，河南農村稱為“門子”，關中農村稱為“戶族”，可将其統稱為“小親族”。小親族不同于學術界通常使用的“家族”，因為一般同姓的即可視為家族，實際上同姓家族内部可能分裂成若幹競争激烈的小親族。小親族對華北農民的意義主要是提供一個互助合作的單位，尤其是在舉辦紅白喜事等重大生命儀禮時，小親族發揮着關鍵性作用。因此，小親族主要是一個功能性的存在，它對農民行動的約束能力比較弱，農民的個體能動性比較強。小親族的存在使村莊中形成非常濃厚的競争氛圍，社會生活中的競争主要表現為農民家庭之間的生活競賽。所謂生活競賽就是競争誰家的日子過得好，競争首先在兄弟家庭之間展開，因為兄弟家庭之間從母體家庭獲得了幾乎相當的初始資源，因此對兄弟們來說，他們其實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此後的生活完全取決于他們個人的勤勞努力程度，他們之間天然地存在着“較勁”的動力和壓力，特别是考慮到妻子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就更好理解了。華北農民的價值觀也加劇了家庭之間的生活競賽，楊懋春曾經出色地分析過農民是如何為祖先和子孫而活，一個農民能否心安理得、心滿意足地死去，“有臉去見祖宗”，關鍵是看他能否把繼承來的家庭财産保值增值，也就是說，對華北農民來說，其生活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在于終其一生的努力使自己的家庭興旺發達，如果能夠實現這一點，那麼生前他可以享受到家庭競賽獲勝的面子滿足，死後亦可“有臉去見祖先”。從這個意義上講，華北農民的生活價值是依托于家庭的興旺與綿延之上的。總之，分裂的村莊社會結構和注重家庭的價值觀念，使華北農民特别看重能夠表現家庭實力的面子，為了獲得這種面子，他們願意壓低物質生活标準而積聚家庭财富，并将其轉化為外顯的标識物，他們從這種激烈競争中收獲的不隻是當下的面子體驗，還有無愧祖先的生命意義。

2. 中部農村

中部農村社會結構的特點是村莊中基本上不存在超越家庭的具備較強認同感和一緻行動能力的血緣單位，農民之間呈現出分散的原子化狀态。因為缺乏籠罩性的血緣結構，農民之間不存在先賦性的結構地位分化，可以說是“人人生而平等”。另外，中部農村的共同特點是村莊形成較為晚近，村莊曆史較短，來不及發育出較大的血緣結構和較強的地方性規範，這些都使得農民個體行動的能動性很強。缺乏可以依靠的結構性力量，農民就天然地傾向建構廣泛的社會關系。中部農村的社會關系以地緣為主，人們的交往是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和其他任何人建立關系，這樣村莊中的社會關系就呈現出明顯的網絡化特征。因此，在中部農村，建構關系的能力強，關系網規模大，化解風險和應對困難的機會就多，辦紅白喜事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人來參加、捧場，場面才會熱鬧，這樣的人就會在村莊中獲得面子。為此，每個人都要在交往中竭力表現自己的熱情與慷慨以取悅于朋友，維持和擴大自己的社會關系網。對關系的看重還使得人們刻意營造表面的和氣，誰都不願主動得罪他人，得罪了一個人就可能意味着得罪與這個人有關系的更多的人，使自己難以在村莊中立足。中部農民對交往的重視與其價值觀是相輔相成的，中部農民比華北和南方農民更懂得享受生活，他們對生活沒有超越時空大限的預期，他們非但沒有對宗族綿延的認同，甚至不會像華北農民那樣期待家庭的綿延，今世的勞動必須要在今世轉化為生活的享受，比如川渝農民喜歡“耍”，江漢平原的農民認為活着就是在“混陽壽”等等。注重享受的價值觀發展出了以湊熱鬧為目的的儀式性人情，因此中部農村的紅白喜事不像華北那樣注重儀式的奢華，也不像南方那樣講究莊重，而是重在提供好的飲食和歡快的娛樂機會，主家隻有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參加，也才能讓參加的人滿意，才能獲得人們的好評，收獲自己的面子。

3. 南方農村

南方農村社會結構的特點是存在籠罩整個社區，甚至超社區的血緣結構單位——宗族。在宗族内，人們的結構地位是先賦性的、不可變動的，個人成功與否并不改變其在宗族内的結構地位，除非他的成功同時帶來宗族的榮耀，并為宗族謀得利益。結構地位的相對固定，使得村莊内同宗同族成員之間的競争變得沒有意義，但卻使異姓宗族之間的競争凸顯出來，因此，那些能夠在宗族間競争中為本族做了貢獻的人就會獲得全族成員的頌揚與尊重，而那些個人成功後不能回饋鄉裡和關鍵時刻不能為宗族挺身而出的人，就會受到全族成員的鄙視和排斥。對于終生生活在村莊中的人來說，宗族還為他提供了一整套行為規範與價值評價體系，生活在這種村落裡的人們都對自己的行為和生活存在穩定的預期，他們懂得自己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比如同樣是人情交往，宗族村莊就存在嚴格的規矩，送禮的多少必須按照關系親疏遠近确定，而不是根據私人交往程度來衡量。宗族利益和地方性規範的維系，需要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主持公道，這樣的人不怕得罪人，能夠“黑着臉說直話”，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成為村莊中“說話算話”的人，有面子的人，這裡的“面子”等同于“權威”。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宗族的榮耀和綿延已經融入到其家庭的興旺和綿延之中，但與華北農民不同的是，家庭的興旺主要不是表現為生活競賽中的成功，而是培養出能夠光宗耀祖的下一代，于是，家庭的傳宗接代與宗族的綿延融為一體，正如楊華所指出的，宗族村莊的面子“回應的是整個家庭、家族或宗族的曆史和未來，一個成年男子及其家庭一生都在為其折騰”。

概言之，鄉村社會主導性面子觀的區域差異是由社會結構與地方性價值觀共同型塑而成的（表2）。

表2 鄉村社會面子觀差異的社會基礎

總之，“面子”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本土社會心理現象，其有趣之處就在于它是理解中國人之人際交往和社會生活邏輯極好的切入口，透過其生活化的微妙模糊之處，可以發現其所蘊含的頗具社會學想象力的學理闡釋空間和學術生長空間，在這一點上，本土社會心理學研究已經做出了頗為出色的學術努力。不過，受其學科視野所限，社會心理學更多地是在微觀的人際互動中讨論面子的運作邏輯，忽視了其在中國人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價值導向作用，也就是說，“面子”不隻是人際互動中具有工具性色彩的策略運作方式，也反映了中國人在社會生活中尋求做人之肯定性評價的價值觀念。

從價值維度考察面子觀在鄉村社會中的存在與影響，得到了為微觀人際互動研究所忽視的有趣發現，這說明作為一項本土社會心理現象，面子的内涵其實相當豐富，而要真正體悟、把握和揭示其豐富性，本土社會的社會性質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經驗起點。

本文原題為《中國鄉村社會的面子觀及其地域分布特征》，原載《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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