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夢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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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兩部重要史書，其一是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其二則是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其中，《史記》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如果說《史記》勝在了文筆卓絕，兼具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那麼《資治通鑒》則勝在了内容廣泛，涵蓋了16朝1362年的曆史，時間維度跨越了“二十四史”中的前十九部正史。

但是，與《史記》起筆于《五帝本紀》不同，司馬光在編著《資治通鑒》時，以“三家分晉”為開篇。那麼，其用意何在呢？

（司馬光畫像）

所謂“三家分晉”，就是指晉國被韓、趙、魏三家瓜分的曆史事件。筆者的上一篇文章，着重介紹了“三家分晉”的曆史意義，簡而言之就是“三家分晉”不僅标志着春秋的終結，戰國的開啟，同時也為秦國日後兼并六國、統一天下埋下伏筆，對整個中國曆史進程具有重大影響。

誠然，“三家分晉”的曆史意義重大，曆史影響深遠，但是，這隻是司馬光将其作為《資治通鑒》開篇的次要原因，若要探究主要原因，則需從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的意圖和曆史背景說起。

（資治通鑒）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的初衷：

《資治通鑒》之所以叫《資治通鑒》，是因為宋神宗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因此而定名。也就是說，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不隻是因為“曆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紀傳體史”，更是為了總結曆史經驗，以供統治者借鑒。

那麼，司馬光到底希望統治者（具體說，主要是宋神宗）從“三家分晉”中得到什麼經驗或教訓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宋神宗畫像）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的曆史背景：

《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是一部史料詳實繁複的鴻篇巨制。司馬光編著此書，曆時長達19年之久，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在退居洛陽的15年裡完成的。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一心緻君堯舜上的司馬光，因何遠離中央長達15年之久？

（王安石變法）

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熟悉北宋曆史的讀者想必已經猜到，沒錯，正是源于反對王安石變法。

在北宋神宗朝，王安石與司馬光是不得不提的兩個典型、兩股勢力。其中，王安石是“新黨”領袖，主張通過變法富國強兵，以實現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的目的。司馬光則是“舊黨”的代表人物，對王安石變法持徹底的否定态度。

宋神宗熙甯四年（公元1071年），司馬光在新舊黨争中落敗，自請退居洛陽。此後15年，他遠離京師，絕口不論朝政，一心編著《資治通鑒》。

（《清平樂》司馬光劇照）

司馬光以“三家分晉”為《資治通鑒》開篇的用意：

弄清了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的初衷和曆史背景，我們再來看以“三家分晉”作為開篇有何深意。

相對于王安石的創新精神，司馬光無疑是保守而遵循禮制的，“舊黨”反對變法，更是常以天命論為依據。王安石其人，有着明顯的“三不足”思想，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今人觀點來看，“三不足”思想是一種唯物主義天道觀，但在司馬光看來，這無疑是違背天命的、破壞禮制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

司馬光畢生推崇禮樂之制，認為尊卑有序，君臣有别，不可更改，不能逾越。他的這種思想貫穿始終，從未改變，在其作品中屢有展現。比如，司馬光認為周文王編《周易》，之所以把《乾》《坤》列為前兩卦，就是為了強調尊卑上下的禮義之道。

（三家分晉）

“三家分晉”是以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冊封韓、趙、魏為諸侯為時間節點的。也就是說，以下克上的“三家分晉”得到了周天子的認可乃至于支持。所以司馬光認為，這一事件是對君臣之禮的徹底破壞，是禮崩樂壞的開端，周王室正是由此走向了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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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以“三家分晉”這一曆史事件作為《資治通鑒》的開篇，一方面是為全書奠定基調，另一方面也是在宣誓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希望以此告誡宋神宗乃至之後的王朝統治者，要吸取“三家分晉”的曆史教訓，做到恪守禮制、遵從天命，而不能效仿王安石之流，逆天行事，遭緻禍端。

當然，這隻是司馬光的個人政治主張，筆者認為，王安石變法還是有其先進性和可取之處的。

參考資料：《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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