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我畢生從事于書畫一道，并非偶然，這與我的家世有關。

我五歲開始習字，習字與識字差不多是同時進行。父親對我的啟蒙教育不是讓我臨摹碑帖，而是為我寫下二十五個楷體字的範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禮也。”大小如胡桃，應該說是中楷，我學得很起勁。

王學仲

“上大人”寫得有所進步，便讓我寫筆劃煩瑣的範本：“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樓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所用的紙是較粗的仿稿紙，筆則按照大人的要求用羊毫軟筆，說這樣才能練出筆力。

六歲入小學後，則正式專攻小楷。教師、家長對學生的小楷字都很重視，一來學生做筆記、答試卷、寫作業都用小楷，隻有寫信才可以用行書。

中國書史一向重視小楷，曆代推崇鐘元常、王羲之的小楷書。影響所及，日本天平年間的光明皇後也臨得一手王羲之《樂毅論》娟雅的小楷書。

王學仲書法作品

父親看我的小楷寫得有所長進，便讓我抄錄他的詩文，抄錄古籍。他說，抄書也是練字，蘇東坡就是通過抄書練成一筆好字的。這種訓練可謂一石二鳥，既練了字，又學了古詩文辭，二十歲以前這種抄書活動，是我每日的常課。

1937年日寇侵入山東，我們一家逃難遷至峄縣山區。此間無處買紙習字，技癢無聊便到村外閑步。村邊有一大河，繞村而下，無意間發現河灘上的淤沙所結成的闆塊，靠河岸處則裂成片狀，因系層層淤積，異常容易地就可以揭下來。我突發奇想，在上面是否可以寫字呢？我捧了好多片沙闆回到住處，溶墨書寫，手感很好。于是我在逃難時也找到上好的書寫材料了。

王學仲書法作品

顔真卿在他的書法理論中主張點針行筆法，這一行筆法要求在運筆時将筆鋒點點入紙，力透紙背而後行。在農村中，婦女做布鞋都是先納鞋底，尖錐、針線運作，在“千層底”上留下用點納成的線。我想，顔真卿當年是否由此而受到啟發，而創造了他的點針行筆理論呢？當我第一次看到了縫紉機的運作，這一呆想又活了起來。于是在行筆中，有意地摹仿縫紉機點針運行，使意念與筆力都透過紙背。離亂中，便在随身帶的書籍的天地空白做了筆墨運行的疆場；碑帖上片斷摘錄的晉唐人寫經，也使我饒有興趣。

漢隸書家邊秋水先生在山東很有名氣，那時他在滕縣城裡富商黃旭齋家作幕賓，通過長輩人的介紹，我常去向他請益。他的隸書，規模鄧石如，是阮元“北碑南帖”論者，強調古阙貞石、豐碑大碣都是用隸體書寫，因此隸書在諸種書體中至為重要。他根據阮元見解，認為書家不管長于何種書體，而以能否在隸書上有真功夫為衡量書家水平之正則。

王學仲書法作品

他曾教導我說：“唯有習隸書才可以上通下達。上通即打開掌握金文、甲骨、秦篆的通道，下達則指對正書、行草的熟稔。一個書家不管兼長多少書體，隸書永遠是正工。”根據他的要求，我在中學後期主攻《張遷碑》、《禮器碑》、《華山廟碑》。通過對這些碑版的臨習掌握，以确立自己書體的性質。

他嚴苛約束我先求形質，後求蕭散，再求雄肆。這對年輕人而好高骛遠、急于事功的我來說，實在是一副對症的良藥。我在隸書上下過一定功夫，并終身受用，實在應該歸功于這位嚴師的苛教。

王學仲書法作品

十四歲那年，父親開始正式讓我練習草書。他教我的方法是先識記草字，臨《右軍将軍王羲之草訣百韻歌》。臨過之後，還得讓我把草字的筆意默寫出來。這一課題完成後，才是臨孫過庭《書譜》。他認為《書譜》沒有狂怪習氣，并且文長字多，字字有法度可守，是草書的好範本。曆史上也有人反對孫過庭，說他的草字“千人一面，萬字雷同”。我臨了幾遍，受益匪淺。此後，換寫《十七帖》，草書的步序才逐漸分明起來。

明清以降，畫家與書家的字有了一些區别，吳昌碩的海派，也影響到我們這個小小的縣城。我和摯友陳禮堂又學習他的題畫用筆，但我們沒有吳昌碩石鼓文的篆字功夫，隻學些皮毛，自己也很不滿意。

張洪明、黃明遠在我的墨海生涯中是不能遺忘的人物，雖然他們都不是書畫家。張洪明在滕縣開了一家“洪明碑帖社”，與我姐夫開設的全盛百貨店正是對門。他經常往返于西安、河南、北京等地，購進或交換碑帖，因此他店裡碑帖的品種最多最全。我經常到他店裡翻看碑帖，自然就成了朋友。由他的介紹，我認識了善國門外的黃明遠，縣商會會長，是碑帖收藏極富的人。

王學仲書法作品

1942年，我的書畫好友陳禮堂在濟南愛美中學畢業，他約我同去報考北京的京華美術學院，便把京華美術學院的招生簡章寄給了我。簡章上列有任課教師的姓名，如花鳥畫教師齊白石、汪慎生、邱石冥、趙孟朱，山水畫教師吳鏡汀、黃賓虹、胡蔚喬，人物畫教師吳光宇，金石文字學教師有容庚……皆一時藝壇巨子，于是心生仰摹向往之情，決心束裝北上。

行前，我把書畫作品預先寄給院長邱石冥先生審閱，他讓教務處的一位姓馬的先生答複我，希望我去應試，這使我的決心之外又增加了信心。

1950年我作為北平藝專的學生，随山水畫家李可染老師和李芸生同學（現居香港）去拜訪白石老人時，李先生作為他的得意門生特意買了活蝦作為禮物。九十高齡的齊老人這天特别高興，單是送給我的就有兩幅畫，一幅是菊，一幅是蝦。他說，為了畫蝦，直到現在我還在觀察蝦，“為萬蟲寫照，惟鱗屬之龍，未嘗親見，不敢大膽妄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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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老人所畫動物不是追憶少年時代所見，便是北上之後所見，不曾見到的東西是絕不畫的。他重獨創，重實踐的精神，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隻因他年事已高，不便打擾，所以沒向他學到更多的知識，追憶起來是深感遺憾的。

我為自己立定的學藝方法，既要向自己的老師學，也要向師門外的各家學。

針對1985年藝壇所刮起的崇洋風，我發表《東學西漸，歐風漢骨》，該文有些反響，亦曾被台灣轉載。為此，澳門東亞大學借澳門舉辦中國藝術節之機，邀我去講學并舉辦個展。我在該校講演《崇敬行為與藝術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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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交遊不廣，然而論世知人，以傾蓋方能相知，學術之士，不能以交遊為藝術公關和廣告。學術的是與非，如天體望遠鏡，愈遠而愈明，當不計較一時之惡好得失。人生如白雲蒼狗而生涯變幻無窮盡，矢志于一處時便會雜念排除，胸中有境界，下筆無邪氣。

藝術本無魔障，而治藝之人都常自設障翳，一學藝便先貶抑他人，互為持攻，營營苟苟，功夫用不到學業之上。藝術上另有一難，即在進取中産生一個個的心理障礙，這樣便會走向偏頗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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