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磊/文

叙事（narrative）是一個學術上的說法，可以理解為講述事情，或者講故事（storytelling）。而故事（story）的内容既可以是虛構的，小說也用這個詞；也可以是非虛構的。叙事一般是指用語言文字叙述一個或一連串真實或虛構的事件，我們最常見到的是文學叙事和曆史叙事，而經濟學界近年也在提倡采用叙事的研究方法，所以就有了經濟學叙事，這涉及了經濟學與人文學科的交流對話。

叙事必然以文化為背景，帶有明确的價值觀的印迹。而且叙事是最符合人類大腦接受習慣的一種交流方式。如何讓叙事深入人心和産生廣泛持久影響，我們就需要研究叙事的結構和規律。《叙事的勝利：在大衆文化時代講故事》提出并回答了5個叙事的核心問題，凝結了作者近半個世紀的思考，從流言到個人經曆，描述文明進程的宏大叙事，新聞故事到當代大衆文化的都市傳說，嘗試解釋用生活中的真實故事識别公共叙事的意義。

叙事起于流言，這是一個有趣的觀點，作者認為流言其實即是人與人口口相傳的故事。這個觀點與希勒的經濟學叙事的說法異曲同工。叙事的傳播猶如病毒擴散，而口頭傳播可能具有最類似病毒擴散的機制。

亞裡士多德對叙事有個精辟概括：叙事中需要“覺知”（即那些我們熟悉的事物），也需要“逆轉”（即一種命運的轉變）。經濟學叙事也類似，其中必然包含一個均衡，過渡，一個新的均衡和結局。如何講好這個故事，就必須将其簡化，留下大家熟悉的情節，激發人們的情感，去掉不相關的細枝末節和遊移不定的感覺。一個好的叙事，尤其是文學叙事，應該包含兩個層面：故事本身和故事中的故事。後者隐含了關于人際關系和文學政治的所有内容，這是一種轉變成了文學的流言，因而獲得了更好的傳播力。

無論文學、曆史還是經濟學叙事，都不是單純的事件，也不是事件的堆砌，這一點經常被人誤解。一個叙事必須是承載意義的，其中常見的就是信念或價值觀，叙述者的目的也是通過對事件的描述來傳播這些觀念。所以叙事必然會引發某些群體的思想共鳴，而叙事如何最大化這種效果，則是方法所決定的。叙事的結構中包裹了真相、希望和恐懼，用于引發人們的共情與同理心，達到解釋、教育甚至娛樂的目的。文學叙事的主要特質是懸念、組織、腔調、情緒和觀點。叙事可以作為一種讨論複雜的社會問題的方式。

叙事離我們每個人并不遙遠。人們常說的“人設”就是每個人給自己編排的故事，用來幫助人們創造和維持某種人格形象的完整性。人類存在的意義，每個人對生活的理解和期待，也融進了其個人叙事之中。我們想讓别人了解自己是如何成為自己的，并希望這個故事的價值能得到認可。一些個人故事得到了廣泛傳播，給這些人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也不時會提到“人設”崩塌的噩耗。

學術界對于叙事的看法有分歧。曆史學是最适合叙事方法的，因為曆史事件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時間排列的順序，但是近年出現了“計量曆史學”。曆史學家借用統計方法分析大量曆史數據進行計量研究，并從中得出規律。而經濟學家則開始反思數學模型和計量方法的局限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希勒和弗農·史密斯分别提出了叙事經濟學、人的經濟學（humanomics），也是為了完善人們對主流經濟學的質疑。行為經濟學仍未完全脫離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範式，而且忽視了文化因素，希勒有針對性地用叙事這種必然基于文化的方法對市場波動進行分析，提供了最終在情感和知識層面理解經濟事件的方法論；而史密斯則主張回到亞當斯密的古典傳統，完全抛開了理性和效用這些新古典概念，用自愛自律和公正、善行這些屬于基本人性的特征，重構了經濟學叙事體系。

叙事如果隻講事實作為支撐其理論的道具，是很難流行的，它還必須具有明确的情感和道德倫理框架。叙事能夠勝出的原因在于它的洞察力，以及在某些方面對我們的集體想象的支配力。當然，在使用叙事這一工具的時候，考慮到會被誤導，我們決不能停止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各種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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