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一座怎樣的城市？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有一個答案能夠赢得所有人的共識：年輕。

深圳是一座年輕的城市，用40多年的時間，從一個邊陲小鎮蝶變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深圳也是一個最多年輕人的城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齡隻有33歲。

年輕就是這座城市最突出的特質。年輕奮勇的深圳，吸引着熱血澎湃的年輕人，他們跟這座城一樣，生機勃勃、充滿活力、包容萬象。

深圳，就是城市的“後浪”，且已綻放耀眼的光芒。

這種特質，在此次防控疫情的戰場上，同樣體現得淋漓盡緻。在急難險重的戰疫場景裡，一批年輕人湧入我們的視野。無論是在烈日下還是暴雨中，無論是在清晨還是在深夜，在醫院、在社區、在學校……他們或奔赴支援或堅守崗位，撕掉95後00後身上的刻闆标簽，用行動展示了年輕人的奮鬥本色。

他們大聲告訴世界：這就是深圳，這就是後浪。

熱搜女孩李秀萍：

生活可以很佛系，但工作絕對不能佛

李秀萍沒有想過自己也有上微博熱搜的一天，熱搜标題是#“95後”核酸檢測員，通宵單手擰檢測管2000餘次。得知這個消息時她在實驗室裡，微信突然被消息轟炸，連好幾年沒聯系過的同學也發來消息問“這是你嗎？”。“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實驗室裡信号不好打不開截圖。”李秀萍說。

近期為及時應對疫情變化，核酸檢測排查的需求大幅增加，壓力落到了醫院的檢驗科人員身上。提取一個試管樣本需要擰開一次、擰緊一次，為了提高檢測速度，李秀萍單手擰檢測管，最高紀錄一晚上能加樣2000餘次。而這樣高效的代價，是不眠不休和手上被磨出的血泡。

在實驗室裡無疑是難熬的，面對着發下的“緊急任務”，李秀萍感覺自己在通關打BOSS。“任務是有量的限制的，你知道你要完成多少，但我們在實驗室裡其實并不知道還有久才能結束。”李秀萍說，“這段時間檢測量大，結果要得又急，哪怕已經在争分奪秒也經常會被催促。”眼看着樣本逐漸被“消滅”，以為看見了結束的曙光，下一批馬上又送了過來，仿佛沒有止境。一低頭，一擡頭，天就亮了。

和工作時的高效、迅速不同，李秀萍在生活中總是不緊不慢，甚至很“佛系”。李秀萍自稱95後中的“奇葩”，不上B站不刷抖音，下班一有時間就沉迷拼圖，家裡已經有十幾副成品。“其實就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入坑的，第一幅拼圖我拼了一個星期。”李秀萍說，“拼拼圖的魅力就在于過程很煎熬、很痛苦，但完成之後巨有成就感。”

剛上熱搜的“兵荒馬亂”過去後，一切又歸于日常，李秀萍并不把熱搜看得“意義非凡”，該做實驗做實驗，該上班上班。在她看來，她隻是做了這個崗位應該做的事，自己隻是一個縮影。“還有很多人跟我一樣辛苦，可能以前核酸檢測、檢驗科以前存在感太弱，才突然激起了大家的關注。”李秀萍說，“隻希望以後核酸檢測不再是新聞裡的一個數目，冷冰冰的數字後面其實有一群人付出了日日夜夜的努力。”

為了保證核酸檢測出結果的速度，疫情期間核酸實驗室人員24小時運轉兩班倒，晚上六點進實驗室，第二天早上六點才出來。“我可以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拼一幅拼圖，但工作忙起來我連上廁所都覺得是浪費時間。平常佛系是我的生活，工作有工作的要求，在工作上佛系是對他人的不尊重也是不負責。”李秀萍說，“該拼就要拼。”

生活并不隻有一種狀态，該休息就躺會兒，該工作就拼會兒，張弛有度才能走得更遠。生活中的他們或佛系或無謂，但面對責任，他們也能拼出一個“前所未有”。

00後華僑子女江旭：

在抗疫一線幫助他人，就是愛國

藍天白雲下成片的綠意是南方獨有的風景，終年燦爛溫暖的陽光灑遍大街小巷，照亮城市中每一個人的臉龐。一抹奪目的紅色活躍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為人們提供着如春風般溫和的服務和幫助，他們是“志願者之城”裡的志願者們。散布在各個街道的“U站”是志願者們的陣地，将其作為圓心向外輻射，傳遞關懷與愛心。

1989年，以19名志願者開通青少年服務熱線電話為起點，誕生了内地第一個法人志願者組織，即深圳市義工聯。“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口号的下半句逐漸深入人心——“來了就做志願者”。現在的深圳義工有208萬注冊志願者，他們深入這座城市，參與到方方面面的工作當中，環境治理、關愛弱勢群體、講解科普、秩序維護……處處都有那一抹紅，在疫情告急時刻，他們從未遲到、從不缺席。

志願者江旭今年隻有19歲，在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他曾報名參加援漢義工隊，但因年紀太小而被拒絕。想要幫助他人的想法一直留在江旭心中，深圳“521”疫情後，他第一時間參與到了寶安區大大小小的志願服務工作當中，隻要哪裡有需要，他便毫不猶豫地前往支援。按平日裡的情況，江旭的手機一天需要充兩次電，在抗疫一線忙起來連喝口水的空閑都沒有，更别提看手機，一天工作結束他還能剩下40%電量。

江旭是華僑子女，曾跟随着父母在非洲度過6年寒暑假，親眼目睹過貨物被偷盜、車輛被偷賣、商店被砸搶，“遠遠看着是一整隻羊，但突然嘩啦一下，所有蒼蠅都飛了起來，那是一隻死了的卻被覆滿蒼蠅的羊。”在海外的特殊經曆讓江旭對祖國的愛更加深沉，總是想要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

在這段時間的抗疫工作中，讓江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聾啞外賣小哥，為了保證他順利接種，江旭口手并用、全程陪伴着他。“幸好沒有錯過一個需要幫助的人。”江旭說，“假如沒辦法實現特别宏大的夢想，那就随手做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在抗疫一線幫助他人，這就是愛國了。”

每一個來到深圳打拼的年輕人，都有從陌生到熟悉的過程，在這條路上來自他人的關懷是最動人的溫暖。志願者們通過關懷他人來傳遞溫度，通過散播關愛來獲得尊重，而接收到關懷和關愛的我們，又将其傳遞出去。正是在這樣的交往當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拉近，我們漸漸學會去理解、去尊重，去看見他人，也看見自己。

社區幹部陳文星：

年輕人主動站到危險崗位，保護社區其他人

年輕人總給人以“過于自我”、“沒有擔當”、“眼高手低”的印象，而他們用行動打破了這些刻闆的認識，不怕苦不怕難，下沉基層揮灑汗水。這些年輕人或許各有各的“顔色”，但面對工作也能一樣出色。

5月26日，深圳福田多個小區開始進行集中核酸檢測，陳文星是福山社區的團委副書記，接到任務後陳文星作為三人小組成員首先上戶。從當晚六點持續到27日淩晨，他連續六個半小時待在防護服内，像淋了一場雨。“穿着防護服六個半小時，脫下來之後裡面的衣服都是硬的，敲桌子有硬紙闆的聲音，砰砰砰的。”陳文星說。

陳文星出生于1995年，他跟所有年輕人一樣，探店時做吃貨、看球時做球迷、看搞笑視頻時做戲精，疫情來臨時，他融入了無數在基層奮戰的人員當中，成為其中的一份力量。去年疫情發生後，考慮到自己是年輕人，沒成家、身體素質好，陳文星主動加入了社區三人小組。由于沒有經驗，5月26日第一場檢測組織下來出現了不少錯漏，耽擱了檢測的時間。陳文星平時喜歡看綜藝，被同事們稱為“戲精”，他從綜藝節目裡借來了靈感，通過情景劇排演來複盤演練。在演練過程中，他發現上戶和信息采集環節存在的問題，吸取經驗後優化了整個流程。

效率在提升，任務卻越來越重，大型核酸檢測任務連續下發，沒有一天中斷過。福山社區的防疫工作者們幾乎每天都是淩晨下班，第二天六點又趕去支援疫苗接種工作。陳文星所在的社區一半以上都是90後，他們分布在各個崗位上，“站出來的很多都是90後，都是沒有成家的年輕人。”

陳文星的父親也是一名基層幹部，小時候他會跟着父親下鄉慰問，親身感受森林防火工作。加入三人小組的第一天陳文星就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崗位比其他人更危險，但他從未退縮。“我們會主動站在危險一點的崗位，是希望能保護到社區裡的其他人。”陳文星說，“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身在基層我希望能感染更多的人，然後去幫助更多的人。”

99後實習生溫雨琪：

參與抗疫十天沒回家

5月31日是溫雨琪堂哥的婚禮，堂哥是她家這輩人裡第一個結婚的，全家人都很重視，她也早早地就開始期待，“這絕對是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事”。但當這一天來臨，她并沒趕到現場親眼見證，而是選擇了置身另一個更需要她力量的現場。

溫雨琪今年22歲，是深圳技師學院的學生，3月份開始在龍崗區橫崗街道實習。5月21日，深圳市鹽田區新增1名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當天離溫雨琪實習結束僅剩一周左右的時間。5月25日，因疫情防控需要，溫雨琪的家所在的大康社區即将進行管控，與此同時，受鹽田疫情波及，龍崗區園山街道和橫崗街道也成為疫情防控的重點地區——溫雨琪面臨一個選擇，是回家，還是留下？如果留下，那麼在管控解除前她都無法回家，沒人知道會管控多長時間，但如果回家……“如果回家，就沒有辦法繼續在一線參與疫情防控了。”溫雨琪說。

溫雨琪做出了選擇，她打通家裡的電話，叫家裡人幫自己送了一套衣服出來，盡管當時她并不知道晚上能在哪裡落腳。

經過了重點人群核酸檢測後，5月26日當晚開始“掃樓”排查，以确保應檢盡檢，這是溫雨琪第一次參加掃樓。社區的一線防控人員已經忙了一整天，但任務緊急，他們馬不停蹄地戴上口罩和手套，每樓每戶地敲門詢問。溫雨琪清楚地記得掃樓一直持續到了淩晨，然而深圳的天氣并沒有因為夜深了而變得涼爽，反而有些悶熱，走着走着，溫雨琪拿在手裡的信息登記冊漸漸被汗水浸濕了。在樓道間穿行的掃樓小組成員們也滿身大汗，像是在水裡浸過一樣，連手套裡都全是水。

參加社區的抗疫工作以來，溫雨琪沒有回過家，她有時睡在閨蜜家，有時到熟悉的社區幹部家裡過一晚，就這樣“居無定所”度過了十天。

5月31日不僅是溫雨琪堂哥的婚禮，也是溫雨琪實習期結束的日子。“我幾次都催她回學校，因為一線疫情防控确實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險性。但因為疫情的緣故，她主動留了下來，一直到6月7日。”怡錦社區黨委挂職副書記高澤林說。

“外界可能對95後有這樣那樣的标簽，但我想說的是，我們是新鮮的血液，我們敢愛敢恨、敢闖敢拼，平常的時候看起來嘻嘻哈哈，關鍵時刻也站出來能為國擔當。”溫雨琪說。

99年女生劉海怡：

參與火眼實驗室搭建，一天刷出3萬步

作為華大智造售後部門的實習生，劉海怡比多數人都更早了解到“5.21疫情”。“深圳急需用于核酸檢測的火眼實驗室，能幫忙的就來報名！”看見群裡的号召，劉海怡沒多想就報了名，急匆匆加入了項目當中，加入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為火眼實驗室搭建框架。

劉海怡的體能并不算好，去玩“密室逃脫”就算是平日裡最劇烈的“運動”了，但算起來消耗更多的也是“腦力”而非“體力”。火眼實驗室的每套實驗艙有200多平米，僅搭建骨架就需要二三十個人的參與，而且其所用物料較為複雜，包括橫杆、支撐、門等等。參與搭建的第一天，劉海怡工作到淩晨兩點，微信步數顯示超過了3萬。“第一天就讓我知道了自己的體能極限。”劉海怡說。

挑戰不僅是體能上的。由于情況緊急、時間緊迫，不少熟悉工程的工人在外地馳援，不能及時趕回，現場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溝通和磨合。工作細節需要協調，溝通需要耐心，堅持高強度的工作需要毅力……“肯定有困難，但是我能感到當時所有的人都隻有一個念頭——‘快速搭建’，因為快一點搭建好，就可以快一點進行檢測，疫情就能夠早一點得到控制。”

參與搭建火眼實驗室并在其中工作讓劉海怡收獲了許多感動。“我們的工程師連續馳援六安、佛山、深圳，白天在火眼，夜裡就處理自己的本職工作。我們都是普通人，但是我們做到了。”劉海怡說，“疫情讓我感受到‘普通人的力量’。”

劉海怡1999年出生，作為“95後”的尾巴，她并不認為自己是他人眼中的“後浪”。“我眼中的‘後浪’，嘴上說着不想努力想休息，但是搞起學習和工作都很積極。”劉海怡說，“這隻是我們纾解壓力的方式，是與功利和世故對抗的姿态。我身邊的每一位後浪，都在努力尋找自我價值與意義。”

撰文：袁冰清

采寫：南都記者蔣津津張馨怡顔鵬謝宇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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