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節，惴惴不安中的我們正在共同度過一個艱難的時刻。在這個特殊的當下，難免讓人想起2003年的非典，00後的孩子們或許對于這場全民戒備的疫情沒有太多體會，然而事實上一切曆史都與現在相關。

今日推送的内容，來自前央視主持人柴靜關于非典時期的手記，唯願當年在非典上犯的錯，如今不要再重演。也希望所有看到這篇文章的讀者們，都能夠認真重視起來，不要過分傳播恐慌，但一定要努力做好防範。

作者：柴靜

本文節選自《看見》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點，我給制片人張潔打了一個電話：“我來報到。”

張潔說：“我們正在開關于非典的會。”

我說：“我想做。”

我已經憋了很長時間。之前幾個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頻繁讨論。最初，媒體都勸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樓下賣煎餅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氣，車把上挂着一塑料袋闆藍根，見了我從自行車上一腳踩住，問：“你不是在電視台工作嗎，這事到底怎麼着啊？”我啞口無言。幹着急參與不進去，悶悶地想，将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幹嘛呢？”我說：“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說不出口。

挂了張潔電話，手機扔在沙發上，我又拽過來給他發了條短信：“我現在就去好嗎？”沒等他回，我電話打過去：“十分鐘後到。”

一推開門，一屋子人，熱氣騰騰，跟新同事也來不及寒暄，直接問：

“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不知道。”

“那怎麼做？”

“去現場。”

這個欄目的口号是“探尋事實真相”。

當天晚上開會還在說要采訪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系不上。大家說，那就去醫院吧。那時候都沒防護意識，也沒有防護服，辦公室姚大姐心疼我們，一人給買了一件夾克，滑溜溜的，大概覺得這樣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黃的。

台裡的辦公區也發現了疑似病例，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區的人員已盡可能減少，甯可重播節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選題程序暫時中止，這時候進不進去現場，請示也隻能讓上司為難，我們幾個自己商量着來。去跟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纏：“讓我們進去吧。”

負責人看看錄音杆：“這個毛茸茸的東西不能進。”

“那好，錄音師不進。”

他再看攝像機：“這個沒辦法消毒，也不行。”，“那……攝像也不進。”

所有機器都不能帶。

“那讓我進去，我可以消毒。”我說，“給我别一個麥克，别在衣服裡面。”

“有意義嗎？”

我們跟着一位流行病學調查員到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穿了他們的防護服。病區不在樓裡，是一排平房。玻璃門緊閉，沒人來開。調查員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門上，用了下勁，很慢地推開，留了一個側身進去的縫。後來主編草姐姐說，進門之前，我回頭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編輯台上一遍遍放慢看過，但我自己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門推開的那一刻，我隻記得眼前一黑。背陽的過道很長，像學校的教室長廊，那一涼，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裡。過道裡有很多扇窗子，全開着，沒有消毒燈，聞不到過氧乙酸的味道，甚至聞不到來蘇水的味兒——看上去開窗通風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門原是深綠色，褪色很厲害，推開時“吱呀”一聲響。一進門就是病床的床尾，一個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發着高燒，臉上燒得發亮，脖子腫得很粗，臉上的肉都堆了起來，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水聲。

“哪兒人？”調查員問。

“哈爾濱。”很重的東北口音。

“家裡人？”

“老伴。”

“電話？”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說到這兒老人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整個上半身聳動着，痰卡在喉嚨深處呼噜作響。

我離他一米多遠，想屏住，卻在面罩後面急促地呼吸起來。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貼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氣來。背後就是門，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身體不受控制，腳往後縮，想掉頭就走。

那個三十多歲的調查員，站在床頭一動不動。他個子不高，離老人的臉隻有幾十公分，為不妨礙在紙上記錄，他的眼罩是摘掉的，隻戴着眼鏡。等老人咳嗽完，他繼續詢問，聲音一點兒波動都沒有。

整整十分鐘，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氣在那兒站下去。

離開的時候，我看到另一張病床上的小夥子，脖子上綁着一個痰巾，上面有一些穢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張的靜脈。我們走過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來看他。他沒有昏迷，眼睛是睜着的，隻是什麼表情也沒有。日後，我在很多絕望的人臉上看過同樣的空白。我想跟他說幾句話，調查員舉手制止了。

這時，我才發現直覺裡的詭異之感來自何處——整個病區裡隻有三個病人，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聲，沒有儀器轉動的聲音，沒有金屬托盤在什麼地方叮當作響，這個病區沒有任何聲音。

胸科醫院當時沒有清潔區和污染區。出來後，我們站在門外邊的空地上脫隔離服，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隻能站着脫。我單腳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褲子上差點摔倒。擡頭，才發現攝像陳威正拿機器對着我，紅燈亮着，我才想起來得說點兒什麼。邊想邊說我看到的情況，結結巴巴，沒人怪我，包括我臉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長假；北京市确診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聞發布會後，恐懼“嗡”一聲像馬蜂群一樣散開，叮住了人群。

系統嘎嘎響了幾聲後迅疾啟動，開始對疑似病人大規模隔離。海澱衛生院的女醫生第一次穿隔離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隻桶，拎着那隻桶她好像忘了要幹什麼，拿着空的小紅桶在原地轉來轉去。我問她怎麼了，她嘴裡念叨着：“我小孩才一歲，我小孩才一歲。”

醫生都是跑上車的，我們也隻好跟着跑，鏡頭抖得像災難片。“趁着天亮，快！快！”他們喊。

上了車，他們都不說話，手腕一直彎着向後反扣，系口罩。系好了，過一會兒，松開，再系，系得更緊一點。

車開到中國農業大學宿舍樓底下，之前有病人住過這裡，兩個穿墨藍西裝的物業在等着接應，看見一大車全副武裝的人下來都傻了。醫生給他們手裡塞了口罩：“戴上。”他們木然着，以絕對服從的姿态戴上，一人戴兩個藍口罩，壓在一起。其中那個胖子，不知道從哪找了一個白色護士帽戴着，有一種讓人恐懼的滑稽。

病人的房間在二樓，防疫消毒人員上了樓，沒有敲門，先拿噴霧器往門上噴，聲音很大。房裡的人打開門，看見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聲尖叫，“咣”給關上了。門被叩了幾下，從裡頭瑟縮地打開，噴霧器比人先進去，印花格子被子上，牆上張曼玉的畫像上，粉紅色兔子上……過氧乙酸的霧體漫天飄落下來，掉進桌上熱氣騰騰的方便面桶裡。

後來我發現，人在那樣的狀況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個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張火車票遞給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給我退了麼？”我不知怎麼辦，把票接過來，又放在桌上。

臨走的時候，她們本能地想跟着出來。門緩緩帶上，我看見她們的臉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來。那個有一歲小孩的醫生又走了進去，安慰她們。我在門口等着她，她出來的時候大概知道我想問她什麼，說：“我也是母親。”

那時候我才能回答陳虻的問題——當一個人關心别人的時候，才會忘記自己。

到七二一醫院的時候，我看到醫生護士沖過來，飛奔着跑向衛生院的消毒車。一個四十多歲、戴金絲眼鏡的男醫生拍着車前蓋，淚流滿面：“政府去哪兒了呀？怎麼沒人管我們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澱區衛生院一個剛畢業的小夥子，他把手放在這個醫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來。”小夥子把過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進水裡，打開背上的噴霧器，齒輪低聲悶響，轉動，他說：“讓開一下。”噴嘴處無色的水破碎成細小的霧滴，被氣流吹向遠處。

“以後就這樣用。”他說。旁邊的人點點頭，鎮靜下來。

但是重症病房他隻能一個人去，我們的鏡頭也不能再跟。

我給他提了一下淡黃色的乳膠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來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們不知道對方叫什麼，都穿着防護服，隻能看到對方的眼睛。

他說：“五一後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噴霧器拐過一個彎，不見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東城區草廠東巷，一名醫務人員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隻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裡擠來擠去不知買什麼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隻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們轉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杯面包車載着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着往外長，襯着灰撲撲的荒街。老金杯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着，外頭沒人，風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着怎麼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這麼到死，沒想到還有這麼一天。

到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生推着一個蒙着白布的東西，颠簸着跑過來。

我吓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擡的時候，我才發現，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裡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着吊瓶，我數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布的沒這麼多。我又數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隻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周後也發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聲。編導天賀抽了一會兒他的大煙鬥，說：“覺得麼，像是《卡桑德拉大橋》裡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裡的人耳邊咣咣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

我們住在一個小酒店裡。人家很不容易，這種情況下還能接收我們。一進大門，兩條窄窄的繩子，專為我們幾個拉出來一個通道，通往一個電梯。進了電梯，隻有我們住的三樓的按鈕能亮，其他樓層都用木闆封死，怕我們亂跑。進了三樓，沒有其他客人，空蕩蕩的長走廊裡靠牆放着一溜紫外線消毒燈，夜裡磷光閃閃。

樓層的服務員挺好的，給我房間打電話，說我們要撤了，以後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吧，給你們一人留了一個體溫計，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們打球的操場空無一人，挂了鐵絲，滿場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頭底下，飄來蕩去。

我家小區也知道我去過病房了。物業給我打電話：“挺好的吧？大家都挺關心你的……最近不回來吧？”我理解，拍完了我們也不回辦公室，車開到南院門口，把帶子放在門口傳達室。會有人來取，把帶子消毒後再編輯。

我妹來酒店給我送東西，我讓她帶隻小音箱給我。晚上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遠，我讓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燈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倆談起過父母，我問她：“你覺得我應該去病房嗎？”她說：“你可以選擇不當記者，但是你當了記者，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

第二天在醫院裡碰到個女病人，舉着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着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着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

我們待在急救中心，攝像小鵬每天去找漂亮的護士消毒。他最喜歡一個叫“鋼絲眼”的，因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線鋼絲。他老站在遠處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鋼絲眼呵斥他：“過來！消毒！”

他說：“我不怕死。”

鋼絲眼冷笑一聲：“不怕死的多了，前幾天我拉的那兩個比你還不怕呢，已經死了。”

他立刻湊過去了：“多給點兒。”

鋼絲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給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頭上也來點兒？”他嬉皮笑臉指着自己的光頭。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們當中，我迅速變得粗野了，車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上，他們遞給我根糙煙，說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飯，飯館大都關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開着，幾個服務員大紅襖小綠褲，閑來無客在門口空地上掄大繩鑽圈，見我們車來，一笑收繩，上幾鍋最辣的幹鍋驢肉，顫巍巍地堆成尖兒。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紅辣椒圈兒，一碗碧綠的蒜苗段，齊投進去，滾燙得直濺猩紅的泡，往米飯裡澆一大勺，再拿冰礦泉水一浸，把頭栽進去吃，幾隻光頭上全是鬥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務員說：“給我一萬張餐巾紙。”

他們吃完一鍋，也給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講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烏黑，隻剩太陽中心鮮紅一點，像鑽石一樣亮。小鵬說他把機器往戈壁上一扔，放聲大哭。他就是這麼個人，拍人物采訪時，常是大特寫，有時鏡頭裡隻剩一雙眼睛：“看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誠。”

我說不上的跟這些人親。

我們拍過的從人民醫院轉運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治療，我們去采訪時已經可以正式進病房拍攝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進來的身形，邊喘邊笑：“中央台怎麼派個小娃娃來了？”

我也笑：“把臉遮住就是顯年輕。”

問她現在想得最多的是什麼，她看外頭：“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風筝。”

小鵬的鏡頭，跟着她的視線搖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門，我問主治的孟醫生：“她情況怎麼樣？”女醫生四十多歲，笑起來像春風，沒直接答：“一個病人來了之後晚上從來不睡，總張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這麼着就垮了。我說給我三天，我一定讓你好。”

天塌地垮，人隻能依靠人，平日生活裡見不着、不注意的人。這個病區裡的人，連帶我們這幾位蠻漢，看着孟醫生的眼神，都帶點孩子式的仰賴。告别時她對我說了句：“醫生要讓人活着，自己得有犧牲的準備。”

“你有麼？”

“我有。”她為我們拉開了玻璃門。

在空地上收拾家夥的時候，天賀拿隻小DV，突然問我：“你害怕非典嗎？”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頭就走。

從醫院出來，五月玫瑰色的晚霞裡，看着濕黑的老榆樹，心想，樹怎麼長得這麼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聽鋼琴，這東西怎麼能這麼好聽呢？走在路上，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幹完活，無處可去，我們幾個到北海坐着，架鳥的、下棋釣魚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沒了，四下無人，大湖荒涼，熱鬧的市井之地難得聞到這青腥野蠻的潮氣。遠遠聽見琴聲，順聲望，隻一位穿藍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駁剝落的朱紅亭子裡，膝上一塊灰布，對着湖拉胡琴，琴聲有千災萬劫裡的一點從容。我們聽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這期節目叫“非典阻擊戰”。播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坐在賓館房間看，隻看了前面的十分鐘，就都埋頭接電話和短信。在那之前，我還真不知道我在這世界上認識這麼多人，那期節目的收視率是百分之五點七四，意思是超過七千萬人在看。那時候才知道電視的陣勢真大，短信裡有個不認識的号碼，說：“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間确實一閃念，要是現在死了，總算不會渾身散發着失敗的腐味兒。

小鵬看了一會兒手機，沒理解為什麼輿論會有這麼大反應，擡起頭說：“咱這不就一恪盡職守麼？”

陳虻也給我打了個電話，沒表揚，也沒罵我：“送你一句話--隻問耕耘，不問收獲。”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媽學校停課，正在鄰居家打麻将，一看見片子，手停了。鄰居說我媽哭了。但她沒跟我說。她不是那種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問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麼？”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醫院，因為心裡一直沒放下那個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裡看到病人從頭到尾蓋着白布推出來。兩天之後，我們的車又經過那裡。這個有八十五年曆史的三級甲等醫院剛剛宣布整體隔離。

黃色的隔離線之後，有三個護士，坐在空空蕩蕩的台階上。她們手裡拿着藍色護士帽，長長的頭發剛洗過，在下午的太陽底下曬着。相互也不說話，就是坐着，偶爾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頭發。

車在醫院門口停了十分鐘，小鵬遠遠地拿DV對着她們。

人類與非典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就發生在這裡。從四月五号開始，陸續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護人員，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裡。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系，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是陳虻說的“欲望”。

采訪中，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告訴我，當時這二十九個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衛生組織檢查的時候，他們曾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裡轉。

九年後，再看二〇〇三年對他的采訪，那時候我還不能明白這個人為什麼說話語速那麼慢，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現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長時間說服他接受采訪。我說：“你不用作什麼判斷和結論，隻要描述你看到、聽到、感覺到的，就可以了。”

在電話裡，他沉默了一下說：“回憶太痛苦了。”

“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打開鍊子鎖，推開門，在右手牆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麼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個床上都是拱起的淩亂的被褥，有些從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裡來輸液。二十七張床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隻有一隻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沒有窗，隻有一個中央空調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曆胡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發黃發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凄然地一笑，說：“我來吧。”病例被翻開，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牆上的黑闆，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後面都用白粉筆寫着：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别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沒有辦法，都在這兒漚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裡，我會問他“你們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但站在那裡，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木然柔順的絕望，讓我的心髒像是被什麼捏着，吸不上氣來--他和他的同事也漚在裡面。人民醫院有九十三名醫護人員感染非典，急診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兩位醫生殉職。

我想起轉運當天見他們的時候，他們隻穿着普通的藍色外科手術服。當我在胸科醫院戰戰兢兢地穿着全套隔離服進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鐘，身邊的人緊張得橡膠手套裡全濕了的時候，這些醫生護士，在天井裡守着二十幾位病人，連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那幾天是什麼狀态，他說：“我很多天沒有照過鏡子，後來發現，胡子全白了。”

朱繼紅帶我去看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隻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污染區呢？”他指了指地上：“隻能在這兒畫一根線。”我不能相信，問了一句：“那你們怎麼區分清潔區和污染區？”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

我問：“你們靠什麼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

我原以為天井關閉之後他們就安全了，但是急診科的門診未獲停診批準，隻能繼續開着，病人還在陸續地來，沒有條件接診和隔離的醫院還在繼續開放，發燒門診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個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隻能在空地上輸。

他帶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挂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挂在車的後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闆凳。一個衛生系統的官員在這裡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隻能找到一個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燒得渾身透濕，站不住，隻能顫抖着坐在小闆凳上輸液。再後來連闆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裡，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着，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牆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生部。

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從頭到腳蓋着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隻不過隐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我覺得自己隻是大系統裡的一粒小螺絲，一切自會正常運轉，我隻是瞥到了一點點異樣，但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目的任務，我覺得轉過頭很快就會忘記。

然後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目播出後，有同行說：“你們在制造恐慌。”

當時我身邊坐着時任《财經》雜志主編的胡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

最後一天，我們在協和醫院門口等待檢查結果，确認是否有人感染。張潔在辦公室等消息。我們幾個坐在車裡，等了半小時，一開始還打着岔，嘻嘻哈哈，過一會兒就都不說話了。天賀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說：“對，結果怎麼樣？……出來啦？……哦，真的呀？誰？……對，是有一個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沒動，在心裡說了句粗口。

他挂了電話，戳一下我說：“喂，醫生說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節目都播完了。金杯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開，誰也沒有散的意思，我們打算就這麼工作下去，張潔說：“你想去哪兒？”我說無所謂，去哪兒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東西回家，小音箱裡放着Skinny Puppy的音樂，站在高樓的窗口，看着空無一人的北京。看了一會兒，我回身把耳機扣在頭上，拿頭巾用力一綁，把音樂開到最大。如果當時有人看到這一幕，可能會認為我瘋了，因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隻是人的身體在極度緊張後的随意屈張，音樂就像是誰站在萬仞之上，在風暴中厲喊。

我閉着眼睛張着手腳，胡亂旋轉，受過傷的左腳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樣插進來。人在那種快意的痛苦裡毛發直豎，電子樂裡失真的人聲像在金屬上兇狠地刮刺，繩索突然全都繃斷了，我睜開眼，像一隻重獲自由的小獸，久久地凝視着這個新的世界。

數月之後，我接到一封信，很短：“還記得七二一醫院嗎？”

我馬馬虎虎地往下看。

“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大街上尋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認為一個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問：‘是你嗎？’對方很驚慌。直到在電視上看見你，我才知道你是誰，原來你是個有名的記者。”

他在最後說：“你會覺得好笑嗎？我曾以為你會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結束了。

幸存者：如果沒得非典，我們起碼是中産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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