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寫在曆史的邊上》，王學泰著，東方出版社出版）

(原題)從“江南”到江南

“江南”這個詞出現很早，先秦文獻中就有，例如《楚辭·招魂》中的名句“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裡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這個“江南”的涵蓋面是很大的，凡是長江之南皆可稱“江南”。《招魂》中的“江南”指的是現今湖南。南朝庾信的《哀江南賦》中的“江南”則包括了南朝梁的全部領地。宋代以前許多關于江南的绮語麗詞，大多泛指長江之南。樂府古辭中的“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丘遲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莺亂飛”，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等，都與現今詞語中的江南有很大不同。

兩漢以前，長江流域的文化雖然也自有譜系（如良渚文化、吳越文化、楚文化），但與中原文化相比還是相對落後的，起碼中原人士是這樣看的。楚人陳相放棄了儒家學說，而改學産于長江流域的“許行之學”，被大儒孟子批評：“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也就說中原是正統的“夏”，而楚人之學是“夷”。又說：“今也南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矣。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棄“夏”學“夷”就是“下喬木”入“幽谷”。莊子也把“宋人資章甫而适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到野蠻地區賣禮服）視為愚昧之舉。即使到了漢代，無論經濟還是文化，長江流域仍有百越遺風。

經曆了兩漢的南北融合和東漢以後的兵連禍接，中原漢人大批南遷，先進的經濟文化逐步南移，特别是從晉朝南遷到南朝（宋齊梁陳）這近三百年中，長江流域經濟文化有了長足的進步，南朝文化系統逐步形成，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經曆了“五胡亂華”後的中原。待隋、唐統一中國，促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江南在經濟文化習俗方面相對的獨立性也日益彰顯，這在唐朝地域行政建制也表現了出來。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将“古揚州（《禹貢》中所确立）之南境”分割出來，建立了“江南道”。又經曆了幾十年的發展，到了盛唐期間（唐玄宗天寶間）又将“江南道”分為東西，“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南昌），可簡稱“江西”，又稱“江右”；“江南東道”治所在蘇州，可簡稱“江東”（李清照就有“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或“江左”。我們今天常說“江南”這個概念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從唐末到宋朝建立的近百年間，中原又一次陷于戰亂，江南一帶雖然亦有其問題，但社會還是保持了基本的穩定，經濟文化沒有受到緻命的破壞（宋朝建立之初中原文化大幅度衰退，而江南文化處于領先地位），中原士人甚至把這裡作為躲避戰亂的場所，甚至是“安樂窩”。晚唐韋莊的《菩薩蠻》組詞中有兩首寫到了江南：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隻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

爐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

（《菩薩蠻·如今卻憶江南樂》）

“江南”成為“白頭誓不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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