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章摘編自中信出版集團新書《數字宏觀：數字時代的宏觀經濟管理變革》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就業發展研究報告：新形态、新模式、新趨勢（2021年）》稱，數字經濟助力我國經濟提質增效，正深刻影響我國就業結構與就業質量。

報告分析稱，從總體結構上看，數字産業化就業崗位占比顯著高于同期數字産業化實現的GDP占比，高端就業吸納能力強。從數字經濟結構上看，數字産業化領域招聘崗位占總招聘數量的32.6%，占總招聘人數比重為24.2%；同期，數字産業化增加值規模約占數字經濟規模的20%。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經濟增長最活躍的部分，并深刻改變和重塑了就業形态。我國2021年年底的數字平台靈活就業量約為3300萬人，占全國靈活就業人數總數的比重超過16%，數字就業在增加就業總量、提升就業質量方面的地位舉足輕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陳昌盛、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許偉在《數字宏觀：數字時代的宏觀經濟管理變革》一書中，分析了數字化背景下将帶來的就業變革，以及數字時代如何促進高質量就業。

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促進了全球勞動力的網絡化進程。一方面，數字化中介平台提高了勞資匹配效率，使全球勞動力的資源配置得到優化。傳統經濟下，勞動更多地被當作不可貿易的要素，但在數字時代，由于服務的可貿易程度上升，物理邊界在數字經濟語境下的範圍逐漸模糊，勞動跨境流動特征也更為明顯。例如，新東方旗下産品比鄰中文的線上課程，面向全世界華裔家庭，為其提供中文、中華文化學習課程。勞動的服務半徑在數字時代不斷擴大，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力的支撐。

另一方面，企業可以招聘更多數字勞工在全球各地為其服務。例如，數字企業可以雇傭許多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幽靈勞工”，以彌補人工智能的“最後一公裡”的缺陷。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數據，目前從事”幽靈工作”的人數約為2000萬人。亞馬遜、臉書等公司大量雇傭勞動者按需完成内容審核等任務，評估、分類、注釋和完善消費者每時每刻在線産生的萬億字節的“大數據”。雇主可以雇傭全球任一地方的勞動力，卻不必為其提供有形的工作場所。

依托數字技術，工作受到的場所限制大大降低。移動辦公、遠程辦公在人們的工作方式中已經占有一席之地，遠程與線下結合的方式成為數字時代工作的一大特征。微信、WhatsApp等社交軟件也有助于打破工作時間的限制。人們可以随時開啟工作。但由此也帶來了勞動者工作與閑暇的邊界模糊問題。例如，外賣騎手登入軟件後就開始了工作，通過提高配送單數增加報酬，但在等待接單的時間裡，他們既無法計入工作，也很難歸為閑暇。

數字化轉型對就業結構産生一定沖擊。工業時代生産的機械化使人們的體力獲得解放，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更偏好專精、熟練高效且注重知識經驗沉澱。而數字時代，AI技術與自動化的發展使人們的腦力獲得解放，勞動力市場變得更注重勞動者的綜合能力，如共情感知、個性化創造、認知叠代等，并對與“适應性”相關技能的需求顯著增加。數字時代對非重複性認知技能(比如批判性思維)和社會行為技能(比如能夠促進團隊合作的管理和識别情感的技能)的需求都呈現上升的趨勢，就業的産業邊界逐漸模糊。具體來看，對以軟件/互聯網開發/系統集成、互聯網産品/運營管理為代表的職業需求旺盛。這些變化不僅體現在新工作取代舊工作這一點上，還體現在對既有工作技能組合偏好的變化上。

此外，數字時代複合型技術人才将在工作中更為常見，勞動力市場對掌握不同技能組合的勞動者的報酬在增加。例如，對大數據分析師等将數字技術融入其他專業技術領域的人員需求大幅增加。

數字時代，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市場中對高技能人員與低技能人員的需求增加，而對中等技能勞動力需求數量降低。其中，對非重複認知性的高技能人員如高科技研究人員，以及非重複靈活性的低技能人員如外賣配送人員的需求不斷增長，但諸如機器操作等程序性、重複性中等技能崗位則可能向外轉移。最常見的情況之一便是網絡支付的發展，可能會加速對銀行網點從業人員的沖擊。這将導緻技術性失業以及勞動力市場的“中部坍塌”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發達經濟體的不平等問題(GoosandManning，2007；葉胥，2021)。《2019德勤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的數據顯示，随着自動化和人工智能被不斷引入企業生産，全球對勞動力的需求

特别是對白領和藍領技工的需求将減少700萬人。從這個維度看，正式雇傭工作任務的逐步分解，可能是數字時代工作性質的一種深刻轉變。

但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許多發展中國家對高技能人員的需求量仍在持續上升，但由于技術采用率以及自動化程度的原因，各國對低技能和中等技能人員需求量的變化有所不同。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6年，約旦的中等技能人員就業比例增加了7.5個百分點，但同期孟加拉國的這一比例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無論哪個産業，負責常規性任務的員工都有可能被自動化技術替代，勞動力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組織技術，使之成為勞動的合作夥伴，即創造工具、利用工具并與工具合作，而不是被工具替代。

總的來說，數字時代對勞動力總體規模的影響尚未可知，數字化有利于減少摩擦性失業。一方面，數據傳輸、存儲、計算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人們處理大量經濟活動中生成的即時信息，并緩解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促進勞資雙方找到合适的選項，提高勞動力要素市場的供需匹配效率(KuhnandMansour，2014；楊偉國等，2018)。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重塑了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形式，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變得容易。尤其是通過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等平台，更多國家本地的人才可以實現在全球範圍内提供服務。産業數字化也會降低一些進入門檻，并吸引大量農村和小城鎮勞動力向大中型城市轉移，為勞動者跨區域流動創造新的空間。比如，騎手、代駕等數字靈活就業崗位，門檻較低、上手容易、結算較快，越來越多地成為進城務工人員的”第一站”。

不可忽視的是，技術性失業大量存在且受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大。如前文所述，重複且技術水平較低的工作容易被自動化技術所替代。對這一類失業人員，需要加強數字技術相關的再培訓。對那些尚未步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學生，應該在不同教育階段，設置更多能夠幫助其适應數字轉型的課程。

工業革命以後，雇傭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勞動的社會化以及生産工具的機械化，使生産工具不再屬于勞動者。勞動者僅提供勞動力，生産資料與勞動力分離。與此同時，勞動力逐步走進城市和工廠，雇傭勞動關系由此逐步形成，勞動力得以成為商品參與市場交易。而在數字時代，零工經濟迅速發展，企業機構與個體工人達成短期性用工合同，勞動者可能未與企業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契約關系較工業社會更為靈活。

首先，數字轉型過程創造出大量不包含“标準化”合同的短期性工作。“自組織平台”逐漸改變人們的工作模式，催生了“優步化經濟”和“零工經濟”等新型就業方式，豐富了就業形态。以騰訊為例，僅在2020年，由公衆号、小程序、視頻号、微信支付、企業微信等共同構成的微信生态衍生出的就業機會就有3684萬個。此外，平台的出現也刺激了一大批新的就業形态，如直播帶貨、外賣騎手、閃送、代駕等靈活就業工種的産生。在這種工作形式下，工作成果大多在線上交付，勞動力供給雙方不用見面，也無須簽訂标準化合同，平台在其中起到了撮合、支付、背書的作用。

其次，數字平台也使擁有較低技能的人群快速獲得靈活就業的機會。數字平台上，勞動力供求相關信息更加充分，原本因技術替代造成的傳統行業的失業人員可以較快轉移到此類靈活用工群體中。在擴大靈活用工範圍的同時，也減少了摩擦性失業。借助數字平台，勞動者有了更多增加收入的機會。例如，許多人選擇工作時間相對靈活的網約車司機作為兼職以增加額外收入，數字靈活就業成為就業的“蓄水池”“緩沖器”。

數字時代，企業生産效率提升以及信息壁壘被進一步打破，由此造成的競争加劇，迫使企業不斷尋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經營方式，其中靈活用工便是一種選項。對數字技術的旺盛需求也使一部分勞動者對長期穩定雇傭關系的偏好發生改變。在數字産業内部，一部分熟練掌握高技術的人選擇靈活就業。工作的場所較傳統雇傭方式更為靈活，也不再需要通過被組織雇傭獲得勞動資格或依賴職業身份獲得社會認可。有研究發現，與長期穩定的受雇員工相比，個體經營者報告的幸福率和自我價值感更高、焦慮程度更低。參與平台經濟工作，無特定的職業資格或工作經驗要求，職業進入方便和退出自由，勞動者可以在業餘時間兼職、賺取額外報酬，也得以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需求(work-lifebalance)。

此外，搜尋匹配效率的提高，降低了跳槽或重新尋找工作的成本。數字時代技術的叠代雖然很快，但是數字産業内部相關技術之間的互通性很強，并不會産生很強的代際變化。熟練掌握一門編程語言的技術人員，可以依靠類似的邏輯較快掌握其他類似的編程語言。技能間邊界的模糊，給予擁有較高技能水平的數字技術人員更多自主性，能相對主動地選擇穩定的雇傭關系還是靈活自由的職業。

更進一步看，數字時代中合夥制或項目合作制可能更為盛行。在傳統的就業關系中，雇主先根據崗位類型确定需要招聘的員工，然後再由雇員去完成一項項的具體任務，呈現“先雇用—後任務”的特征，雇員常常會面臨不知道下一步任務是什麼的情況，雇員之間的任務合作更多地體現為“内部分工”。而在數字時代，工作任務可以更精細化，任務合作可以通過網絡實現，雇主可以先明确和細化任務，然後再通過快速的數字聯結發布任務，尋找合适的任務承擔人，呈現的是“先任務—後勞動交易”的特征，沒有具體任務就不會雇人，任務合作更多體現的是“外部分工”。企業會更加扁平化與去中心化，勞動技能和時間也能得到更好的配置。人們或許可以根據自身的技能水平按工作任務精準定位到合适的公司工作，但其本身并不與任何一家公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

本書的論述按照曆史演變、微觀基礎、宏觀湧現的框架展開，着重分析數字經濟的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機制、規模經濟、範圍經濟等特征，描述這些特征如何顯著或根本性地改變了要素參與價值創造和分配的過程、企業與市場邊界、财政汲取方式、信用創造方式、金融風險傳遞、政策傳導機制和微觀主體的反饋行為，以及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和波動，進而推動宏觀管理體系的變革。

概而言之，本書試圖呈現随着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滲透，宏觀經濟管理的範式從工業時代向數字時代轉換的圖景。

《數字宏觀：數字時代的宏觀經濟管理變革》

作者： 陳昌盛 許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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