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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故事

生活 更新时间:2025-01-20 21:09:42

[美]巴托·J·埃爾莫爾 著 林相森 張雪媛譯

咖啡因——一種白色、透明的興奮劑,以純淨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它是現代食品工業系統中頻繁出現的藥品,從咖啡、茶葉到蘇打飲料和功能型飲料,很多天然和合成的飲料中都能找尋到它的身影。人們每天都會消費一些咖啡因,無論是早上起床、中午用餐抑或是晚飯之後。許多人承認,若是早上不喝一杯含有咖啡因的飲料,整天都會沒精打采。可以說,咖啡因是大多數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如此自然地滲透進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沒有人會懷疑它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我們真的了解咖啡因嗎?如果你問一個正在喝可樂的人,他握着的飲料中的咖啡因到底從何處來,你覺得他會知道答案嗎?你自己又是否知道呢?

事實證明,咖啡因如此常見的背後有着更為神秘的淵源。輸送咖啡因的商業渠道十分複雜,并且多年來鮮為人知。多數人對于咖啡和茶葉貿易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但是關于咖啡因的加工處理,知道的人又有多少呢?像可口可樂這樣的飲料公司是如何以低廉的價格獲得數量巨大的咖啡因原材料的呢?為了得到答案,我們需要追溯到19世紀末期,那個現代咖啡因加工行業剛剛興起的時代。

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故事(可口可樂與咖啡因的故事)1

尋找咖啡因

當時,可口可樂的創始人約翰·彭伯頓堅持使用西非的柯拉果提取所需的咖啡因,該果實由生長在西非熱帶森林中的一種常綠植物柯拉樹所結。彭伯頓錯誤地認為從柯拉果中提取出的咖啡因會比“以往用咖啡或是茶提取出的本國的”咖啡因優質得多。他确信,使用了這種異國的、不同尋常的原材料,生産出的可口可樂飲料在與商業對手的競争中會勝出。但是,由于這種由柯拉樹結出的果實産地距離美國十分遙遠,産量也不是很大,提取成本自然而然會高出很多。19世紀末,英國和德國的企業對西非的柯拉果加工工業進行投資,以促進其産量的提高,甚至在如牙買加等“新世界”(New World)的前哨地區進行了種植試驗。盡管有了這些對殖民地的投資,但柯拉果的産量依然不是很可觀,1899年向英國出口的柯拉果總量僅18 000磅。因此,可口可樂公司需要尋找一種更加經濟的咖啡因來源。

然而,彭伯頓從未完全放棄使用柯拉果,他的秘方最終還是保留了少劑量的柯拉果粉末。不過,他決定尋找獲取咖啡因的其他途徑,希望能夠以更加低廉的價格獲得更多原材料。幸運的是,在當時的時局下獲取咖啡因不是什麼太難的事。19世紀末,茶葉和咖啡的生産空前繁榮,因為垂直一體化的生産者們使用新的工業機械推動了生産率的提高和産量的增加。由于供給充足,西方的消費者們對于咖啡和茶葉的質量變得挑剔。因此,那些不符合人們期望的低品質茶葉和咖啡,不可避免地被淘汰,最終在倉庫中堆積成山而無人問津。19世紀末期,歐洲的國際茶葉交易所中,“茶屑”(破損的茶葉)因為被禁止用于消費品而遭遺棄,這種情況在美國及英國都曾出現。但這些廢棄的茶葉對于可口可樂公司而言卻是個金礦,有了它,大量廉價的咖啡因就會源源不斷地湧來。

1895年,一位移民化學家路易斯·舍費爾博士(Dr.Louis Schaeffer)從德國的斯圖加特地區來到了美國新澤西州的梅伍德市(Maywood),他建造起美國的第一家咖啡因萃取工廠。時年39歲的舍費爾曾就讀于德國的一所大學,并在德國的化學工業領域工作了20多年。像他這樣的化學家還有很多,他隻是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來到這個小鎮的德國化學家、制藥家中的一員。

他們共同将這個距離紐約市15英裡、寂靜的小城打造成美國化學制造業的中心。這個小鎮吸引企業家的地方在于橫穿小鎮的一條鐵路,通過該線路,運送原材料以及将加工後的成品運送給需求者變得更為便捷。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梅伍德市擁有五家大型化工企業以及多家制藥企業。

在梅伍德市建立咖啡因加工工廠的費用是高昂的,尤其是在美國貿易法頒布之後。根據規定,進口的茶業碎片必須與石灰及辛辣調味料的提取物混合[1897年《茶葉進口法案》(Tea Importation Act)的一則條款,目的是将次級茶葉逐出美國市場]。舍費爾生物堿工廠(Schaeffer Alkaloid Works)抱怨道,這樣的規定使得他們需要為這沉重的混合物支付更多的關稅以及更高的運輸成本。即便這樣,舍費爾仍能找到盈利的途徑。到20世紀初,該公司成為了可口可樂的主要咖啡因供應商之一。1910年,該公司與該鎮的其他企業合并為梅伍德化工廠(Maywood Chemical Works)。

追随着舍費爾的腳步,美國的一些化學制品公司開始發展起來。1904年,孟山都化學工廠(Monsanto Chemical Works)開始從事咖啡因的商業化生産。當時,孟山都公司隻是化學工業界的一個新手。1901年,可口可樂成立後的第15個年頭,在藥品加工工業混迹30年有餘的芝加哥本地人約翰·F.奎尼(John F.Queeny),于密蘇裡州的聖路易斯市成立了孟山都化學工廠——以其摯愛的妻子奧爾加·門德斯·孟山都(Olga Mendez Monsanto)的名字命名。該公司起初隻有一條生産糖精的生産線。糖精作為一種從煤焦油中提取出的人工甜味劑,逐漸成為食品加工界的寵兒。從當時的市場環境來看,從事糖精生産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奎尼的公司是美國當時唯一一個糖精生産商,面臨來自強大的德國壟斷公司的壓制,後者慣用的手段是通過價格戰來驅逐競争者。奎尼并沒有多少資金,生産經營所需的5 000美元啟動資金幾乎已經花光了他所有的積蓄。此時他需要一個合作者,而可口可樂公司是最合适不過的了。當時,可口可樂需要尋找更加便宜的甜味劑,和蔗糖混合制成可樂糖漿。可口可樂公司想要削減原材料成本,所以使用糖精看起來是個不錯的辦法。1903—1905年,可口可樂購買了孟山都所有的糖精産品,為這個尚處于初始階段的化工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如今,在孟山都的網站上還能看到其對于可口可樂早年的扶持的感激之情。沒有可口可樂公司,就沒有孟山都公司的今天。

孟山都公司的生産線不斷多元化,并在1904年開始進行咖啡因萃取加工,這為可口可樂公司提供了另一個國内供應商。十年時間裡,孟山都以及舍費爾的梅伍德公司迅速成長為能與默克公司在國際咖啡因市場上相抗衡的美國企業。1908年,兩家美國企業遊說成功,促使美國政府放開對茶葉碎片的管理,取消關于混入石灰及阿魏膠的規定。這一規定使得梅伍德化工廠(Maywood Chemical Works)以及孟山都在與國外生産商的競争中擁有了更多的優勢。截至1914年,美國市場對于成品咖啡因需求量的2/3都由美國國内咖啡因生産商供應。

這樣的局面是阿薩·坎德勒(20世紀初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所樂于看到的。他和之前的約翰·彭伯頓一樣,希望以低廉的價格獲得咖啡因的供給。在這樣一個競争性市場中,可口可樂公司能夠以每磅3美元的價格得到生産所需的興奮劑。1914年,6盎司的可樂飲料中含有76毫克的咖啡因,由此計算,一瓶可口可樂中花費在咖啡因上的成本不到0.06美分。

從當時來看,這部分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但是“進步時代”有關咖啡因對身體健康不利的言論給可口可樂公司的咖啡因供應系統帶來了不小的威脅與打擊。可口可樂公司宣揚其含咖啡因飲料對人體無害的言論受到了來自文化力量的強有力沖擊。與前端系統供應者建立了互利共赢的關系後,可口可樂公司需要擔心的是商品鍊中的另一部分問題:消費者的身體健康。

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故事(可口可樂與咖啡因的故事)2

抵制咖啡因

20世紀初,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咖啡進口國。長期以來,相對于茶葉,美國人對于咖啡有着更強的偏愛,這主要是因為茶葉的生産受到大英帝國統治的曆史影響。截至1910年,美國人均消費的咖啡量達到12磅,相對于19世紀80年代的9磅及1783年的0.125磅有比較大的增幅。而每年茶葉的消費量相當少,截至1910年左右,人均消費量隻有1磅。總之,咖啡成為了美國人民愛國的象征、全民的飲料。

這些咖啡因讓人們變得煩躁不安。咖啡因的分子結構與腺苷相似。腺苷是一種神經鎮靜劑——與酒精和鎮靜劑相仿——在人體内自然合成。當咖啡因取代腺苷與大腦内的神經突觸接觸時,就不再釋放喚起睡意或是抑制興奮的信号。因此,血液中高濃度的咖啡因會影響神經回路的正常運轉,引發一系列的精神疾病,其中包括消化不良及神經過敏。考慮到這些生理方面的副作用,攝入大量咖啡因的消費者及公共衛生組織的官員開始質疑:咖啡因是不是一種适合日常攝入的無害興奮劑?

考慮到國民對于咖啡的狂熱可能給身心健康帶來的隐患,公共衛生改革派在20世紀初發起了一項抵制咖啡因的運動。這次事件是1906年爆發的關于倡導純淨食物和藥品的運動的延續,那年專門揭露醜聞的記者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出版了《屠場》(The Jungle)一書,揭露了芝加哥肉類加工業糟糕的衛生狀況。辛克萊的調查結果引發了一場關于現代食品加工業安全性的争論,政府部門也開始加強對主要食品生産廠商的監管。人們一緻認為,在決定什麼樣的食物或是化學物品無公害這一方面,聯邦專家應該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

這次抵制咖啡因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投機主義的商人煽動起來的。比如企業家C.W.波斯特(C.W.Post)是當時美國最大的谷物類商品巨頭之一,他在20世紀初巧妙地增加了人們對咖啡因的恐懼感,以促進咖啡替代品成為人們首選的健康飲品。波斯特在1895年推出了著名的波斯敦(Postum)的類咖啡飲料,它是由多種谷物混合制成的。為了讓這一産品能夠暢銷,他在全國各大報紙上刊登了抵制咖啡因飲料的文章,宣傳那些過度飲用咖啡的人會出現神經紊亂的事例,以達到“妖魔化”咖啡因的目的。

關于咖啡因的讨論,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地方和聯邦層面的執政機構裡。在20世紀之交,聯邦立法者主張禁止含咖啡因飲料的生産和流通。在北卡羅來納州,一位州參議員向1907年的大會提出禁止含咖啡因飲料在州内流通的草案。盡管該草案得到了極大的支持,但草案的反對者們仍最終以51∶39的微小優勢取得了勝利。在阿拉巴馬、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佐治亞等地,州議員們也提出了類似的禁止含咖啡因飲料流通的議案。

地方的反對派們經常将可口可樂作為抨擊的對象,稱其為有害的消費品。而可口可樂之所以成為衆矢之的,可能在于它表現出的強大生命力和極大受歡迎程度似乎違反了自然規律。激進者們強調,咖啡因是被可口可樂的藥劑師們作為配方的一部分加進去的,這就意味着存在可口可樂公司在産品中故意添加可能導緻上瘾物質的陰謀。一位反咖啡因的得克薩斯州議員在1909年的州衆議院大會上說道:“可口可樂在産品中添加咖啡因這種緻瘾劑,是為了讓人們對可口可樂産生持續的渴望和需求,從而謀取利益。”

可口可樂公司在對抗這些污蔑的控訴中,堅持說可口可樂飲料中隻含有“純淨的咖啡因”,它與咖啡和茶葉中所含有的咖啡因并沒有什麼不同。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阿薩·坎德勒作為一名福音派信徒,經常去教堂做禮拜,一直以來堅定地反對放縱和無節制的行為。他在一封信中再次明确強調了他的觀點,以回應1907年北卡羅來納州抵制咖啡因運動對可口可樂的诽謗,以挫敗那些抵制咖啡因運動的參與者們。在一封寫給“北卡羅來納州的朋友們”的信中,坎德勒努力讓人們相信,可口可樂“含有的咖啡因還沒有一杯咖啡或是一杯茶水中的多”。坎德勒一再堅持,可口可樂這種軟飲料是健康的、無害的。

這種為自己辯護的邏輯,反映了“進步時代”在食品和藥物政策的争論背景下,對“純淨”的真正含義的維多利亞式假說。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純淨”和“自然”這兩個詞彙總是緊密相連的。随着城鎮的發展,市民們開始遠離鄉村,遠離糧食生産地,于是田地和牧場漸漸成為了人們心中純淨自然的所在,而進行食品加工的工廠卻往往因可能存在摻假的行為失去人們的信任。在多數情況下,純淨意味着源于土地、源于自然。坎德勒通過将他的産品與咖啡、茶葉等天然農産品聯系在一起,從而消除人們對于可口可樂可能會損害健康的擔心。

但是他的這種言論并不能使人信服,尤其是在美國農業部化學局局長哈維·W.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看來。作為廣為人知的“改革派化學家”,威利密切關注着美國日益增長的咖啡因攝取量,并緻力于對此做出點改變。從1902年開始,他帶領着化學局的“緝毒小分隊”着手調查進入國民食品供應鍊中的各種防腐劑和化學添加劑。1906年《純淨食品和藥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頒布之後,威利的小分隊便可以依法沒收跨州運輸對人體有害的食品和飲料制品。對于威利以及小組中的其他化學家而言,最主要的任務便是終結那些劣質有害商品的生産和流通。

1909年10月,在該目标的指引下,依據憲法中商業貿易條款所賦予的聯邦政府管制權,威利下令截獲了從可口可樂公司亞特蘭大的工廠運往查特努加市瓶裝廠的40大桶和20小桶濃縮糖漿。在表達對于可口可樂公司的不滿時,威利解釋道:“無論可口可樂使用的咖啡因是否從純天然的植物中提取,也不管他們如何在産品中添加這些咖啡因,都無法掩飾咖啡因這種植物堿的有害本質,可口可樂公司的聲明無非是讓人厭惡的托詞罷了。”在發起對于可口可樂公司的公訴時,威利決定讓消費者們“擦亮眼睛,看清飲料中過量添加的咖啡因對人體造成的傷害”。

威利等這一刻已經等了很久。他曾經多次檢舉可口可樂,稱其違反了食品和藥品法,但都遭到了他在美國農業部的上司的阻攔。1908年11月,他首次提議沒收可口可樂糖漿,但被美國農業部的律師喬治·麥凱布(George McCabe)告知證據不足,無法立案。1909年2月,他遇到了同樣的阻攔。美國食品藥品檢查委員會(Board of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也曾斷然拒絕威利的提議,稱如果他的部門對可口可樂公司實施禁令,那麼同理也需要對茶葉和咖啡的進口和貿易商進行同樣的處理,這豈不是一件荒謬的事情。

但是,威利是個執着且充滿自信的人,不會因為受到拒絕而就此罷休。這樣一個在哈佛大學受過教育的人,如果寫自傳的話,會以非常自負的語言寫出傳記開頭,聲稱他已經“研究”過自己的“戰果”,并“發現這些比我的理論要有意思得多”。自從1882年進入美國農業部之後,威利就一直在尋找能夠讓其流芳後世的機遇。25年後,他仍在不懈地尋找重大的發現和突破。盡管他推動實施了《純淨食品和藥品法》并使得化學局更加專業和系統化,但他仍然覺得在美國農業部上司們的阻礙下難以施展抱負。在他看來,這次與可口可樂公司的博弈将是使他名聲大震并向世界展現他勇氣的絕佳契機。

威利起訴可口可樂公司的案件于1911年3月13日在位于美國田納西州東部地區查特努加市的地方法院開庭審理。該案件引起了全國各地各大媒體的關注,成為了各大出版物的頭版頭條——“可口可樂被認定有損健康”“8瓶可口可樂的咖啡因劑量足以緻命”“可口可樂公司受審中”。《夏洛特觀察家報》(Charlotte Daily Observer)稱此案是南部聯邦法院審理的“最重要的案件之一”,《美國藥劑師和制藥記錄》(American Druggist and Pharmaceutical Record)雜志也稱該案件“從多種層面來看都是曆史性事件”。此時的威利成為媒體聚焦的熱點人物。全國的媒體雜志都在報道他的事迹,其中包括其偕同比他小30多歲的美麗的未婚妻安娜·凱爾頓(Anna Kelton)進行周末短途旅行這樣的爆料。威利開始頻繁參加各種豪華晚宴,向查特努加市上流社會的貴族們發表演說,沉浸在功名利祿中而變得飄飄然。

威利得勢的背後有着來自諸多名人和世界級科學家的支持,其中包括來自斯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奧斯瓦爾德·施米德貝格(Oswald Schmiedeberg),後者被譽為那個時代藥物學界的先驅。威利同時也倚仗來自牧師喬治·R.斯圖爾特(Reverend George R.Stuart)的支持,他是一名來自田納西州克利夫蘭市的南衛裡派傳教士,在整個案件審理中作為政府的證人,堅稱咖啡因是道德堕落的緻瘾劑。此時的形勢對威利十分有力,無論是從科學的角度還是神學的角度,都使其立于不敗之地。政府的律師團——由田納西州東部地區的美國地方檢察官J.B.考克斯(J.B.Cox)以及他的助手W.B.米勒(W.B.Miller)帶領——着重強調兩點事實:首先,可口可樂中含有被認定為“人為添加”并“有害健康”的物質——“咖啡因”;其次,可口可樂的名稱言不符實,因為該飲料中已不再像其名稱所暗示的那樣含有古柯葉的成分。關于咖啡因的問題,重點在于證明“人為添加”。政府方面相信,證明可口可樂中的咖啡因不是該産品的自然成分而是帶有明确緻瘾企圖的添加物是相當容易的。

當然,在可口可樂公司的發家之地展開的這場鬥争并未給它帶來什麼不良的影響。查特努加市的人們深愛着這個公司,因為這裡曾經孕育了可口可樂瓶裝廠。這裡是可口可樂的故鄉,也是一座反感政府插手地方事務的南部城市。米勒和考克斯需要弄清楚這裡的人真正關心的是什麼,并且表明他們真的了解田納西州的文化和風俗。

為了得到地方陪審員的支持,種族問題成為米勒和考克斯大肆渲染的焦點。在開庭的首日,他們傳喚了證人——食品和藥品監察局的J.L.林奇(J.L.Lynch)。他在1909年7月對可口可樂公司在亞特蘭大地區的糖漿生産廠進行了大量的調查。他指證,曾親眼目睹可口可樂濃縮糖漿的生産過程,并描述了進行原料混合搭配的工作間。林奇指出,主要的工作是由一個“黑人廚師”完成的:他從各個貼有标簽的容器中取出原材料并按量混合,将這些材料投入一個蒸汽加熱的銅壺中,并用一把長柄木勺攪拌加熱的混合物。公訴人對“黑人廚師”的着裝和動作進行了重點描述:

米勒:你能對那個在工作台上調制原材料并将配料倒進銅壺的“黑人廚師”的着裝進行詳細的描述嗎?

林奇:呃,十分糟糕,他穿着一件髒兮兮的汗衫,鞋子破得很厲害,還能看見腳趾從裂開的鞋面露出來,褲子同樣是髒兮兮的,非常破舊。

米勒:能說明一下他是否在流汗?

林奇:是的,可以說是汗流浃背。

米勒:那能否說一下他口中是否咀嚼着煙草?

林奇:是的,先生。

米勒:他有沒有不時地吐痰?如果有,都吐在哪裡?

林奇:他想吐的時候,便随意地吐,工作台或是地闆上。

米勒:那個工作台和他将配料倒入銅壺的工作台是同一個嗎?

林奇:是同一個,先生。

米勒:那麼,請說明一下,在傾倒原料筒或是原料筒中的原材料時,是否有部分材料潑灑到了工作台上?

林奇:是的,先生,有大量的糖漿灑落在工作台上。

米勒:那麼,那個“黑人廚師”是怎樣處理那些灑落在工作台上的

糖漿的?他怎麼把那些糖漿盛入銅壺中?

林奇:他會用腳或是木闆将部分糖漿推入銅壺中。

米勒:用他的腳?

林奇:是的,先生。

米勒和考克斯相信這種嚴重觸犯了黑人種族隔離法的行為會讓南方的陪審員們作嘔,并使他們從心底裡産生對可口可樂的厭惡。是啊,他們怎麼能讓自己接受這種惡心的飲料呢?這種被黑人的唾液和汗水沾染的混合物!如果要懲處不衛生的飲品,那麼可口可樂必然是首當其沖的。

政府一方強調,在某些情況下,飲用可口可樂會有緻命的危害。兩名藥理學家對兔子和青蛙進行了實驗,發現它們在服用了一定實驗劑量的可口可樂糖漿之後猝死在了實驗室中。對此,可口可樂公司的一位辯護律師J.B.賽澤(J.B.Sizer)稱,政府方面的這些聲明是對可口可樂危害性的過分誇大。在實驗中,兔子服用了超過合理用量範圍的“第5号材料”(Merchandise#5)——柯拉果和古柯的提取物。賽澤辯護道,即便是一個成年人在服用了同等大劑量的糖漿後,無疑也會産生身體上的不良反應。對于青蛙,考慮到它們的體形及重量,喂食的這些糖漿中咖啡因的數量算是超級多了,相同比例的大劑量的咖啡因當然會使成年人也難以消受。

到了最後,雙方激烈的争論陷入僵局,可口可樂公司的律師團隊意識到他們有另外一條出路。如果他們能夠證明可口可樂的商标沒有誤導性欺騙,并且能夠證明咖啡因不是人為添加的成分,那麼他們就能夠繞開咖啡因是否有損身體健康的讨論。盡管可口可樂公司的辯護律師們找來了證人,以回擊政府方面關于過量咖啡因對身體有害的專家證詞,但在案件審理持續不到23天時,他們向愛德華·T.桑福德(Edward T.Sanford)法官提出讓對方撤銷指控的請求,理由是政府無法提供可口可樂在誤導性商标方面違反了《純淨食品和藥品法》的證據。可口可樂公司的另一位辯護律師R.H.威廉姆斯(R.H.Williams)向桑福德法官解釋道:“我的合法主張是……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可口可樂’是以其特有的名稱出售和為人所熟知,并且不含有人為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質,我們就不算違反了該法律的相應條款。”威廉姆斯繼續解釋道,可口可樂的商标具有獨特的含義,其性能和品質也為人所知。人們在飲用時就已經知道該飲品中含有咖啡因這種成分,所以怎麼能将其定義為含有未經告知的添加物呢?

幾天之後,經過對威廉姆斯言論的慎重考慮,桑福德法官示意陪審團對可口可樂公司一方給予支持,認為政府對可口可樂使用誤導性虛假商标的控訴是缺乏證據的,基于此,控訴無效。桑福德在向陪審團進行解釋時說道:“根據第7款和第8款,除了糖果以外的食品中的有毒有害成分被稱作‘人為添加’的成分,但這個定義能否用在可口可樂飲料則很難說。”他舉例道:“香腸中含有一些對人的身體有害的成分,但是隻要在生産和銷售的過程中不再添加除常規成分以外的其他有毒有害物質,那麼它就不符合法律條令中關于‘人為添加’成分的定義。”可口可樂也是一樣,“它獨特的名字,使其從一開始就與别的産品有所區分”。它以“是一種含了咖啡因的飲料”為人們所熟知。事實上,在桑福德看來,“少了咖啡因的可口可樂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可口可樂’,并且不能為大衆帶來如同其名字所暗示的快樂的感覺”。因此,他總結道:“根據法律條文的真正含義和解釋,可口可樂中的咖啡因并非‘人為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質,對于可口可樂的指控因此不成立。”

可口可樂公司以及它的支持者們開了香槟進行慶祝,并将勝訴的消息通過新聞界大肆宣揚。佐治亞州的《哥倫布日報》(Columbus Daily Enquirer)将桑福德的裁定視為可口可樂公司“革命性的勝利”以及“政府一方潰不成軍的決定性時刻”的标志。刊登于《俄克拉何馬州日報》(Daily Oklahoman)的某公司廣告中使用了施米德貝格博士關于咖啡因于健康有益的專家證詞,并指出該證詞“是美國政府對可口可樂公司一案在查特努加市的審判中提出的,審判的結果是政府敗訴”。在芝加哥和紐約地區,該公司免費發放印有可口可樂公司在查特努加市審判過程中的辯護的宣傳冊。

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故事(可口可樂與咖啡因的故事)3

本文摘錄自《可口可樂帝國:一部資源掠奪史》[美]巴托·J·埃爾莫爾(Bartow J.Elmore)著,林相森 張雪媛譯,格緻出版社2018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标題和小标題為編者所拟。

本期編輯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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