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冠姓權為何會成為熱門争議話題

孩子随父姓還是母姓引發的子女冠姓權争議，稱得上是一個非常中國特色的性别議題了；這事在最近二十年來，才逐漸上升成婚戀熱門話題的。

由于中國傳統婚姻最主要的一項功能就是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子女冠姓權正是其核心，一貫是由男性壟斷，随父姓不随母姓。解放後，表面上中國法律以明文宣告了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習俗決定了大部分情況下孩子會無條件地默認随父姓，除非是離異、入贅婚或有什麼特殊情況，所以在過去結婚時，子女冠姓通常不會構成太大争議。

但随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胎化政策的推行，2000年後陸續步入婚姻的男女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獨生子女，一些傳統的婚姻家庭關系早已經發生了變化。

一方面，獨生女兒對她原生父母的價值變高，父母養老、财産繼承都隻能指靠這唯一的一個女兒（這倒是計劃生育政策的計劃外結果）；另一方面婚後婆媳關系中媳婦普遍比以前自主度高，顯得更強勢，家庭地位也更高，即使在農村，任勞任怨、伏低做小的“好媳婦”傳統形象早已不受歡迎也不再普遍，尤其農村現在主動提出離婚的以女方居多（很多研究者的田野調查也證明了這點，參見：劉燕舞，2009），男方家庭父母反而要想辦法和媳婦搞好關系。因此，女方或女方家庭要求子女冠姓權，特别是在男女雙方家庭經濟條件、議價能力均旗鼓相當的情況下，在很多地區已經是極為常見的事情：如果沒有就這個問題在婚前達成一緻，那基本上這門婚事就吹了。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經常能發現，00年後的新生兒名字裡，很多糅合了父母兩方姓名，或者以“父姓 母姓”自創複姓，這些都是打破傳統冠姓傾斜的各種實踐。

這樣的大背景變化下，催生出了一種對子女冠姓權争奪最為激烈的婚姻模式，叫“兩頭婚”或“并家婚”（目前各地并沒有統一的叫法，為行文方便下面一律稱為“兩頭婚”），即“男不娶女不嫁，不出彩禮不帶嫁妝，夫妻兩邊輪流住，承擔兩方的養老，孩子分别跟兩家姓”，粗略地形容一下，就像是夫妻兩家搞“AA制”的合夥婚姻。這種模式近二十年來在中國廣大南方省市地區逐漸發展壯大，跨度較大，包括了四川、兩湖、福建、江西、上海等地，而在江浙滬尤其流行，在部分地區早已成為了超過七成當地人選擇的主流婚姻模式，因而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參見：魏程玲等，2014；徐芸，2015；莊孔韶等，2019；張歡，2019）。

“女性争奪子女冠姓權”，這不單單隻是一個女性地位上升的問題，當我們把這種現象放在更大的中國家庭結構變化中來考察，将會有更多有趣的發現。

傳統和現代的博弈：兩頭婚中的子女冠姓權争議

如上所述，由于姓氏是深深紮根在中國傳統家庭父權制之中的，因此女性争奪子女冠姓也很容易被繞進父權話語裡打轉。比如說傳統的入贅婚中，子女冠姓權屬于勢力更雄厚但沒有男孩傳宗接代的女方家庭，入贅男方一般在經濟和社會條件會略低于女方——我們熟知的“豬八戒背媳婦”，民間戲曲裡就有很多八戒哭訴自己入贅高老莊後被嫌棄打壓的台詞。雖然婚姻形态由“從夫居”變為“從妻居”，孩子由随父姓變成随母姓，卻仍然還是在父權制家庭結構下完成延續男性家族香火的職能——兩方争奪子女冠姓權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本質并沒有太大改變。這也是子女冠姓權争議裡很多人理解的，“随母姓最後不也還是在随男人的姓（即女方的父系家庭的姓氏）嘛。”

那麼，女性争奪子女冠姓權，究竟是不是仍然隻是在重複父權的邏輯叙事呢？

在新興的“兩頭婚”實踐中，我們也許能找到一些不一樣的答案。盡管兩頭婚的模式在不同地區的實踐中會略有一些差别，但研究者們普遍對這種新型婚姻模式中女性地位的提升表示肯定——可能不徹底，但至少有進步。

簡單地說，在兩頭婚的婚姻模式下，子女冠姓權的解決方案，一般是要求“雙系”兼顧：要生兩個孩子，婚前協商好按生育順序或者性别繼承男女雙方的姓氏——比如說不管是男是女一律頭胎随夫姓二胎随母姓，或者男随夫姓女随母姓。而在二胎開放之前，部分率先實踐兩頭婚的家庭一般也會有一個子女冠姓協商方案，比如生女随母姓、生子随父姓，或者采用複姓（兩家疊姓），但誰家的姓該放在前面，仍存在争奪。

也就是說，在“兩頭婚”新模式裡，男方和女方家庭的姓氏都要求能獲得延續，傳統父系家庭制度的特征雖然仍舊獲得了保留，但一些規定被打破和松動了，産生了新的特征。雖然兩頭婚的類似婚姻模式在曆史上并不新（費孝通1930年代的作品中就提到過），也曾在很多少數民族地區流行，但在漢族多個不同地區出現甚至成為主流婚姻模式，是有其新的背景和需求作為支持的，這實際上是一個經過多方博弈的過程。

在過去女兒被視為是要“潑出去的水”，婚後要孝順公婆也就是男方家父母，贍養自家父母更多是親情的感召或責任感，而不是義務或剛性要求（不贍養通常也不會遭到輿論譴責），通常也沒有從自家父母那繼承财産和住房的權利。但獨女家庭在沒有男性子嗣的情況下，父母養老問題不可能寄托在“女兒出嫁後顧念娘家情分”這種不穩定的支持上。而由于傳統招贅婚禮往往需要女方支付一大筆彩禮，家長往往對上門女婿騙婚和婚後違約情況十分警惕，也不太滿意找條件比自己家差的男性（入贅婚一般是女富男貧），所以選擇和本地門戶相當的男性家庭“兩家并一家”，成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選擇。對獨生女來說，她們往往自視為家裡的半個兒子，對于繼承娘家住房和财産并承擔贍養責任，态度一般也非常積極。

而對男方而言，當下随着婚姻支付成本的不斷攀升，個體很難憑一己之力獨自成婚而必須依賴父母方的代際支持，兩頭婚比傳統婚嫁的成本和壓力都要低很多，也避免了傳統“從夫居”帶來的婆媳關系戰争，代際關系和家庭關系都會更融洽。

站在新婚夫妻小家庭的角度來說，他們婚後兩方都可以繼承原生家庭的财産，不用分割出去，既可以享受父母輩照顧，獲取經濟支持，又能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以雙方父母輩共同的角度來說，由于選擇兩頭婚的往往是本地收入中等階層的家庭，一般不找外地人，兩家聯合婚姻，比較容易維持原有的收入身份和生活質量。此外，獨生子女家庭裡因為隻有一個寶貝孩子，所以父母輩家庭對獨子或獨女分家後保持經濟、情感交往的願望往往非常強烈，更容易形成學者王躍生所說的“雙系網絡家庭”。

所以，在養老繼承、規避風險、情感維系等多重原因和多方意願的綜合考量下，應該也是經過了一些試錯和拉鋸，才最終構建出了“兩頭婚”這種婚姻模式，并形成了比傳統更加平等的家庭内部性别關系。 （參見：李寬、王會，2017；黃亞慧，2013）

在這種婚姻中，夫家和娘家、血親和姻親的界限，也一并被模糊掉了：以蘇南地區的兩頭婚為例，不但酒席要在男女兩方家各擺一次，就連孩子生下來後，對父母兩邊親屬的稱謂叫法都一緻，男女兩方父母都叫“爺爺”、“奶奶”，沒有“外公”、“外婆”；一些傳統重大日子和節日，比如孩子的周歲酒，要在兩邊各辦一次；逢年過節要商量好先後，除夕夜父母兩家都要去，得吃兩頓飯；清明節挂親，兩邊也都得跑。

也就是說，男女兩個家庭在養老資源、财産繼承和姓氏延續的資源上享受着平等的權利，而為了保持資源分配時能達成平衡，關系上就呈現出一些特有的緊張狀況——子女冠姓權争奪時發生的争議隻是其中表現之一。在一些訪談和案例裡，有時候女方家條件更強，于是頭胎也可能會随母姓；有時候女方生完一胎後不打算生了，就引起了另一方家庭不滿；有時候有一方家庭變卦、更想要争奪兒子的冠姓，在地方同鄉和熟人社會眼中，這就是某一方“吃大虧了”，會産生一些輿論壓力，愈發加劇了兩方的拉鋸、算計和扯皮。了解這層背景後，對于為什麼有人會問papi醬以她的經濟收入和能力地位，為何會讓孩子随父姓這種問題，也就不感到奇怪了（但事件中進行人身侮辱和攻擊仍然是非常錯誤的！）。

冠姓在什麼時候可以成為自由選擇

在網絡熱議子女冠姓權時，很多人想當然地指出：“孩子跟誰姓，這不應該是兩口子的私事嘛，關外人什麼事？”

這話乍一聽并沒有什麼錯，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現實中發生子女冠姓權争奪并且還十分激烈的各種兩頭婚案例裡，這可真不是“兩口子的私事”，而是兩家人、兩代人的事，并且事關财産繼承分配、兩家地位或利益的博弈、家族人情關系乃至兩家在當地的面子問題等一系列因素。子女冠姓權争奪到底是性别平等的表現，還是傳統父權繼承觀念的升級或變形呢？它們其實可能既是原因，也是結果，但我們的視角不應局限于此。

一些敏銳的研究者在兩頭婚的訪談中，指出了子女冠姓之争背後的親權幹預（曹麗娟，2013）：很多80後小夫妻表示其實自己并不看重孩子的姓氏，隻是父輩向他們提出要求。研究者意識到，一些年輕夫妻其實對孩子姓氏問題也并沒有太多獨立思考，更沒有仔細考慮到這種争議會對未來婚姻家庭生活的影響，隻是盲目地聽從父母的安排，或者覺得應該首先滿足父母的要求，甚至有受訪者稱這是在“盡孝”，為父母幹預自己子女冠姓争奪做出合理化解釋，以至于令研究者驚訝于她的“愚孝”。按道理來說，這一代獨生子女在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中長大，理應更加開放、獨立和有主見，為何會接受父母的幹預、甚至表現出對傳統“孝道”的認同？

這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是傳統父權話語的回歸。就像前面提到的，當有人問，子女随母姓不也是随女方外公的姓，随她父系家族的姓嗎？一些支持女性也有子女冠姓權的年輕人，會選擇以個體本位的角度來做出回應，也就是說，女方的姓雖然是父系家族的，但生下來後就已經是她作為個人的一個标志了，和家族沒有什麼關系，是屬于她自己的一部分。

這種個體本位而不是宗族本位的思路，确實是理解子女冠姓權争奪動機的一個關鍵，因為很多兩頭婚中的女方并不是在追求家族的集體利益和宗族傳承，而更多是在保護她的個人利益；她的父母作為姻親踴躍參與進來，擁有比傳統婚姻中更高的話語權和活躍度，很多時候也不是為了家族利益最大化，而是為了保護自己這唯一孩子的利益。

這種親權過度幹預婚姻事務的情況相當普遍，也非常符合學者閻雲翔前幾年對于80後一代出現的“包辦離婚”現象的觀察，那就是：造成當今一代中國年輕人婚姻出現沖突的最重要原因，其實是父母的強大影響。而正如媒體報道的那樣，三個婚姻中的重大安排——小兩口要不要離婚，共同财産怎麼分配，誰來撫育孩子，實際上都是由雙方父母來做出最後決定的。（參見：閻雲翔，2016）

所以為了更好地理解子女冠姓權争奪的問題，這種代際沖突和幹預必須要放在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化中來加以考察*。無論是人口普查數據還是抽樣調查分析都能發現，中國這些年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的規模正在變小，核心家庭正在成為主流，相對而言直系家庭在減少、複合家庭則在慢慢消失。學術界主流觀點通常也認為，核心化是一個家庭走向現代化的最重要判斷标志之一。

*簡單普及介紹一下概念，家庭結構一般被分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複合家庭三大類型（殘缺家庭等其他情況暫略）。1、核心家庭由一對夫妻及其未婚子女構成，經典畫面就是父母 一兩名小孩的小三口/四口之家。2、直系家庭由父輩夫妻和一對已婚子女（可能有孩）構成，經典畫面就是祖孫三代家庭，或者國産劇裡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小兩口。3、複合家庭由父輩夫妻和多對已婚子女（可能有孩）構成，經典畫面就是那種四代五代同堂、兄弟姐妹婚後不分家的大家庭。

傳統的中國家庭是典型的父權制家庭：具有父系繼承、女性從夫居、男性家長掌權等特征，家庭一般是圍繞親子關系展開，比夫妻關系更重要，比如說包辦婚姻是由父母決定子女婚事，也就是說，夫妻關系是屈從于親子關系的。同時，傳統中國家庭也經常被視為是一個經濟合作單位，家庭成員之間“同居同财”，不是一家人不吃一鍋飯，各種經濟聯系合作十分緊密。相對的，現代核心家庭的軸心是圍繞夫妻關系展開，經濟關系被情感關系替代，家庭規模縮小、成員關系比較簡單，往往更容易和父權做出切割，因此性别地位會比較平等，女性的地位也更高。

所以，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在核心化程度越高的家庭裡，子女冠姓就越可能成為“兩口子的私事”，随父姓還是随母姓，會成為相對自由、獨立的選擇。

但是，王躍生、曾毅等學者卻觀察到，2000年以後中國家庭結構變動中，核心家庭比例反而明顯下降，直系家庭不但沒降低、反而穩中有升，從1982年的17%上升到2000年的25%。當時學者們認為這種現象不能說明中國正在回歸傳統，很大可能上隻是70年代初以來的生育率下降造成的滞後效應，中國家庭仍然還是在走向現代化，等到了2010年三代直系戶的比例就會下降。然而中國的直系家庭并未如預測的那樣發生解體和下滑，到2010年人口普查時，鄉村直系家庭結構比例繼續上升，達到了28.52%（王躍生，2013）。

按理說，中國的家庭結構早已經發生重大改變，父母的傳統權威穩步下降，夫妻親密關系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經上升成為個體家庭的主軸。但是，獨生子女家庭“四二一”結構中，親代對子代的情感和經濟投入要更集中，會更加舍不得放手，于是，夫妻關系雖然成為家庭主軸，但孩子成為了夫妻關系中的重點。和西方家庭不一樣的是，中國家庭因為有繼承-贍養的關系（即費孝通說的子女不但要養下一代、還要反哺養老的“反饋模式”），所以子女或兄弟分家出去後，各自的子代家庭和原生父母家庭之間，即使獨立，也仍然會存在較為密切的經濟支持和生活互助關系，這都給親權入侵、幹預夫妻關系留下了一定的空間。而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想要徹底地擺脫對父母的依賴也變得越來越心有餘而力不足。結婚、生育、買房、帶娃，總有需要代際支持包括經濟和勞力上幫助的時候；而幫助和控制有時候是同一回事。正是這樣的多方合力，促成了親權在家庭軸心中的再次回歸。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當前浪說後浪們有“更多選擇的權利”，卻反而戳痛了無數年輕人的心。表面上姓氏在今天隻是一個符号，子女冠姓權隻是個體家庭裡夫妻的不同選擇，但對于現實中真正卷挾在争議裡、面臨多方沖突的人來說，卻很可能并沒有什麼真正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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