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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偏峰
投資一部電影,得要多少才能不虧本?
按照業内的标準答案,至少票房要達到成本的三倍。
可是如今有這樣一部電影,
在投資4.5億的情況下,周票房1.7億,上映13天,票房也不過剛剛過4億。
這是電影《明日戰記》的現狀。
于是我們能看到作為這部電影總監制的他,是見面會上,沒辦法掩飾自己的情緒,
是一天要在手機上,刷20多次票房消息。
有人說,照這勢頭下去,他這次,會虧得褲衩子都沒了。
慘嗎?
再來看看更慘的。
這次電影,是他在早在13年前就有的夢想。
為此,他早在2015年就給電影立了項,2017年開拍,殺青。
之後,就是長達5年的後期制作。
有多用心?
隻是一場空戰 一場車裡的機器人大戰,兩場戲加起來足有超過800個鏡頭,
一個時長僅有48秒的特效,背後是團隊耗時576天的結晶。
然而這一切的努力,在如今市場反饋的襯托下,無疑被蒙上了一層“慘淡”的陰影,
他,亦被打了“悲苦”烙印。
有人說,他都是藝人了,還能有多慘,還能有多點背?
别不信,他的舊事,講給你聽。
1985年,香港迦密中學門口,一個少年,決定退學。
這個少年,就是15歲的古天樂。
當時,家裡由于父親常年患病,因此一心希望作為長子的他,成為醫生。
母親李绮雯,則是從小對他的教育,奉行着“高壓”政策。
一邊是自己毫不感興趣的職業期待,一邊是逼仄的家庭氛圍,于是處于最叛逆時期的古天樂,再也無法忍受了,他走出校門,走上街頭,放棄成為“乖小孩”。
在那時的香港街頭,你可以在一個商場門口看到他,可能他正在當保安,
在碼頭看到他,因為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都在靠着搬運工維持生計,
甚至于一個街邊不起眼的小店裡,可能他正在做服務員。
未成年 底層工作,光憑這兩關鍵詞,似乎就能預告他那時的生活狀态——苦。
有多苦?
即使很多年過去了,他依然能清楚回憶起那段經曆。
酒樓上班第一天,他按照要求穿着白衫白褲和拖鞋,結果下一秒就接到了一個血淋淋的袋子,打開一看,“哇!是蛇,沒皮的蛇!那時候真的洗了一整天的蛇,那種腥臭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而這樣的日子,古天樂堅持了整整三年。
可是忍受,就會苦盡甘來嗎?
對那時經濟騰飛的香港來說,再也不相信苦幹就能出頭的“雞湯文”。
更大的災難,是在他成年那年到來的。
18歲那年,在壞朋友的唆使下,他參與了一起搶劫案。
他們打算搶劫一個女孩,商量之下,他們讓古天樂放風,其他人則負責動手。
幸好,警察及時趕到。
其他人四處逃散,隻有古天樂,一人被捕。
然而,被捕之後的他,還堅守着哥們義氣。
警察問他同夥,他卻拒絕透露兄弟們的姓名,因此,一個人扛下所有罪行的他,被判罰一年半。
可是,受他恩惠的兄弟們呢?
是趁他服刑期間,和他當時女友戀愛了。
“我替你背鍋,你卻撬我牆角?”這事兒換誰,誰能保持冷靜?
古天樂,也不例外。
得知此事的他,是直接在監獄裡與人發生了鬥毆,于是刑期又由原來的一年半增加到了兩年。
慘嗎?背嗎?
萬幸,出獄之後的古天樂,終于走上正道了。
1991年,在朋友推薦下,古天樂成了一名簽約模特,那時,不少當紅歌星的mv,他都有出演。
不難看出,當時的他,劍眉星目,充滿少年感。
于是第二年,靠着顔值,他作為旁聽生,參加了TVB第五期藝員訓練班,之後,和tvb順利簽約。
可是那時的tvb在邵逸夫的管理下,是實行的大擴招政策,像古天樂一樣的新人,他們每天會簽無數個。
對那時的新人古天樂來說,簽約,相比穩定飯票,更像是tvb給發了一張娛樂圈的入場券。
入場之後能不能玩,如何玩,則全在自己。
于是能看到那時的古天樂,為了争取機會,給鄭少秋“秋官”伴過舞。
但由于業務不行,被當時的tvb一姐沈殿霞當衆吐槽,“唱歌普普通通,跳舞就像拜大神。”
被圈内前輩當衆這樣評價,換做其他人,可能早打退堂鼓了。
可是對古天樂來說,卻像沒事發生。
好在這次的堅持,終于有了收獲。
他碰到了他生命裡的三個貴人:張國榮,蕭笑鳴和黃紀瑩。
要盤點港圈大善人,張國榮是繞不過去的存在。
幫過張學友,張衛健,莫文蔚...同樣,這份善心,也用到了古天樂身上。
在當時的收視王節目《今夜不設防》上,當主持人黃霑問出“讓我們看看是否有有前途的新人”時,
一旁的張國榮果斷回答:
至此,娛樂新人古天樂,總算看到了屬于自己的“光”。
然而,人紅向來是非多。
速度超快的香港娛記在張國榮推薦的第二天,就立刻挖出了他曾經坐牢的過往。
輿論沸騰,他好不容易看到的光,就此熄滅。
最黑暗的日子,他說,那時候連買飯都不敢出門。
幸好,還有蕭笑鳴和黃紀瑩。
黃紀瑩,是當時古天樂女友。
94年,倆人片場相識,同是出道新人,彼此見證了最落魄的那段時光。
識于微時的情愫,往往最動人。
于是在古天樂深陷輿論漩渦的這段日子,黃紀瑩成了他最可靠的後盾,幫他煮飯,給他買日常生活用品,經常獨自一人拎着大袋子,氣喘籲籲走過幾條街....
另一人,則是蕭笑鳴,是當時tvb金牌監制梁家樹的老婆。
因為張國榮的推薦,讓她注意到了這個俊朗少年後,她力排衆議,把當時正在籌備期的《神雕俠侶》裡的楊過一角,給到了古天樂。
而這一決定,如今回頭看來,不亞于古天樂命運的轉折點。
因為出演“楊過”,他成了古裝美男的代名詞,金庸原著裡寫的“一見楊過誤終生”,也終于有了說服力。
之後,他總算打開了自己的戲路。
《圓月彎刀》中的丁鵬,帥得“人神共憤”,但一句和顔值兩極化的台詞,讓他有了“平平無奇”的稱号,
1999年,靠着《刑事偵緝檔案IV》裡外冷内熱的正義警察徐飛,他拿下第一座有分量的獎杯——“TVB萬千星輝我最喜愛男主角”獎。
兩年後,又因為《尋秦記》的項少龍一角,2次拿下“我最喜愛男主角 ”。
他的演員生涯走向巅峰,但如今看來,也像最後的輝煌。
2003年,由于CEPA的簽署(CEPA全稱:《内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可作為國産電影在内地院線公映。
這一協議,一方面讓香港市場得以拓展,但另一方面,是為了迎合内地市場,有影迷發現,原來港片裡的“港味”,好像變少了。
市場擴大了,但港片,也沒落了。
于是那時,就有不少藝人開始或轉型,或北上求發展,可是,古天樂,卻在“港片已死”的論調裡,盡力延長着它的黃昏。
有劇組經費緊張,片酬太低找不到人,他不介意,自降片酬主動去。
小衆的,非商業的港片找不到投資,他也總會出一臂之力。
後悔嗎?
相比後悔,獅獅更能感受到一個他仿佛把自己變成信徒,用虔誠,诠釋着每一個角色。
2007年,拍《門徒》時,他已經算得上大咖。
導演爾冬升找到他,讓他演一個吸毒男,這是全劇戲份最少的角色,他二話沒說,接了。
之後,為了符合角色,更主動向爾冬升要求“醜化”。
戴上劇組給他定制了的特殊“牙套”,盡量讓自己更貼合吸毒者肮髒癫狂的狀态。
太逼真了,直接讓劇組工作人員懷疑,古天樂真的在吸毒。
《竊聽風雲》時,還是因為角色,每天強迫自己吃8頓飯,最後硬生生把自己吃胖了30磅。
一個演員需要的敬業和突破,他都做到了。
杜琪峰更直接贊他:香港最後一個明星。
然而,回饋呢?
那幾年,他仿佛消失在了領獎台上,一直到2017年。
那一年,他主演的電影《殺破狼·貪狼》上映,而他也終于憑借一位失去女兒的爸爸一角,被港圈最有分量的獎項“金像獎”注意到,
次年,拿下金像獎影帝。
在台上,面對着這座等待了足足25年的獎杯,他搓着手,緊張得像個剛出道的新人:
“好了,我不知道說什麼了.....”
也是,還能說啥呢?
在等待的過程裡,在一個個盡力诠釋的角色裡,他把想說的,要說的,應該都說盡了吧。
有人統計過他這些年拍的作品,光電影,就有98部,早些年拍得兇得時候,每年甚至都會保持5-10部的電影産量。
于是,常年高産再次給他招來誤會。
港媒罵他“吸金天王”,報章的标題大喇喇地打着四個大字:年賺一億。
連提攜他的導演杜琪峰一度都誤會,勸他“演員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一時間,關于他各種藝德淪喪,拜金圈錢的批評聲四起。
對此,他隻回應了一句:“我拍戲,我需要錢,有很多人需要我。”
這是實話。
疫情三年,大批企業或倒閉,或裁員。
可是對于老闆古天樂來說,他不僅不裁員,還給員工放有薪假期。
他說,“在這個時候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自己有能力可以支持,就會保住員工的飯碗。”
而這一句承諾的背後,是他至少保住了600個員工的生活來源,
這份善心,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
3年前,他從成龍手中接過了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一職,這是個非盈利性質的演藝人工會,換言之,想要當好這個會長,更多時候,是要“用愛發電”的。
于是我們能看到,疫情期間大批香港老藝人無工可開時,他就幫他們四處籌款。
僅一個多月,就成功給他們每人發了9000元。
疫情爆發初期,不少老藝人口罩不夠用,于是他又自掏腰包,先購買了兩萬個,不夠,就再動用自己基金會的錢,直接在全球搜購130萬個口罩。
甚至連他這個基金會,都是在他善心之下的産物。
2008年汶川地震,一夜之間,千萬孩子流離失所。
這事兒被他知道後,不僅捐錢捐物,後來幹脆成立了“古天樂慈善基金會”,在當地政府牽頭下,直接捐學校。
這一開始,就持續了十多年。
期間,貴州、廣西、四川、雲南等地,都留下了他援建的希望小學。
不僅出錢,有時候,他也會親自上陣。
為了保證每一所捐建學校的質量,他會親自或派人去實地考察并監工。
有人統計過,十幾年間,他總共捐贈了高達一百多所希望小學,外加18所衛生所、1座小型水利工程以及750口水窖,
而修建一座學校,至少要50萬,一個衛生所,至少30萬,按照截止到2021年6月的數據,他捐贈了133所小學和18個衛生所,光這兩項,他至少在慈善上花費了數千萬元,直接解決的,是偏遠山每年4萬多個學生的讀書問題。
然而,做了這麼多事的他,卻選擇的是一再低調,有時候甚至閉口不談。
2009年,古天樂參加《快樂大本營》,正當節目進行到一半時,主持人何炅突然将兩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子領上了舞台。
原來,他倆是在古天樂捐建學校就讀的學生。
因為生活貧困,他們一度失學,這次,他們是特意來感謝古天樂的。
但面對這一切的古天樂卻是,眉頭緊鎖,仿佛曝光他做慈善的節目組給了他個大難題。
或許正是因為刻意低調,從而給了好事者趁虛而入的空間。
首先是娛記卓偉,在朋友圈發了張圖,他捐的學校,都是在借花獻佛,冒名頂替。
接着,又有好事自媒體“發現”,他捐的每間學校或宿舍,都是用他自己名字命名的,于是他們說他并不是在低調慈善,而是在炒作人設。
雙面夾擊之下,他被送進了“詐捐”的輿論漩渦。
可,真是這樣嗎?
根據可靠資料顯示,僅2009年,古天樂是實實在在出資了18萬港币,在貴州遵義的蝦子鎮和當地政府合建了“紅光古天樂小學”。
至于說他靠着本人名字炒人設,更是無稽之談。
因為根據香港地區有關規定,個人捐款項目必須以捐款者姓名命名,才能得到審批。
所以,說他挂虛名,炒人設的人,大可以歇歇了。
倒是古天樂,在這一次又一次的質疑裡,得以讓外人看到一個更真實的他。
風波之後,他首次接受采訪。
在面對“會不會更加大力度去做慈善”這樣的問題時,
他:“不會因為外界的看法,就做超出能力的事情。”
還是一貫樸實回應,沒有借此立人設,也沒有宣傳。
但“堅持做慈善”的回應,已經一切早在不言中。
“多說多錯,少說少錯,不說不錯。”這是經曆過社會捶打的社會人總結出來的無奈又現實的經驗。
對于古天樂來說,亦是如此。
作為早有獎項等身的他,本有着更多選擇,可他卻選擇堅守在日薄西山的香港電影圈,
作為老闆,他本可以将利益最大化,可他卻願意自掏腰包,保住600個人的飯碗,
作為明星,他完全可以選擇更優渥的生活,沒必要把個人所得拿出來做慈善,但他,還是選了一條完全相反的路。
所以,當他做出這些常人不理解的選擇時,總會遭到誤解,質疑...
慘嗎?
很難說“不”。
但就如他早年在自傳裡寫的,“我已痛改前非,我承諾的,我都會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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