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解構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要素特性，有利于為新時期公園城市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公園城市生态價值是一個涵蓋生态經濟、社會、人文等多重價值内涵的複合化概念，所形成的生态價值觀成為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架構的認知基礎。以系統論為觀察視角，發現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是一個由自然主導系統與人工子集系統耦合而成的複合化、開放性的動态有機整體，主要由基礎保障性要素、行為主體性要素、催化促生性要素、空間管控性要素4種要素構成，各要素的相互聯系與交互作用對生态價值的成功轉化施加不同程度影響。應基于系統中要素構成及功能特性，加強整合不同要素内在效力以維持系統的健康平穩運行，進而助推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的多維轉化。

本文引用信息

譚林，陳岚，陳春華，劉堯. 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構成要素與特性分析[J].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22,35（9）:45-53.

0 引言

公園城市理念的誕生為新時代城市規劃與發展創新了思路。已有研究在公園城市的曆史沿革、思想源頭、内涵創新等方面基本達成共識，普遍認為公園城市發端于田園城市、森林城市、園林城市等相關理論，同時将中國“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傳統哲學智慧注入，賦予公園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思維啟迪。在生态文明建設和社會主要矛盾發生顯著變化的雙重語境下，公園城市建設注重将自然、城市、人作為有機整體來塑造生命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緻力于構建“人—城—境—業”協調交融、高效集約的城市發展新範式。相較于城市發展的其他相關理念，公園城市更側重于城市的生态性、公共性、人文性和共生性。建設公園城市，其實質是城市發展轉型和城市價值創造的過程，而城市價值本身具有一定複雜性和層次性，因此有學者結合我國國情将“價值鍊”引入城市研究，提出了“城市價值鍊”理論。随着城市不斷發展和“城市價值鍊”理論日臻完善，也為當前公園城市的價值内涵提供了重要學理支撐。從這一視角來看，公園城市所彙集的“綠色低碳經濟價值”“多元共治政治價值”“以文化人文化價值”“美好生活社會價值”“綠水青山生态價值”等多領域的單個價值要素效能組成了相互依賴、關聯互動的城市整體價值鍊。基于生态文明優先的核心指導思想，推動生态價值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價值要素的相互融合是該價值鍊構築與發展的關鍵一環，通過對生态價值的挖掘、轉化與利用，有利于為新時代城市與區域的綠色健康發展培育新動力、打造新的增長極。

既有文獻對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的研究主要圍繞三條主線開展：一是在理論層面将美麗詩情與公共效率、生态尺度與生态價值、功能區域與空間形态的相互結合作為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的根本準則。二是對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路徑的研究。有學者提出從點、線、面、域入手加強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是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的有效途徑，通過網絡化、組團式集約發展可最大限度顯化生态服務價值，釋放生态經濟與社會文化綜合效益。三是立足實踐層面，以城市重點地段和環城區域個案為例，提出以城市生态圖底關系為基礎，建立立體生态景觀系統的實際轉化方案。整體來看，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園城市理念内涵、生态價值評估與轉化模式等方面；相比之下，對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研究關注不足，對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形成邏輯、要素解構仍未形成一定意義上的統一認知，對于公園城市生态價值本身的科學内涵與突出特征亦缺乏理論闡釋。這不僅不利于深化公園城市系列研究，還對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路徑、效益評估及城市高品質發展等理論與實踐探索形成制約。

鑒于此，本文将系統科學理論引入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研究，依據該理論構建起“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概念體系，明晰這一系統的架構思路及其要素集合，并剖析不同構成要素的主要特性與功能價值，以期豐富公園城市研究理論成果，為最終的生态價值轉化策略提供科學依據。

1 公園城市

生态價值的理論認知

1.1 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的内涵與特征

公園城市建設核心要義是在城市更新規劃建設中充分考慮自然環境的生态價值，一切空間生産活動應遵循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根本原則，通過嵌入可持續綠色發展理念創造出更多的優質生态産品，為區域發展提供新動能。由此可見，生态價值在公園城市價值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從認識論角度來說，價值表示的是客體屬性和功能與行為主體之間的一種效應關系，其實質是客體與主體間作用與反作用的辯證統一。着眼于公園城市，其生态價值可定義為：在自然生态系統中，通過經濟手段、規劃設計、政策調控等多維方式激活、挖掘生态原始價值及其衍生價值，打造多元化、差異化消費場景，滿足人民精神與物質雙重需求，推動人類文明和城市發展轉型，為社會經濟綠色發展供應全新勢能，包含生态經濟價值、社會價值、人文價值等複合化的價值體系。

受城鎮化進程、政策制度設計和個性需求的多重影響，公園城市生态價值具有認知主體差異性、功能類别複合性、價值優化選擇性、價值發展共生性等顯著特征。具體來看，一是價值認知的主體差異性。在不同曆史時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空間範圍内，鑒于各利益主體對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的主觀認知、依賴程度、需求取向的差異性，不同主體所形成的生态價值意識和所識别的價值體系存在差别。二是價值的功能類型複合性。基于城市存量更新的新語境、城市土地利用的新路徑、人們訴求的新變化、消費模式的新場景，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的功能類型逐漸複合化、多元化。除了具備基礎的生态保育、休閑旅遊等顯性價值外，還涵蓋空間生産（文化生産、産品生産、精神生産）、人才吸引、城市競争等隐形價值，且各價值個體之間可通過全域全要素的系統轉化形成更為複雜的價值綜合體，最終實現其價值利益最大化。三是價值優化選擇性。由于個體價值取向有所差異和外部空間環境發生變遷，加之土地資源的空間分異性和有限性，利益相關者之間（尤其是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之間）不斷處于積極或消極博弈之中，從而使得生态結構及其空間形态發生變化，生态資源不斷優化、重組，進而推動其生态價值體系重塑，形成新的價值特征。四是價值發展共生性。公園城市理念本身強調的是生态價值對城市高品質發展的支撐力、驅動力與整合力。隻有将城市空間融入至生态系統中才能真正實現生态價值的現實轉化，而這一過程包含了“公園”生态域的價值實現和“城市”社會場的價值表達，二者的交互作用與共生共融促成生态價值結構和功能機制走向成熟。

1.2 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觀的獨特表達

公園城市理念突出以生态思維為邏輯基點、以人民切身利益為中心構築人、城、境、業和諧統一的大美城市結構，這一核心要義構成了公園城市獨特的生态價值觀，蘊含着“人文性”“物質性”“共融性”等多重内涵，是公園城市建設的主流價值位序，為建構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提供了認識基礎（圖1）。

圖1 公園城市的生态價值觀表達

具體而言，首先，建設公園城市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人民幸福感、獲得感和歸屬感，深刻诠釋人民的主體地位，每個個體均被賦予均等與公平發展的機會，通過發揮自身創造性與主導性的綜合行為協調與自然、經濟、文化的内在關系，從而形成人與城市各要素之間的優化和諧狀态。由此，以多元化、差異化人性需求為導向的利益表達成為引領公園城市建設的核心價值判斷，各部門局部利益、區域發展整體利益及公共利益的正向博弈與協同在本質上亦是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觀形塑的基本理念與基礎内容。其次，公園城市語境下的“城”表征的是城中有園、城園相融的總體格局。重視依托片區内自然資源本底，通過綠道網絡、山水環境、區域文化等聯通各個功能單元，構建全域全要素的生态國土空間。因此，無論是城市總體層面或社區、街道尺度，都需嵌套系統的空間規劃與治理體系，密切聯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的核心理念，着眼于城市生态格局安全和人地關系協調，統籌安排片區内自然資源、人文曆史等發展要素，為引導人城協同、城園共生的空間形态，實現國土空間各類資源的合理開發與有效治理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撐。再次，“境”表達的是一種三生空間融合、自然生境優美的綜合性人居環境空間，主要包括水域、土壤、植被等原生态自然系統和人類生産生活活動所形成的人工系統。在新一輪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重構背景下，三區三線的劃定特别強調對生态環境的保護和對開發邊界的限制，通過底線約束對區域内生态資源和發展空間等提出了規模、範圍、開發強度等剛性要求，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公園城市的生态内涵，有利于形成總量管控、邊界控制和用途管制的公園城市系統化、全要素空間格局，進而為其最終的生态價值轉化提供充裕的物質基礎供給。最後，對“業”的認知不僅是指突破傳統産業的桎梏，活化利用原有産業基礎，更意味着通過建設公園城市營造良好人居環境、創造優質産業環境，吸引人才入駐，從而構建綠色高效、集約循環的新經濟形态。可以看出，“業”的升華與重構是需求側的直接表達，這使得在多樣化、特色化的市場消費需求助推下，公園城市建設緊密圍繞綠色健康發展理念，立足産業生态化和生态産業化的交互性邏輯，通過其生态價值轉化分異成生态經濟、共享經濟、創意經濟等不同類型的新型産業模式，從而促進社會發展空間的有序化、綠色化轉型，為生态文明建設提供綠色動能。

2 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

架構及要素特性

2.1 系統建構思路分析

公園城市的獨特立意思維破除了城市公園的局限思考，超越了生态城市的單一系統觀念，而聚焦于人、城、境、業與自然環境等多要素的融合共生。在此語境下，建設美麗宜居公園城市需将生态價值考慮進去，将推動生态價值全面轉化作為公園城市建設的關鍵切入點和着力點。其實質是以自然生态底色為基礎，通過合理規劃利用一定區域内的生态資源，促進生态價值與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價值要素的融合集成與創新創造。由于城市本身是一個複合性系統，故而在轉化過程中既需堅持自然生态系統與城市空間系統的多維融合，也需從不同尺度來考察價值轉化中人與自然、人與城市等複雜的作用關系，注重對原生态的保護利用，通過統籌多尺度的街頭綠地、綠道、遊園、湖泊、河流、濕地等生态資源形成價值轉化的原生動力。同時，“城市人”等利益主體是城市空間系統運轉的核心力量，通過參與不同空間生産活動形成複雜的社會經濟文化關系網，使得城市功能業态與空間形态不斷優化。一直以來，人類作為影響城市系統的關鍵因素，對系統結構變化和功能演變起着主導作用，在生态文明背景下，人們應強化生态自然觀，平衡自然保護與利用關系，通過建立合理的規劃體系與制度約束優化資源空間配置、提高生态價值轉化質量。可見，由自然環境等為主的生态系統和以“城市人”及複雜社會經濟組織組成的人文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衡，共同助推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的多維轉化，進而形成一個具有複雜性、開放性和多樣性的價值有機體。

從系統論的範式來看，公園城市生态價值及其轉化是城市内外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一個包含生态資源、行為個體、制度設計等關鍵要素的綜合性、系統性、全局性概念。因此，運用系統論的整體性、聯系性和發展性的探究視角，結合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觀的綜合表達，可将其生态價值與轉化中的系列人地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及複雜生态關系等轉換為各系統之間、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構建起包含自然主導系統與人工子集系統兩大系統的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複合系統。

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城市人及其所處物質空間環境在“要素流”作用下的産物，是涵蓋自然資源要素、供給服務、組織結構等在内的開放性巨系統。系統内部各要素間存在拮抗、競争、制約、合作等複雜關系，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物質交換，從而促進城市、區域間信息流動和能量的生長、變化，逐步聚合成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的驅動力。通過自然與拟自然生态環境的改造與融合，回歸本源，以經濟綠色化發展作為邏輯起點，充分釋放生态效益。因此，該系統本質上可視為一種耗散結構，各要素間、各子集系統間的交互作用與持續演替影響着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的結構演化和功能特征，同時也保障整個系統的高效平穩運行。與此同時，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亦是一種動态性的結構組織，這種結構在自然生态和社會經濟等内外因子的聯動作用下呈現出平衡有序或失衡無序或二者并存的狀态。系統運轉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變化表征為系統内外要素與各層級結構之間的能量循環和物質交換，其結果因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環境等而具有一定階段性特征，生态價值表達亦表現出較大差異性。如，從傳統的城市生态格局構建來看，多傾向于自然生态領域，關注生态系統的氣候調節、水源涵養等支撐供給價值，此時的城市—人—地關系較為簡單，生态價值相對單一。伴随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與高質量人居環境追求的日益增長，生态價值及其表達形式逐步向多層次轉變，所承擔的生活、就業、休憩和交通等現代城市功能成為重要價值服務保障。

2.2 系統要素特征解構

按照系統論的核心思想，不同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與有機組合促使系統不斷自我調整優化。整體性與動态性是其最基本特征，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和各若幹要素之間互相聯結，處于持續發展之中。因此，解構具體的要素組成及其特性有利于提高對系統有機體的科學認識。公園城市建設的要旨是以一定區劃内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為主線，帶來空間資源配置的時空變化與格局優化，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價值追求，進而裂變生态經濟、生态文化等多維度的功能效應。在此過程中，人民主體、生态本底、市場供需、制度框架、土地利用等發展要素緊密相連、交互作用，通過不同作用方式推動公園城市建設及其生态價值轉化進程。從各要素在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中所具備的特性和功能效力來看，基礎保障性要素作為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形成與發展的物質載體，主要承擔提供空間場所、夯實生态基底、保障物質條件的基礎性功能，為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動、生長與變化提供基本動力來源；行為主體性要素作為由不同利益體構成的複雜利益網絡，其利益博弈的内在邏輯嵌套于系統内要素組合的不同階段，通過多元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轉化彙聚成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發展的行動力，在長期演化過程中逐步形成一種平衡化的利益機制；催化促生性要素作為系統外部的重要驅動力之一，主要通過市場作用、現代科技等整合生态資源、人力資本系列發展要素，促進系統内各要素配置形式、流動路徑等不同方面的多元化重組；空間管控性要素旨在通過落實頂層設計、運用規劃工具等行政手段對系統内的其他要素進行幹預和控制，強調以治理為核心直接或間接作用于所有要素的投入強度、規模、形态及運作速率，進而也對系統整體産生影響（圖2）。

圖2 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要素構成及關系

2.2.1 基礎保障性要素

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基礎保障性要素是該系統運行的物質載體和必備條件，亦構成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的基底，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及生物多樣性在内的各種生态環境要素。地形地質條件、土壤水文條件、植被覆蓋率等自然要素形成整個價值系統的生态空間結構，與此同時，不同地理單元的不同城市、同一區域不同城市的生境、自然群落等在類型基礎和作用方向層面也表現出各自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如山地、高原區域與平原地帶擁有差異化的養分條件與地球能量循環特征，主要是由于地形要素控制着不同尺度的水熱資源空間分配，通過影響各尺度空間實際獲得的太陽輻射量、植被分布、生物栖居等生态過程決定生态價值系統所提供的服務質量與供給總量。

同時，整個生态價值系統離不開生物多樣性的支撐。在某一特定範圍内，生物多樣性（生物的豐度、數量、組成結構、空間分布等）通過直接價值和間接價值推動生物因素與生态價值系統的内部銜接，以物質能量的交互作用為前提影響其功能結構的空間組合與效應，因此，良好的生物多樣性狀态有利于提高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穩定性，有利于提升其生态價值的轉化潛力（圖3）。

圖3 生物多樣性對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支撐框架

2.2.2 行為主體性要素

梁鶴年先生的“城市人”理論強調“人的自存與共存”，自存即自我保存，“保持己身的存在和維持己身的本質”，更多體現為人性中的物性；而共存則為與人共存，即為了實現更好的自存而做出更高的追求，更多體現為人性中的群性。從這個層面來說，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即是人的“物性”與“群性”的需求所在，人具有選擇空間要素組合的自由，并發揮主觀能動性同各要素有機結合形成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新模式。盡管如此，該系統的“人”也呈現出異質化特性，在資本、權限、能力等驅使下，分異為普通居民、各級政府、公司企業、非政府組織等多層級的行為主體結構，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關系。

複雜的利益體之間由于差異化利益基點的存在，使得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不斷處于演化、分異之中。各級政府作為生态價值轉化的管理者和服務主體，多從地方尺度制定适宜性、針對性的政策制度，對具體的轉化路徑、片區規劃及區域間協調等方面發揮引領性作用。而普通民衆則以生産者、消費者、獲益方等多重角色參與生态價值轉化全過程，同時承擔保護區域生态安全、生态産品安全的重任。同時，公司或企業等團體為生态價值轉化提供技術、智力與資本支持，需通過提高産業準入門檻與規則，強化其責任意識，促其轉變經營理念、提升轉化效果。此外，當政府部門與市場相關單位的參與度較弱時，行業協會、聯盟團體等非政府組織将積極介入生态價值評估、生态産品認證等工作中，以降低交易損失、保障發展空間。

2.2.3 催化促生性要素

催化促生性要素通過影響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内部要素之間組合模式、形态、速率等對系統施加影響，進而轉化為系統發展的動力源泉，引起其功能與結構的諸多變化，從不同方向助推、加快該系統的運行效率，主要涵蓋市場供需結構、區域政策體系和先進科學技術三個方面。

具體來看，公園城市生态價值服務及其供需結構狀态是人類活動與生态系統互相作用響應的結果，基于人居環境視角，當生态價值供給與人類系統需求處于良性循環時，生态系統則可達到其發展與利用的最佳狀态，以此支撐保障健康可持續的人居環境。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根本性變化，在高品質綠色發展格局和存量更新背景下，營建健康人居環境是城鎮化“下半場”的緊迫任務，亟需通過植入公園城市理念重新構築城市生态網絡、夯實城市生态基底。基于市場配置視角，通過“隐形之手”将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與市場機制緊密聯系，有助于實現系統内各要素的合理配置，依據現實供需的波動對生态價值系統發展要素進行合理高效分配、組合，進而促進系統良性運轉。在此過程中，區域政策體系作為系統發展的催化劑，以不同形式的激勵機制對生态價值系統内所有空間生産活動進行幹預，從而契合生态文明的本位思想。宏觀—區域、獎勵—懲罰的生态保護和補償政策體系聯合問責—督察等制度模式共同推動生态事業發展，保障生态安全。此外，先進科學技術的運用是提高系統運轉效率、延展生态價值的關鍵手段，其作為重要的催化要素參與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将決定着生态價值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質量。

2.2.4 空間管控性要素

空間規劃及相關制度設計是影響資源配置方式、人與空間活動的管理手段，從外部對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發展演化與健康平穩運行産生影響。一方面，空間規劃旨在對國土空間開發利用、行業政策耦合協調等進行超前調配與适度安排，不僅扮演着“空間管控技術手段”角色，還具備更廣泛、深遠的人文社會和公共政策屬性，具有戰略性、權威性、法律性、系統性的典型特征。基于治理視角，空間規劃本質上是國家和地方政府治理體系的制度投影。從這個向度而言，空間規劃貫穿于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發展全生命周期，着重對系統發展強度、規模、時序實施調控與治理，進而作用于其微觀層面的空間設計和布局，從而為城市人提供宜居宜業宜人的空間場域。

另一方面，有效的制度供給是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各要素配置、流動所必須遵循的規範總和，以行政管理手段為生态空間管制與生态價值轉化提供規範性、權威性宏觀治理途徑。系統中的任何開發建設活動都離不開這一制度框架的約束，在具體實踐中主要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設計。新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之下，制度結構亟需從工程體系向治理體系進化。因此，與之相關的制度配套應是剛性與柔性結合的多元化制度統合。如國土空間開發保護與用途管制、資源有償使用與生态補償、用能權與碳排放權交易、生态文明績效測度考核與責任追究等制度束。值得注意的是，制度這雙“有形的手”應在具體實踐中不斷修正和完善，以保證與該系統的自我調适同步同頻。

3 結論

公園城市理念作為引領城市規劃建設新的邏輯導向與核心理念，學者們對此進行了較多研究，短期内湧現出大量的理論認知及實踐探索成果。本文以系統論為觀察視角，初步構建起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從理論維度對其概念内涵、要素特征等進行學理闡釋，研究結論如下：

(1)公園城市理念強調以生态邏輯為基點、以人民根本利益為中心構築人—城—境—業和諧統一的城市空間結構，蘊含着“人文性”“物質性” “共融性”等多重内涵，成為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觀的獨特表達，是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構建的認識基礎。

(2)公園城市生态價值是一個涵蓋生态經濟價值、社會價值、人文價值等複合化的價值體系，具有認知主體差異性、功能類别複合性、價值優化選擇性、價值發展共生性等主要特征。

(3)依據系統論思維，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是由自然主導系統與人工子集系統耦合而成的複合化、開放性的巨系統，其功能結構演化與發展實質上是基礎保障性要素、行為主體性要素、催化促生性要素、空間管控性要素等不同要素密切關聯、交互作用的動态過程。

(4)整體性與複合性是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基本特征。從各要素在該系統中的特性與功能效力來看，以自然資源、生境等為代表的基礎保障性要素是該系統運行的物質載體，同時也構成公園城市生态價值轉化的基底；行為主體性要素是該系統運轉的核心力量，主要包括普通居民、各級政府、公司企業、非政府組織等多層級的主體結構；區域政策、市場供需動态及科技條件等催化促生性要素從不同層面加快了該系統的運行速率；空間規劃及相關制度設計則對系統發展強度、規模、時序實施宏觀調控，是影響該系統資源配置方式、人類空間生産活動的必要治理手段。總之，不同要素間的相互聯系與交互作用共同推動着公園城市生态價值系統的發展進程及其功能體系的不斷優化。

作者信息

譚林（1994—），男，湖北省利川市人，西南石油大學工程學院助教，城鄉規劃專業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城鄉區域發展、生态環境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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