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雙十一”一早不到七點，我和往常一樣開車從中文大學送讀小學的女兒去火炭搭校車，到二号橋附近的時候，被一群蒙面黑衣人攔住了。有人指揮着讓車輛掉頭，說是今天開始中文大學不讓進出。眼看着前面有一輛車剛好在他們合圍之前沖了出去，心裡想着孩子今天沒法上學了，一口氣上來想按一下喇叭，不過擔心他們會砸車，還是忍住了。旁邊的學校保安笑着勸道:“開出去也沒用，大埔公路已經全部堵住了。”

住在校園裡的教師數以百計，就在那一天他們都失去了行動的自由。這原本是他們的校園，在這裡他們教書、實驗，也會陪着子女玩耍或是父母散步。然而，這真的是他們的校園嗎？如果是，為什麼可以一早醒來就有完全不知身份的人可以攔住他們出校園的道路？或者說，大學究竟是誰的？是學生的、校長的、普通教師，抑或是看不見的手的？

這其實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似乎并沒有唯一的答案。學生們肯定認為大學是屬于他們的。不消說，平日裡最喧嚣的聲音是屬于學生的，他們是理所當然的大學的主人。當學生為某個理念而發聲時，他們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在捍衛大學。當學生作為一個群體受到批評時，他們覺得遭受攻擊的是整個大學。

有時候，大學似乎是校長的。不用說蔡元培的北大或是梅贻琦的清華，就算是香港的幾所大學裡，前幾個月最安靜的當初香港科技大學。究其原因，大家都會說這是由于科大校長史維的緣故。史維态度的強硬，讓科大校園在很長時間内都沒有塗鴉。同樣，理工大學的校長滕錦光則在畢業典禮上拒絕與戴口罩的畢業生握手，這顯然為理工大學的态度奠定了基調。相反，中文大學的校長段崇智則一貫地以不知所謂的态度而聞名，也直接導緻了中文大學的暴力一步步升級。

很顯然，當中大的學生趾高氣揚地在與段校長對話撒紙錢時，他們眼中的段先生不過是需要聽從他們的一顆棋子，而他們才是學校的主人；而當段先生一次一次發表聲明一會兒代表大學譴責警察一會兒又拒絕警察進入校園時，他覺得自己才是學校的話事人。

那麼，普通的老師們呢？他們看起來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學生們在上課的時候甚至可以用激光筆掃射他們；學生在帶着口罩和他們開會的時候他們甚至也不能要求學生摘下口罩；而當他們中的代表要求見校長時，會被告知校長并沒有時間；而當他們中有人在校園裡清潔塗鴉而被學生攻擊時，甚至都得不到學校的聲援……

然而，香港的幾所大學為何能具有國際聲譽呢？以香港科技大學為例，從1991年建校至今，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靠的正是作為中堅力量的教師們。依靠雄厚的資金，科技大學在短時間内吸引了大批優秀的科研工作者，從而才使得它能在短期内就進入了QS世界大學排名的前40，畢竟現代高校排名最重要的依據就是科研的成績。這中間學生和校長不能說沒有功勞，但是最大的功勞屬于教師們，大約是毋庸置疑的。

而“雙十一”那天起，中文大學的教授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辦公室和實驗室，無法再進行正常的工作。住在校園裡的，不少在被圍困了幾天之後，帶着家人逃往深圳，而随身盡可能帶走的，還有自己的實驗器材；住在校外的，也心心念念惦記着自己在學校服務器上的數據，擔心萬一學校大規模起火的話前期研究就會前功盡棄，想着如何能冒險進入校園拷取備份。不少人表示，如果安全得以保證，他們會第一時間返校繼續他們的實驗工作。問題是，經此一役，誰也不知道香港的大學校園裡究竟何時方能徹底安定，而北上了的教授們，有多少會選擇永遠地離開？

在香港高校的教授們之中，具有内地背景的已經占據了半壁江山，而理工科的教授中這一比例則更高。和人文社科院系的教授們相比，理工科教授的立場更為簡單，他們需要的是穩定的環境和雄厚的資金，而這兩點正是内地在這些年來的優勢所在。如果大批的科研工作者離開香港的高校，那麼香港高校的滑坡之勢将不可阻擋。到時候，無論是高喊口号的學生還是和學生稱兄道弟的校長們，都隻能做一個空頭的主人。

11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學

二

當然，在學生和老師之間畫一條線是過于簡單了。那些所謂的大學的主人們，是用内地和非内地來畫線的。是的，撤回深圳的，當然是内地背景的老師和學生，而内地的學生，則在過去的幾個月一直遭受着本地學生的攻擊。一些蒙面黑衣人也經常把說粵語還是普通話作為是否是自己人的标準。

盡管索緒爾早就指出語言是社會成員共有的一種社會心理現象，但是簡單地将語言和政治觀點相等同，這大約是部分香港人的“創舉”。他們的邏輯很簡單：内地學生是不理解什麼叫做民主自由的，而他們心目中的大學應該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所以内地學生作為一個群體可以在大學中被忽略。因此當他們在說學生才是大學的主人時，是不包括内地生的。

同樣，在内地的教授和本土的教授之間，也有着這樣的一條線。不少本土的教授不僅熱衷于成為蒙面人的精神導師，還會為暴力運動推波助瀾。而當内地學生因為在宿舍挂國旗而遭受恐吓時，願意為他們出頭的也幾乎都是來自内地的教授。

事實上在香港的高校中，這樣的畫線的确和語言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這并不是指普通話或是粵語真地代表了政治立場，而是說香港本地大學生的語言限制了他們的思維。從美國來到香港之前，我以為英文在香港是通用的語言。然而顯然我幼稚了。即使在香港的大學裡，英文都很難說是通用的。不少本地學生的英文水平，連上課的内容都不能夠完全聽懂，甚至會在課上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留學生的情況下，要求老師用中文解釋——而對他們來說，中文則指的是粵語，而對于來自外國的留學生來說，即使學中文也學的是普通話。

這樣的語言能力意味着在整體上香港本地的大學生所能閱讀的文獻極為有限。不少人既不能閱讀有深度的英文著作，對中文文獻的涉獵也極其有限——即使香港的中文出版市場有着很多内地沒有的書籍，然而内地學生的中文整體閱讀廣度卻是可觀的。

而閱讀的局限則決定了他們的視野和思維。就視野來說，他們對内地有着很深的偏見，而對歐美則有着單純的崇拜；而就思維能力而言，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他們可以真誠地輕信各種謠言，認為警察在8月31日太子地鐵站真的打死了很多人，認為在新屋嶺警察真的為所欲為，認為中文大學的某位學生真的受到了警察的性暴力對待……勒龐在《烏合之衆》中早就生動地指出了這種盲目相信的現象。但是，對于理論上具有思辨性思考能力的大學生來說，在沒有證據情況下的盲從是不應該的。這一切，都和語言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關聯。

能熟練掌握若幹種語言的人，會知道說一種語言和政治立場是沒有必然聯系的，會接觸到多方面的文獻和信息，也會從多種角度來思考問題。香港的本地大學生若是能如此，就不會把視野局限于區區1100平方公裡，而會具有全國乃至全球的眼光，也就更加地具有兼容性，而對何謂民主何謂法治也會有更好的理解，同時也許會更加地具有情懷。

可惜的是，“雙十一”後大批内地生被迫離開香港，這對于未來香港的大學在内地的招生有着極大的負面影響。一旦優秀的内地生源拒絕來港，那麼香港各所大學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則會倒退，本地生可能會更加滿足于自己的“強大”，這不但對香港的大學來說是危險的，而且對香港整個社會來說也是危險的。香港的不少政府部門都隻面向具有香港教育背景的人士，也就是說，相當部分的未來公務員産生于香港本地的大學生之中，因此讓現在的香港本地大學生破除對普通話的偏見有着長遠的意義。

有時候我甚至會幻想，有一天人們不會用語言将大學裡的師生進行分類，然後，大家可以再在一起談論究竟誰是大學的主人。

香港中文大學知名的“天人合一”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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