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物理學的三次大綜合?在東南大學物理學院教授周雨青的印象裡,馬文蔚總是“紮根”在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五四樓一間辦公室裡,埋首于一大堆書本和材料之間,夜以繼日伏案寫寫畫畫,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經典物理學的三次大綜合?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在東南大學物理學院教授周雨青的印象裡,馬文蔚總是“紮根”在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五四樓一間辦公室裡,埋首于一大堆書本和材料之間,夜以繼日伏案寫寫畫畫。
這一寫就是幾十年。從20世紀70年代第一版《物理學》問世到2020年第七版《物理學》付梓,四十餘載時光匆匆流逝。東南大學物理學院教授馬文蔚從壯年步入耄耋,仍一心牽挂着《物理學》教材和有志于學習物理的年輕人。據統計,東南大學《物理學》第四版至第六版共印刷760餘萬冊,僅2020年春季學期,全國有80多家高校使用東大版《物理學》。
每6個工程技術人才中,就有一個學過
2020年11月7日,在東南大學舉辦的《物理學》(第七版)發布會上,近百位專家學者齊聚,為教材建設建言獻策。教材的使用者、國家精品在線開放課程主持人、東北大學教授陳肖慧評價:“馬老的團隊及高教出版社秉承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與時俱進的進取精神,為教師及學生們呈現了一套多種媒體融合的精品教材。”
把時光拉回40年前。1980年,西安交通大學教授趙富鑫、天津大學教授楊仲耆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編審湯發宇共同向當時的工科大學物理教材編審委員會推薦了由馬文蔚編寫的《物理學》。
這是《物理學》的第二版,馬文蔚認為,第一版無論體系結構、内容深廣度、表述方式,還是例題和習題的難易程度都應做較大幅度調整,否則将會給大學物理教學帶來很嚴重的問題。
于是,幹脆重寫。1978年年初,夾着一份工科大學物理教學大綱,馬文蔚一頭鑽進了四牌樓校區的一間小配電房,一支筆、一盞燈、一張桌子、一摞紙,就這樣編寫出了第二版《物理學》,并最終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這部教材适應了當時的教學需要,修訂及時,反響頗好。40年來,《物理學》從第一版發展到第六版,為中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據不完全統計,每6個工程技術人才中,就有一個學過馬文蔚團隊編寫的《物理學》系列教材。
教師好教,學生好學
南京工業大學教授肖婉如,既是馬文蔚曾經的合作者,也是《物理學》系列教材多年的使用者。她認為,《物理學》系列教材很好地把握了“傳承、改革與發展”的度,既重視物理學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的傳授,又加強了理論與生産、生活實際的聯系,同時還很恰當地處理了普通物理與近代物理及新興科學技術的關系。這樣的特點貫穿于教材始終,無論在正文中,還是在例題、習題中均有反映,而且難易适中、深入淺出、說理透徹,易于教師教學和學生理解。
1975年,馬文蔚參加了由江蘇省教委組織的物理學教材編寫組。恰巧這時,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周培源在一次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大學物理課程的任務應該是使學生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礎,對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有較系統的認識和理解。”馬文蔚和編寫組成員以此為遵循,完成了《物理學》第一版的編寫任務,為以後各版次的修訂樹立了正确方向,奠定了良好基礎,牢牢抓住了大學物理課程在工程技術人才培養中要發揮基礎作用的這個初心。此後,各版次的修訂始終如一,未改初衷。
20世紀80年代,在編寫第四版教材時,學術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大學物理教材應該順應當時“普通物理理論化”“工程應用實際化”的潮流,大量添加難度較大的理論知識。馬文蔚堅持認為,不宜輕易添加難度較大的内容。為此,他走訪了學界的衆多名家大師,出席各種學術會議,并取得專家們的支持。終于,在馬文蔚的堅持下,這套物理教材中的力學、電磁學、熱學、光學、近代物理等主幹基礎内容得以保存。
另外,為了适應高等學校擴大招生後的教學需求,馬文蔚在保持教材一貫特色的基礎上,相繼出版了《物理學》《物理學教程》《物理學簡明教程》三套主教材,适應不同學校、不同層次學生的學習需要。不僅如此,《物理學》第六版教材中首次結合了數字課程,并引入了二維碼,輕輕一掃,豐富的數字化教學資源便展現眼前,學生的學習效果顯著提高。
“‘教師好教,學生好學’是我們編寫團隊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不同時期,根據教學改革方向,針對學生特點,結合教育技術手段,提供‘好教好學’的内容,是我們編寫團隊不變的追求和使命。”馬文蔚說。
同事們打趣說:“馬老師就兩個愛好,編教材和逗小孩兒。”在周雨青看來,如果一定要追問馬文蔚為什麼對編寫教材樂此不疲,答案就是他對年輕人懷有一種持久的關愛。
“定理是不變的,但學習定理的方式在變化;課堂在變化,但在課堂中薪火相傳的治學态度不變。”馬文蔚說,他和編寫團隊一直潛心觀察發生在每一間課堂裡的變化,積極探索每一種物理規律教與學的新方式。(本報記者 蘇雁 本報通訊員 唐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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