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插圖/孫嘉潞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1898年,作為維新派領袖之一,他受到光緒皇帝召見,因按鄉音将“孝”讀成“好”,将“高”讀成“古”,讓皇帝失去興緻,隻賞了一個六品銜。就在公車上書第二年,梁啟超任《時務報》主筆,成為一代輿論巨子,激蕩士林。
政治活動家梁啟超以“善變”聞名于世。于清末民初的國恥世變中,他的政治生活雲變波折,政治活動大多數并不成功。梁啟超嚴于自我省察,其“善變”是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辭世後,墓碑上未寫任何生平事迹,“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曆史課本倒是一直在講述波蕩時局中的梁啟超,但并未把“這樣一個人”講得全面。1917年,他決意退出政壇,之後将精力投入學術、教育事業,與王國維、趙元任和陳寅恪并稱為清華國學門“四大導師”。在被他稱為“過渡時代”的近代中國,學人梁啟超在思想、學術、教育等領域均介入曆史的肌理,成為過渡時代難得的意義坐标。
更為難得又易被忽略的是,在給子女的家書中,他以純任自然的口吻透露了人生後期從容、樂觀的心境,也叙說着一位父親尋常的生活點滴和不尋常的為父之道。他喚孩子們“寶貝思順”,“沒出息的小莊莊”“老白鼻(baby)”,對子女的婚事也有一套自覺“得意”和“激烈”的做法:“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決定在你們自己”。這樣一個父親梁啟超,是否活潑得讓人微微一怔?
後人對這些不同身份的認知深淺有别,可在梁啟超不足五十七歲的人生中,它們彼此通融。在政治生活中,梁啟超“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在給留學海外的子女的家書中,他始終在考慮孩子們學成歸國後如何學以緻用。這種少為人察覺的通融是一種提醒,“這樣一個人”因多面、有血肉而真實。
當下中國依然處于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而“父親”這個離每個人都很近的身份,其标準、定義的多元化也給當代人帶來新困惑。百多年前,梁啟超希冀着喚醒國民的新知。今天我們更深入而全面地閱讀梁啟超,亦是在為時代與個人的大小議題召喚新知。
新京報記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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