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事關“身後事”，

也事關家庭和睦。

連日來，

記者走訪廣深兩地的公證處、

遺囑庫以及律師事務所發現，

近年來在遺囑繼承方面

也出現一些新趨勢和新情況。

廣州公證處辦公室副主任何思明向記者介紹，自從民法典實施以來，公證遺囑的數量呈逐年增多趨勢，今年至今廣州公證處及各辦證處共為市民受理公證遺囑1萬多份；而深圳遺囑庫自2016年設立以來，至今總遺囑數已超過兩萬份。

長期從事社區調解工作的廣州市人大代表、廣東穗恒律師事務所主任林淑菁律師介紹，最近兩年，關于遺囑方面的咨詢和調解業務明顯增多，在她看來主要是市民财富增多和遺囑意識增強了。

在深圳遺囑庫擔任公益律師的揭由敏則告訴記者，雖然老年人依然是立遺囑的“主力軍”，但如今年輕人立遺囑的增長速度也非常快，不少“80後”“90後”乃至“00後”紛紛提前做好遺囑安排，将名下的房産、存款等留給父母或伴侶。

新趨勢：

更多“80後”“90後”開始考慮“身後事”

何思明介紹，這些年到廣州公證處辦理遺囑業務的人群結構呈現出新特點。第一，“80後”“90後”立遺囑的比例逐年上升，已由過去的1%上升到如今的10%。

“現在30歲的年輕人來立遺囑，我們也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何思明表示，從立遺囑趨向年輕化現象來看，體現了青年人勇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特點；第二，遺囑中分配的财産種類越來越多，除了傳統的房、車、存款外，股權、合同權益、理财産品等财産也逐漸增多，不少人的遺囑中甚至還有微信号、遊戲賬号等虛拟财産。

深圳遺囑庫是由深圳市老年協會發起，經深圳市民政局批準，深圳市幸福和諧繼承服務中心創立的非營利性公益項目。

一位年輕人到深圳遺囑庫咨詢遺囑業務。

深圳市幸福和諧繼承服務中心理事長闵齊雙告訴記者，遺囑中涉及不動産的占比88%,盡管較三年前降低4個百分點，但仍占絕大多數。

闵齊雙注意到，60歲以下的遺囑辦理群體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其中30歲以下立遺囑人群占比增長速度最快，從2019年的1.97%飙升至2021年的5.38%，增長近1.5倍，人數增長超過3倍。

“父母為我婚前買房，我立遺囑留給他們”

揭由敏律師告訴記者，遺囑庫目前接待過的最小立遺囑人是22歲的小美（化名）。

小美勤學上進，考取了國内某985名校，畢業後又申請到了海外研究生。“小美擔心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來，于是她在出國前來到深圳遺囑庫。”“我要立遺囑，将名下房産留給母親。”

原來，小美父母離異，她一直跟母親生活，小美的房産由母親出資購買。小美了解到，如果未提前留下遺囑，萬一自己不幸身故，她父親也能分得房産。小美不願為母親添麻煩，便立下遺囑提前做好安排。

闵齊雙分析，相對老年人而言，年輕人具有更強烈的财産規劃意識及法律思維。“年輕人具備一定的知識結構，對遺囑的作用和意義有着正确的理解。”闵齊雙表示，在年輕人所立遺囑中，涉及父母出資的房産，為了未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糾紛，往往會通過立遺囑提前分配财産。

闵齊雙也發現，對未來婚姻的風險認知，也促使一部分年輕人提前訂立遺囑，以規避将來因婚姻狀況變化所導緻的财産糾紛。

有年輕人将存款留給母親、弟弟或男友

闵齊雙告訴記者，除了不動産以外，存款、股票、理财産品和車輛也是中青年人群的主要财産，如今也成了遺囑的分配對象。揭由敏告訴記者，她曾接待過一名25歲的女孩菲菲（化名），其名下并無房産，隻有一張工資卡。為了表達對母親的愛意，菲菲将自己為數不多的存款通過立遺囑的方式分配給母親。

揭由敏還接待過一名客戶，立遺囑将遺産留給了男友和弟弟。未婚的小閩（化名）沒有房産但有存款。她和男友在大學畢業後到深圳打拼，如今已經攜手走過了5個年頭，兩人感情穩定。因為還沒有結婚，男友不會獲得财産繼承權。而小閩的父母健在，按照法定繼承，隻要父母健在，她弟弟無繼承權，但小閩表示，假如自己發生意外離開了，希望可以由弟弟作為遺囑的執行人。考慮到父母年邁，萬一她離開後男友也可能會選擇新的生活，小閩在遺囑中也為男友保留了一部分存款，然後将絕大部分存款留給了自己的弟弟。

未生育子女家庭，伴侶相互繼承财産

揭由敏告訴記者，在訂立遺囑的人群中，未婚的中青年和未生育的家庭也越來越多。

“未婚的中青年和未生育的家庭主要集中在31歲~50歲，且對于财産規劃有着更加明确的觀念和需求。”揭由敏告訴記者，對于未生育的家庭，由于沒有子女，會将立囑重心更多地放在自己及父母的養老保障問題上。而未生育子女的家庭在立遺囑時，伴侶相互繼承的情況最為常見。

揭由敏告訴記者，一對接近50歲、未生育子女的夫妻，由于沒有子女，他們來到深圳遺囑庫，提前做好遺産的分配方案：如果父母健在，将部分财産分給雙方的父母，保障晚年他們能夠過得體面和從容。結婚二十多年，這對夫妻相濡以沫，在深圳打拼了一番事業，在訂立遺囑時，大部分财産都是留給了彼此。

“主力軍”：

廣州公證處、深圳遺囑庫

60~70歲立囑人占比近五成

公證遺囑是遺囑的重要形式，廣州公證處是市民辦理公證遺囑的重要場所。何思明介紹，這些年到廣州公證處辦理遺囑業務的人群中，年齡段集中在60歲~70歲之間的老年人占比約為50%，而70歲~80歲之間的老人訂立遺囑的也占到了30%。

廣州公證處，一位老人在咨詢遺囑業務。

闵齊雙則介紹，深圳遺囑庫總遺囑登記數量超過兩萬份，60歲以上老人立囑人群占比接近八成，老人仍是立囑“主力軍”，其中60歲~70歲人群占總立囑人數近一半。對于老人立遺囑，闵齊雙認為要提前準備遺囑。

揭由敏在深圳遺囑庫擔任3年多的公益律師，她留意到近年立遺囑的觀念也逐漸深入到市民心中。揭由敏曾接觸過一個阿婆，此前她有一棟自建房，原先想立遺囑待自己百年後留給子女，但後來這棟自建房被拆遷了，可以換好幾套房子，阿婆心想反正都是要留給子女的，于是直接在拆遷合同上寫上了子女的名字，哪知房産證辦下來後，已經拿到産權的子女就不贍養她了，阿婆最後隻能去法院起訴。因此揭由敏建議，老人立遺囑要有很好的規劃意識。

盡管“生前安排身後事”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但實際操作中還是會有一些特殊情況出現導緻遺囑“執行難”。

“後老伴”拿着遺囑難辦過戶

近日，林淑菁接待了一位年近七旬的求助者劉姨，她的老伴去世還不到4個月，但對于老伴留下的遺囑，其前妻所生的3個孩子拒不配合。“他們覺得父親不該把房子留給我這個後媽。”

劉姨于1997年和丈夫王貴（化名）結婚，兩人都是二婚，當時王貴和前妻有三個兒子。婚後劉姨一直操持着家庭，2017年，王貴立下公證遺囑，表明在其去世後，将在海珠區的一套商品房留給劉姨繼承。

此後，王貴身體每況愈下，于今年4月在養老院裡去世，而當他去世後，劉姨拿着遺囑想要辦理房産過戶手續，卻遇到了王貴兒子們的阻撓，他們拒絕交出房産證配合劉姨過戶。“我雖然是後媽，但這套房子是老伴留給我的唯一住處，如果他們不配合按遺囑進行過戶，我以後住哪裡？”近日，劉姨已委托律師到法院起訴。

“在這種再婚家庭中，原配子女和‘後老伴’因遺囑起糾紛的情況較為普遍，最近兩年此類糾紛呈現增加趨勢。在多子女家庭中，再婚妻子在丈夫去世後按照遺囑繼承通常都會遇到阻力。這類糾紛往往拖得更久，最後都需要法院判決強制執行，通常到了要對房子進行拍賣的階段，當事人才肯接受調解。而有些案件中還有養子女、繼子女的問題，關系到繼承人的範圍。這些因素都會給案件帶來較大的調解難度。”林淑菁說。

擔心子女鬧矛盾母親遲遲不立遺囑

這些年，何思明見到了不少老人子女争遺産的案例。“很多老年人頭一天退休，第二天就來辦遺囑。因為在他們看來，辦理遺囑不是終點而是全新的開始。立了遺囑就可以開心地享受退休生活了。”何思明說。

吳婆婆（化名）今年70多歲了，因為腿腳不靈便，她隻能靠輪椅出行，她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老伴去世後，吳婆婆身體開始變差，到後來生活不能自理。因為擔心母親隻把遺産分給兩個哥哥，最近兩年，吳婆婆的女兒多次用輪椅推着她到公證處立遺囑。

公證員與老人單獨進行了談話。前期為了掌握吳婆婆是否思維清晰，公證員先與她閑聊家常，吳婆婆的回答都是切題的，而在問到“你是否願意立遺囑把房子交由女兒繼承并進行公證”時，吳婆婆的回答開始變得含糊。

看老人這種表現，公證員心裡也大概有數了，于是就讓老人的女兒帶她回去了。吳婆婆的女兒也單獨找過公證員幾次，想要了解遺囑公證辦不了的具體原因。但公證員表示不能透露具體原因，因為按規定立遺囑過程要保密。如此幾次之後，吳婆婆的女兒也大概明白了怎麼回事。

何思明表示，老人曾向公證員吐露自己的無奈：手心手背都是肉，希望子女們能和睦相處，不要因為遺産繼承問題鬧矛盾。

老人立遺囑将遺産留給“外人”

除了老人子女以外，這些年也出現了如保姆等“外人”參與老人财産分配的案例。林淑菁曾經接手過一起遺囑糾紛，一位80多歲的老人在去世前立下遺囑，将自己一套面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贈送給自己的保姆。老人去世後，該保姆拿着老人的遺囑要求辦理房産過戶，但老人的幾個兒子表示，保姆是趁老人生病期間用手段脅迫老人将房屋贈予她，因此不願承認遺囑的效力。而法院一審判決承認保姆持有的老人遺囑有效。

随後，老人的兒子們找到醫院，獲悉老人在住院期間曾遭遇腦出血，以此證明老人當時已經意識不清，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這份自書遺囑不具備法律效力。最終，那位保姆還是沒能得到這套房子。“但确實有些保姆照顧老人很用心，因而老人才會有把房子贈予保姆的念頭。” 林淑菁解釋。

遺囑“落地”門檻不少

律師建議街道、社區

為老人提供遺囑公益服務

林淑菁律師和團隊成員每年都要接到上百例關于遺囑方面的業務咨詢或糾紛調解，并且還有增多的趨勢。她說，高齡老人書寫的遺囑常存在瑕疵或無效。“常見的瑕疵包括：立遺囑人未簽名、遺囑未寫日期，見證程序有瑕疵；遺囑人立遺囑能力缺失，例如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人、神志不清、重病等。”由于遺囑存在瑕疵，訴訟中雙方會申請筆迹鑒定或民事行為能力鑒定，導緻案件審理周期較長。

林淑菁表示，除了遺囑有瑕疵之外，還有以下幾種常見情況會導緻遺囑難“落地”。

第一，老人有時會寫多份遺囑，究竟哪份遺囑有效，通常需要花費較長時間進行核查。林淑菁曾遇到一個案例，老人的一個兒子拿出老人手寫的一份遺囑，遺囑内容為老人指明一棟房産和銀行存款由該兒子繼承。但随後老人的其他子女也拿出各自的遺囑，内容與第一份遺囑有出入。“後來發現，原來老人一天之内寫了三份遺囑，子女們據此認定，老人當時意識已經不清醒，最後老人的遺囑被認定無效。”

民法典規定：遺囑人立有數份遺囑，内容相抵觸的，以最後的遺囑為準。在林淑菁看來，這讓立遺囑人訂立遺囑時有更多選擇，但實踐中也會遇到新的情況，即一個人可能在不同時期在公證處、中華遺囑庫和律師事務所、司法所等各類機構訂立過多份遺囑。“由于遺囑的非公開性，外界并不知悉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遺囑，而要檢視遺囑需要花很長時間，會導緻遺囑繼承擱置。”

第二，親屬關系無法查清，導緻遺囑難執行。辦理房産繼承公證時需要親屬關系證明，但有時也會遇到“坎”。林淑菁就在辦理遺囑方面的求助時遇到過這種情況，她在查閱老人的親屬關系時發現，老人除了現有子女外還有其他繼承人，就連老人的子女都不知情。“這就要将老人的這名‘其他繼承人’找到，否則遺囑繼承就無法實現。但通常隻能查到這名‘其他繼承人’的姓名，其身份證号、聯系方式等都無法查到，就像大海撈針一樣。很多遺囑繼承就因為這個原因無法實現。”

第三，老人有子女在海外，導緻遺囑繼承難以實現。林淑菁曾經遇到這麼一個案例，老人在廣州有多套房産，在遺囑中列明将房産留給經濟條件較差的小兒子。但老人的大兒子和二兒子都在國外，加上兄弟之間親情關系較為淡薄，兩個哥哥不願意專門為了協助弟弟辦理繼承而回國一趟。因而老人去世兩年了，房子的繼承還沒有完成。

“所以有時看起來老人的遺囑把身後事交代得明明白白，但遺囑執行起來難度卻并不小，有的遺囑甚至拖了好幾年都還未能繼承。”林淑菁告訴記者。

“獨生子女父母

也應做好遺囑規劃”

林淑菁表示，遺囑繼承糾紛涉及最多的還是老人房産的繼承問題。“現在一套房子動辄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如果沒立下遺囑，老人去世後就容易起糾紛。街道、社區應提供遺囑公益服務，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幫助。”為此她建議，首先要在社區、街道或其他部門建立常态化的遺囑見證服務，進而确認老人立遺囑當時的民事行為能力，這樣有利于增強遺囑的合法性，避免過後“扯皮”；其次，要培養老人的遺囑意識，比如按民法典規定設立遺産執行人，監督遺産的繼承分配。

針對老人立多份遺囑的情況，林淑菁建議，公證處、房地産登記中心在處理遺産繼承事務時首先要進行遺囑檢視。“可以由中華遺囑庫與公證處、司法所等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島，從而減少遺囑執行中的難題。”

“80後”“90後”多為獨生子女。闵齊雙提醒，獨生子女的父母也應立遺囑。“很多人認為獨生子女理所應當繼續父母的全部财産。”闵齊雙表示，按照我國法律，第一順序的法定繼承人有父母、子女和配偶，如果沒有立遺囑，他們都可以均分被繼承人的财産。為了避免将來不必要的糾紛，獨生子女的父母也應提前做好遺囑規劃。

“我們建議，子女在遺産處理上要尊重老人的意願，多考慮親情，做好子女應盡的孝道。”何思明說。

深銳周刊

當“失語”遇上“熱詞”

當你看完一篇深有感觸的公衆号長文之後，點開留言區，手機光标停止在留言框的起始位置，想了很久你卻發現，自己内心醞釀許久的情緒竟然一時間無法找到适當的詞語來成句……幾分鐘後，你最終寫下了幾個字：“真的看得我犯了前排失語症。”

最近在網絡上，“前排失語症”這個說法成了網絡熱詞——即用來解釋一個人面對海量信息，想表達某種強烈的觀點或感受時，卻無法将其訴諸文字，以至于“失語”的情況。

而在“前排失語症”之前，出現得更多的是“文字失語症”這一說法。互聯網時代網絡梗頻出，人們在“yyds”（永遠的神）“絕了”“絕絕子”等新型詞彙疊出且被泛濫運用的同時，也不自覺地“丢失”了原本的文字叙述能力；而另一邊廂，在社交平台上出現的各類“文案博主”，又成為人們所追捧的對象。

一邊是“文字失語”，一邊卻是“文案精美化”，如此語言現象的背後，到底藏着人們怎樣的情緒和思考？近日，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采訪了來自傳播學、社會學、語言學等領域的學者，以及來自脫口秀圈和高校的網絡達人。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周偉良、肖歡歡、程依倫實習生文字、陳千一

海報設計：周振豐

來源：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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