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胡珉琦

他是中國軟件事業的先驅者和開拓者。

他是最早把編譯系統引進國内的計算機專家。

将“software”一詞譯為“軟件”，是他的傑作。

他是許孔時，在中國計算機軟件領域，這是一個不容忘卻的名字。可即便在網絡時代，許孔時的個人資料也是寥寥無幾。

軟件是計算機的靈魂，而數學是軟件的基礎。

許孔時早年在清華大學數學系學習，三尺講台上，站着的是趙訪熊、王竹溪、段學複、闵嗣鶴、周培源、華羅庚、吳新謀、胡祖熾等大師。

70年過去，許孔時曾向中國計算機史研究學者徐祖哲憶起，他大一時，在清華學堂的101大教室聽趙訪熊講微積分，那個教室最大，窗戶很敞亮，走進學堂古樸厚重的大門，輕輕踩過顫悠悠的地闆，有一種騰飛的感覺。

直到他白手起家，撐起初創期的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以下簡稱軟件所），那種感覺給了他足夠的底氣，那是來自大師們的學識滋養和人格浸潤。

就在過去的2021年，軟件所失去了這位91歲的創所所長，但他的為人已經根植在了一代又一代軟件所人的心裡。他的虛懷若谷、無為而治；他的慷慨以授，無我而行；他的甯靜淡泊、紛華不染……

許孔時

1981年許孔時（左三）訪問德國數學和數據處理研究中心。

改革開放前，由于曆史原因，長期與外界隔絕，中國的計算機技術遠遠落後于世界水平。

為了打開對外往來的通道，1972年夏天，時任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計算所）助理研究員的許孔時和黃德金、張修一起訪問加拿大。

回國後，他們在遞交的報告中，将“software”一詞譯為了“軟件”。

此後幾年，國内不斷有“發展軟件技術和理論”的議論，但一直未有重大舉措。

直到1980年，德國數學和數據處理研究中心（GMD）主席克呂克貝格率團來訪中國，他強烈建議中國下功夫發展軟件并出口。

因為軟件研制，不但可以發展軟件技術本身，還會對經濟發展起到強有力的促進作用。

沒過多久，許孔時受中科院委派，随團一起訪問了GMD的總部和下屬的多個研究所，并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調研，更堅定了軟件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位置。

此後兩年多，原國家科委、原電子工業部、中科院組織了多次座談會，對發展計算機軟件事業做出規劃，成立軟件研究機構的事宜也在讨論之列。

至此，我國計算機軟件事業進行了長達十餘年的規劃、布局，而許孔時全程見證了這一過程。

1983年，中科院向原國家科委申請組建軟件所。兩年後的3月1日，開始啟用“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印章，标志着軟件所正式成立。

作為軟件所的創立者和奠基者，許孔時白手起家，曆盡艱辛。

過去，中科院成立新的科研機構時，總是先搞基本建設——報計劃、申請經費、征地、設計、施工、驗收，往往需要數年。

同時，調幹部、設立機關各部門、購置辦公設備和科研器材等，還需要很大一筆資金。

而軟件所從計算所“獨立”出來，籌備期間沒有土地，基本建設問題無法解決。44萬元經費和兩台16位微型計算機，就是研究所第一年的全部資産。

“為什麼要在那麼艱苦的情況下，從計算所分離出來？”多年後，許孔時屢次被問到這個問題。

“什麼條件都有了，研究就晚了。”沒有人比許孔時更清楚，中國的軟件事業需要奮起直追，發展要更快一些，步伐要更大一些。

為此，他喊出了“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口号，憑一己之力，協調各種資源。

在老同事的印象中，他總是能四兩撥千斤地化解各種矛盾，讓大家安心投入工作。

“老所長關心我們的疾苦，很有人情味。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即使面臨巨大的壓力，他也從來不講違心的話。”軟件所高級工程師楊均說。如此，一幫研究人員才會心甘情願地跟着他吃苦創業。

許孔時擔任軟件所所長一職近十年，其間在組建人才隊伍、規劃研究方向、制定政策措施、改革運行體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領導全所科研人員完成數十項國家重大重點科研任務，為軟件所未來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1年清華大學數學系師生在科技館前合影（許孔時為前排左二）。軟件所供圖

在軟件所，大家更喜歡稱呼許孔時為“老許”。老許一向溫文爾雅，是出了名的好脾氣。

有一次，時任中國中文信息學會秘書長的曹右琦剛推開辦公室的門，就聽到樓道裡有人大聲“批評”老許，心裡一陣驚顫。

“我是恨鐵不成鋼。老許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華羅庚的弟子，應該是能做很多事情的。”但老許把時間都用來幹科研管理了，不再專研業務，讓一位心直口快的資深科學家非常不滿。

“你們不用來寬慰我，他說的話也有對的成分。”老許沒有絲毫的不快。

不止一個人對老許作為科學家的轉型感到惋惜。可處在時代的湍流裡，使命重于選擇。

有時候，放棄也是一種擔當。對老許而言，承載他學術理想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整個軟件研究發展。

軟件所創立初期，就擁有計算機界大名鼎鼎的胡世華、唐稚松、董韫美、周巢塵，底下還有一批精兵強将。

為了盡快擴大研究力量，老許還從美國、英國引進了多位海歸人才。

他們一個個身懷絕技，又性格迥異，在當時要人沒人、要錢沒錢的軟件所，能心無旁骛，紮下根來，多虧了老許這根“定海神針”。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研機構集體響應國家号召，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為了創效益，研究所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要順應潮流，給國家創造效益，也要頂住一些過分的風氣，保住基礎研究。”老許提出，軟件所要“穩住一頭、放開一片”。

他不但不給基礎研究室壓力，還向全所宣布：“誰也不許給基礎研究室氣受。”

當時看來也許不合時宜，但今天沒有人會否認，基礎研究是軟件所的立所之本。

為了發展基礎研究，老許一心為科研人員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學術環境和自由空間。

“什麼觀點、什麼流派，老許都充分尊重，從不打壓。哪怕這個研究方向隻有一個人感興趣，他也支持他獨立去做，不用歸誰管。”曹右琦說。

正是有了這樣的文化土壤，軟件所很快着手籌備組建計算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事實證明，計算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是軟件所發展曆程中極為關鍵的一項戰略部署，至今都是國内計算機科學和軟件理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老許的帶領下，一批軟件科研人才登上中國計算機軟件科學的舞台。作為一所之長，他對自己卻隻字不提。

軟件所第二任所長馮玉琳和老許共事多年，從未紅過臉，唯一一次沖突發生在1994年。

所裡決定推薦老許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還先斬後奏，把材料報到了中科院。

後來消息“洩露”，老許氣呼呼地找到馮玉琳，質問他為什麼這麼做。

“告訴你了，這個事不就辦不成了嗎？”馮玉琳無奈地說。所裡無人不知，老許是謙謙君子，是決不會同意申報的。

“我沒資格參評院士。老馮，你今天不把材料撤回來，我就坐在這兒不走了。”馮玉琳從未見老許發過那麼大的脾氣，除了派人把材料撤回，毫無辦法。

老許不事張揚、不随波逐流，同事們耳濡目染，也塑造了研究所獨特的氣質。

馮玉琳認為，軟件所人不高調、不跟風，大家都是踏踏實實，一心隻撲在科研上。

老許離開一線工作崗位25年，影響依然存在，新來的年輕人即使沒見過他本人，也多少聽過他的故事。

改革開放初期，老許經常出訪外國。當時，出國人員能領到一些津貼，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但老許的津貼幾乎沒有進過自己的口袋。

他要麼買一些需要的書籍雜志，要麼留下來作為一筆工作基金，在需要的時候拿出來用，有的時候就充作黨費。

而他自己，卻連出國穿的一件大衣都要向朋友借。老同事都知道他有一件灰色的風衣，一穿就是十幾年。

有一回，老許脫掉外套，露出一件毛衣，從袖口到胳膊磨出了好多破洞，卻還舍不得扔。

有一段時間，老許為了幫助同事學習英語，掏錢買了“靈格風”唱片和留聲機，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前的時間，讓大家邊聽邊學，許多同事的英語都是從這裡起步的。

當時，一台留聲機要花96塊錢，是一筆“巨款”。

老許記得住當時研究所每一個員工的生日，很多人都在生日當天收到過老許的祝福電話，軟件所研究員顧毓清就是其中之一，“有時候連我們自己都忘了，老許還記着”。這個習慣，他一直保持了很久。

作為一個北京人，老許酷愛京劇，每當有外國專家來訪，他總是自掏腰包請他們喝茶、看戲。

“你一個月工資才多少錢，這樣的活動多了，怎麼受得了。”同事替他着急，可老許依舊“我行我素”。

1986年底，還是軟件所一名年輕技術人員的孫四敏調任軟件所開發公司總經理，因為經驗不足，吃上了一起官司，讓踉跄起步的公司雪上加霜。

“但老許不僅沒有埋怨我，還安慰我說，他家裡有一點祖上留下的古董，如果公司敗訴，就把它們賣了，支持公司辦下去，不讓所裡受損失。”

多年以後，孫四敏為了幫助公司渡過難關，毫不猶豫拿自己家的房子作了抵押。因為有老許的榜樣在先。

“老許的為人沒法挑。”這是同事、朋友追憶他時提到最多的話。

“做一時的好人容易，難的是任何境遇下，都能做到始終如一。”軟件所研究員孫家昶說，“老許做人，有他自己的标準。”

老許不在了，然而他為人處世的風範深深刻在一代又一代軟件所人的心上，成為軟件所人永遠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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