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定都長安，以匡複劉氏基業為号召、自诩為中興之主的劉秀，為何最終卻在洛陽建都，而沒有定都長安以凸顯自己的正統性呢？

1.問題的提出

早年的劉秀隻是個普通青年，誰也沒想到他最後能創業成功，當上一國之主。

劉秀的家世一般，他的父親隻不過做了一個縣令的官職。九歲那年，父親去世後，社會地位、家庭生活更是一落千丈，迫使他隻得去叔叔家裡寄居。直到二十歲時，劉秀才到長安讀書，在當時這已經不算早了，如鄧禹入太學是在13歲。而且，在長安讀書時，生活費等還要自己籌措，史書記載他曾經跟人合夥買驢然後出租賺錢。

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_圖

在群雄逐鹿中，為何最終的赢家是劉秀呢？

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則是他的劉氏宗親身份。由于王莽改革的失敗導緻社會危機加深，一股“人心思漢”的思潮在社會中彌漫，在此期間崛起各勢力大都打着西漢皇室的身份，如綠林軍擁戴的更始皇帝劉玄，赤眉軍擁立的劉盆子，河北王郎自稱為漢成帝之子而引來當地豪強的大力支持，割據東方的劉永等等。

雖然家境早已沒落，但劉秀畢竟還是宗室出身。在逐鹿天下的過程中，他緊緊抓住這一政治資本，始終高舉劉漢大旗，以匡扶漢室為己任，借此建立自己的号召力與政權合法性。所以，雖然是白手打天下，但新政權的國号仍延續為“漢”，劉秀也始終以中興之主進行自我定位。

東漢大軍平滅赤眉主力示意圖_圖

可問題也就來了，既然劉秀自認為漢室的複興者，那為什麼沒有建都長安以凸顯自身的正統、增加政權的合法性呢？譬如，在劉秀之前，一度号令天下的更始政權便是出于同樣的考慮，由最初的洛陽遷都到了長安。

2.劉秀的遷都念頭

很多人在分析劉秀定都原因時，常常持一種靜态觀念，認為劉秀的行為态度從一而終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故而他們隻是橫向對比長安、洛陽兩地的各種差異，然後做出自己的解釋。

但實際上，對于定都這件事應該分為前後兩個階段來看，其中的分界點是建武十三年天下一統之時。

劉秀稱帝是在公元25年，不過很大程度上他是被逼的。因為手下将領再三上表勸進，迫于無奈之下，他隻有稱帝。這并不是劉秀善于作秀，原因其實很簡單——實力不夠。

朱鲔 墓塑像石刻_圖

稱帝之時劉秀僅占有河北一地，不過是衆多割據勢力的一支而已。在北方，燕代之地仍盤桓着衆多的農民起義軍，在西方，關中有更始政權——這也是他的前boss；在南面，更始大司馬朱鲔重兵坐鎮在洛陽；在東方，有割據睢陽的劉永；西南方向，巴蜀地區有稱帝的公孫述，此外還有一支生猛的赤眉軍在活動。

簡直是四面環敵、敵手衆多，于是，劉秀的上策應當是廣積糧、緩稱王，而非大張旗鼓地稱帝以吸引火力。而且，劉秀做事一貫謹慎保守，緩稱王自然也符合他的性格。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妥協。

此時，關中在更始政權掌控之中，其後不久又落入西進的赤眉軍手中，如此，劉秀定都隻能選擇洛陽。建武三年，綠林、赤眉相繼敗亡，劉秀取得長安，但此時各地割據勢力仍然十分強大，他不可能脫離自己賴以打天下的大本營河北、河内而遷都到長安。

赤眉大起義示意圖_圖

再說建武十三歲之後。此時天下一統，之前提到的阻礙建都長安的各種因素也不複存在，那麼劉秀為何沒有遷都呢？

實際上，從史料來看，雖然劉秀沒有明确提出過遷都，但他其實有過這種想法的。稱帝的三十二年間，劉秀曾經多次臨幸長安以祭祀宗廟，但史料大都一筆帶過，幸好，建武十八年這一次的西巡長安被杜笃較為詳細地記錄在他的《論都賦》中，據此，我們看到了一些飽含深意的舉動。

在這次出行中，除了祭祀西漢十一陵這一常規行為外，劉秀更是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去考察關中及其周邊的隴、蜀地區的地形地貌——這與後來趙匡胤有意定都洛陽多次西巡十分相似。而且在第二年，劉秀又恢複了幾年前撤銷的函谷關都尉一職，并修複了在毀于戰亂的長安宮室。

函谷關地處關中與關東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西漢立國之初，對這一帝國内部的關隘特别重視，其目的在于實施“以關中制關東”的戰略。

東漢 洛陽城_圖

劉秀做出這一系列舉動後，史書記載，“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 “也就是說，當時的關東人士變得十分狐疑憂慮，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舉動透露出劉秀似乎有遷都長安、并以函谷關來控制東方的意圖。

從劉秀的種種舉動及時人的反應可以推斷，劉秀本人恐怕是有改都長安的念頭的，不然何必做出這些徒惹猜疑的舉動呢？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體察上意的杜笃适時寫出了《論都賦》來讴歌長安，稱其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 “，進而鼓吹遷都長安。

可惜，劉秀并沒有予以正面回應，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說到這裡，有人不免質疑，劉秀沒有正面回應難道不正是說明他沒有遷都打算嗎？否則，既然想遷都而又有人提了出來，縱然有些阻礙但憑皆君王權威，他一意孤行不就好了嗎？畢竟有成功案例在先——當年劉邦就是這樣做的啊。

3.柔道治國

這就要說到兩漢的差異了。雖然都以“漢”為帝國的名号，但相較于東西兩晉和南北兩宋的一脈相承，東漢與西漢之間卻有着天壤之别。最為關鍵的一點便是，兩漢功臣集團出身于不同的社會階層。

漢太祖高皇帝劉邦_圖

除了中途加入的張良屬于貴族外，跟随劉邦起義的大都出身于社會基層：樊哙是殺狗的屠夫，灌嬰是賣布的小商販，周勃以編織薄曲并兼職喪禮吹箫為生，蕭何、曹參也不過是縣裡的小官。

這些人基本都是單槍匹馬地追随劉邦，隻有蕭何帶領宗族幾十人從軍。後來，當劉邦論功行賞時，坐鎮後方的蕭何被排在了功勞簿的第一名，出生入死的武将們自然不服，而劉邦給出的其中一個關鍵理由便是，唯有蕭何以一族從征。

這一局面，被清代著名的史學家趙翼稱之為“布衣将相之局”。與之相對，劉秀的東漢則離不開豪族的支持。

劉秀與他哥哥劉縯最初起兵，靠的就是南陽的豪族勢力。後來能在河北建立根據地，一方面靠的是上谷、漁陽的豪族支持，以此獲得了精銳的幽州突騎；另一方面，依靠與大姓郭氏的聯姻得到了包括真定王劉揚在内的河北豪族的支持。

東漢版圖_圖

打天下建立在豪族勢力基礎上，治天下無疑也要靠這些豪族勢力的支持。豪族本身擁有強大的地方勢力，彼此之間又以姻親相連，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像劉邦的功臣集團那樣大都是個體戶。因此，涉及到豪族利益的每一個重大的決定，劉秀必須慎而又慎，不可能像劉邦那樣一意孤行。這也就意味着不斷的妥協、讓步與姑息。

所以，劉秀才會将他的治國之道定義為”柔道“二字——”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

回到定都的問題。盡管劉秀一度考慮過遷都長安，但經過仔細的衡量得失後，生性謹慎保守的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向豪族妥協，放棄遷都長安而老老實實地在洛陽生根發芽。

文：江河散人

參考文獻：《後漢書》

文字由曆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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