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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安檢時的人臉識别是什麼原理

近日，一起事關人臉識别的一審判決引發社會關注。

在此案中，李某接到一通自稱是警方打來的電話，在對方提供的網站上下載了兩個APP，又按對方要求到銀行辦了一張借記卡，并向該卡轉賬40餘萬元。當李某發現卡上的錢被轉走後才意識到上當了。随後，李某向公安機關報了案，派出所民警确認她遭遇了電信詐騙。李某認為，在其受騙過程中銀行也有一定責任，遂以“借記卡糾紛”為由将銀行告上法庭。

6月30日，此案迎來一審判決，法院認為，李某在受騙過程中，操作存在明顯過錯，而銀行完整履行了人臉識别、手機驗證碼确認和人工電話确認的義務，判其無責。

判決一出，引發了各界人士的讨論。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中，李某的人臉信息被詐騙者輕易獲得，并成功“撞開”人臉識别防護系統達6次之多。

人臉識别，還安全嗎？

系統被什麼“撞開”？

2021年6月19日10時30分，身在北京的李某接到自稱“陳警官”的電話，稱她的護照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涉嫌非法入境，要求李某向哈爾濱公安機關報案。“陳警官”确切知曉李某的身份證号碼，使李某信以為真。随後，電話被轉接到自稱是哈爾濱市公安局“劉警官”的手機上。“劉警官”提供的網址顯示，李某涉嫌一樁反洗錢案，通緝公告上李某的身份證号和戶籍信息均準确無誤。

為了“洗清罪名”，李某按照“劉警官”的要求，下載了“公安防護”和“矚目”兩款手機應用。在“矚目”上，李某與“劉警官”共享了手機屏幕，以“确保”是本人操作。在“劉警官”指導下，李某設置了呼叫轉移和短信轉發，将自己手機來電和短信都轉移到“劉警官”的手機号碼上。

“劉警官”以“清查個人财産”為由，要求李某辦理銀行卡。李某在附近銀行辦理了借記卡，同時開通了網上銀行和手機銀行，随後将個人積蓄轉到新辦的借記卡上，共42.9萬元。

察覺出不對的李某登錄手機銀行發現，借記卡中的存款不翼而飛，随後向公安機關報案。民警調查時發現，詐騙者在轉賬過程中，6次“撞開”人臉識别系統，6次操作均顯示“活檢成功”。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訴記者，視頻通話過程中，簡單的人臉錄像幾乎不可能“撞開”人臉識别系統，也就是說，詐騙者不是通過李某在“矚目”上簡單的一段露臉錄像就完成了“撞庫”。

“可能是活化軟件。”一位曾參與某國有商業銀行人臉識别安全驗證項目的人士對記者說，在拿到一段人臉錄像後，用活化軟件對人臉進行建模，有可能“騙開”人臉識别系統。“在錄像中，受害者極有可能已經做出過眨眼、張嘴、搖頭等人臉識别系統經常要求受試者做出的動作。”

值得注意的是，人臉識别并不是商業銀行核驗身份的唯一一把鎖。在大額轉賬、修改密碼、申請開通手機銀行時，銀行的驗證方式有人臉識别、手機驗證碼認證和人工電話核實。遺憾的是，李某因聽信“劉警官”的話，對手機進行了設置，沒有接到銀行發給她的手機驗證碼和銀行客服的核實電話，這些電話和短信都被詐騙者截獲了。

銀行是否有責？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類似案件并不隻有李某這一起。所有的案件都指向一個疑問：在電信詐騙中，銀行應承擔什麼責任？

李某一案中，一審判決銀行無責，引發了一些不同意見。李某的愛人馬某是此案中李某的代理人。馬某在銀行系統工作，他認為，銀行定下的“人臉識别 短信驗證碼”的驗證模式，其目的是确保由用戶本人親自操作轉賬。李某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詐騙人員從賬戶中轉走錢，銀行應當承擔保管不力的責任。“這就好比，本來約定需要我本人去銀行才可以轉賬彙款，現在别人假冒我，銀行沒有發現，那麼造成的損失不應該由我完全承擔。”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對記者表示，銀行完全無責的說法，她也不認可。勞東燕認為，去銀行辦理存款等，如果不同意采集人臉就辦不了相應業務。“也就是說，人臉識别是銀行引進的一套系統，銀行和科技公司是風險的共同制造者，當然應當承擔一部分責任。此外，從預防的效果來看，讓銀行承擔一部分責任，有助于倒逼金融系統提升安全等級，查補漏洞。”

一審法院在判詞中稱，李某在受騙過程中“過錯明顯”。對此，有人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電信詐騙案，銀行和個人儲戶都沒有過錯，個人儲戶隻是受害者。朱巍告訴記者，人臉識别并不是絕對安全，詐騙者和守衛者都在發展之中，不能認定銀行有過錯；但他同時認為，如果說個人儲戶“過錯明顯”，也不成立。“個人儲戶因看到對方掌握自己準确的身份證号和戶籍信息，才信以為真，這與前一段時間一些存儲個人信息的服務器被攻破有關。”朱巍堅持認為，儲戶是受害者，不是過錯方。

上述銀行人士告訴記者，“活檢”是為了區别真的人臉和仿制品，如果詐騙者通過對李某的人臉信息建模，騙開識别系統，且騙開了6次，那“活檢”就形同虛設。“也許在法律上，銀行使用短信驗證碼和人工電話等多種途徑進行身份驗證，已盡到義務。但在技術上，‘活檢’這一關的漏洞還是很明顯的。”該人士告訴記者，李某錯在不應設置電話呼叫轉移和短信轉發，接不到銀行的驗證碼和人工電話，人臉識别就成了唯一的驗證手段。“應該盡可能地使用多重驗證方式，避免隻用一種。”該人士說。

人臉信息安全如何保障？

李某案發不久之後，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通過審議。在這部法律中，人臉信息被列入生物識别信息的一種，被當作敏感信息進行保護。然而，有法學界人士認為，現行個人信息保護法對較為特殊的人臉信息沒有單獨的保護措施。人臉作為長期外露的一項生物特征，極易被獲取，應加大保護力度。

2020年，山東濟南、天津等地出現售樓處安裝監控探頭，提取并識别到訪客戶人臉信息的事件之後，一些看房者被迫戴頭盔看房，以保護人臉。彼時，人臉信息的安全問題引起了諸多人的警覺。

勞東燕一直認為，有必要将生物識别信息單獨立法予以保護。“現行法律将人臉信息的特别保護主要寄托在個人同意環節上，這意味着，個人在知情同意後就要承擔一切後果。但是，作為個人，可能根本不清楚同意後要面臨怎樣的風險和後果；此外，很多場景下，人們是被迫同意的，如果不同意，就無法正常使用服務。顯然，不應該讓個人承擔全部的風險與責任。”勞東燕說。

朱巍則認為，人臉信息作為生物識别信息的一種，在個人信息保護法和民法典中都已有明确規定，人臉信息的保護原則，與其他個人敏感信息所遵循的原則沒有不同，個人信息主體享受的權利也是一樣的。“立新法的意義不大。更重要的是由有關部門制定出詳細清單，規定哪類單位、在何種場景下有權進行人臉采集和識别。我認為，現在離對人臉信息前端采集設備進行重新登記、備案和審批的工作，已經不遠了。”朱巍說。

（來源：法治日報微信公衆号 人民日報客戶端）

【編輯：符櫻】

【來源：法治日報微信公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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