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01

引文不僅能夠反映作者的科學視野、占有相關文獻的程度、以及學術态度，而且能夠增強論文的說服力和作者的信用相反，“用”而“不引”等非道德行為不僅影響到同行對引文的正确評估,而且導緻文獻斷鍊，影響文獻的合理性傳播和交流口。因此，學術論文作者有責任和義務規範地引用參考文獻，即“用”而且“引”。但是，我國的學術論文中存在非常嚴重的參考文獻“用”而“不引"問題究其原因，各位學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大多從道德和法律角度分析其緣由（如趙伯興）,而從經濟學角度對其緣由進行系統分析的卻寥寥無幾。因此，本文試圖填補此空白，對論文作者的“用”而“不引”行為決策進行經濟效用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期有助于此問題的解決。

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現狀調查

02

2.1調查方法

參考文獻有一文多“用”而且“引”的情況,也有一文多“用”而“不引”的情況，這都會使得實際引用率小于理想狀況下的引用率，緻使在理想狀況下得出的結果沒有實際情況嚴重。但這不會妨礙本文的寫作目的，因此，這裡隻考慮理想的一文一引情況。

本文選取“博弈論”和“社會交換論”兩個檢索詞，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分别檢索它們從2002年到2006年在“全文”和“參考文獻”兩個檢索項中出現的條目數，将在“全文”中出現的條目數記為 Nij‚在 “參考文獻” 中出現的條目 數記為 nij‚其中‚i＝1‚2‚1為 “參考文獻”‚2為 “社會交換論”；j＝2002‚…‚2006。同時‚将 Nj、 nj 定義為上述兩個檢索詞第 j 年分别在 “全文” 和 “參考文獻” 中的檢索條目數的平均值。

在“參考文獻”中出現的檢索對象必定在“全文”中出現，而在“全文”中出現的檢索對象則不一定在“參考文獻”中出現，因此，在理想狀況下二者之間的差值就是“用”而“不引”的學術論文數量。本文用引用率P來反映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強度，P=N'X1°0，P越大，表示“用”而“不引”的強度越低，反之，則表示其強度大。

從圖1能夠清晰地的看出自2002年到2006年我國參考文獻“用”而“不引”問題的變化趨勢，在這五年間，我國學術論文參考文獻的引用率雖然有所上升，但變化幅度很小。這表明我國學術論文參考文獻的“用”而“不引”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2.2調查結果及分析

按照上述方法調查并計算可求出2002年到2006年每年的引用率（見表1）。如表1所式，本文調查所反映的參考文獻引用率2002年僅5.3%,2006年也隻有8.0%。這反映我國學術論文參考文獻引用率極低，與參考文獻引用率幾乎00%的國外成熟學術論文相差甚遠。

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經濟學分析

03

對學術論文作者的“用”而“不引”行為決策進行經濟學分析的前提是‚假設作者的經濟人身份‚即将他們看作是具有自利動機和追求利潤（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效用最大化是指‚具有穩定而不同的偏好且面臨不同的約束條件的每個經濟人是否采取某種行為‚取決于他們對這一行為的預期效用是否最大化；每個經濟人都會力圖最大化其一切行為的預期效用。按照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理論‚效用是從消費某種物品中所得到的滿足程度‚滿足程度高就是效用大‚反之‚效用就小；如果從消費某種物品中感到痛苦‚則其效用為負。因此‚可以把學術論文作者追求的效用理解為一種需要得到滿足時的滿足感‚既包括物質的‚也包括精神的。學術論文作者在行為決策時遵循預期效用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則‚在權衡“用”而“不引”和與之相對應的“用”而且“引”這兩種不同行為的“成本”和“收益”之後‚選擇效用最大的行為。

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學術論文作者，應更注重精神上的滿足，因此，分析其行為時，應側重于精神效用。而且，由于學術論文作者對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成本和收益評估涉及到時間、學術地位、規範、作者的道德修養等要素，因此，我們分别從這些方面對“用”而“不引”行為進行效用分析。

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時間效用分析。學術論文寫作是一個複雜的腦力勞動過程，作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汗水，這是其為此付出的成本。同時，一般情況下，學術論文的寫作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内完成，否則，就會錯過發表的良機，給作者造成很大損失，如精神上的不愉快，使其成本加大。寫作所花費的時間越長，其時間機會成本就會越大，這樣，在收益一定的情況下，所獲得的效用就可能為負，因此，作者趨向于在短時間内完成學術論文的寫作，使其效用最大化。

據有關學者的計算，查找資料占論文寫作過程的大部分時間。作者需要博覽群書，才能在寫作時旁征博引，遊刃有餘。但是在閱讀過程中，作者大多不會刻意記錄引文的具體出處；而且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現象普遍存在所造成的原始參考文獻斷裂，導緻引文的實際出處不明，增加查找原始參考文獻的實際出處的難度。這樣，作者如果要“用”而且“引”，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因此,他們趨向于選擇“用”而“不引”，節省時間成本,獲得正效用。可見，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時間效用為正，與之相對，“用”而且“引”的時間效用則為負(見圖2)，因此，從時間效用分析,學術論文作者趨于選擇“用”而“不引”。

(1) 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學術地位效用分析。學術論文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能反映作者的學術地位，特别是在關鍵領域的首創論文，對确立作者的學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學術論文中對參考文獻“用”而且“弓I”的話,作者可以獲得“引用收益”，即讀者對其在此領域的研究深度的肯定，以及引用權威研究成果增加的其學術論文的說服性等所帶來的“收益”，這是作者從“用”而且“引”行為中獲得的正效用。相反，在學術論文中對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話，作者雖然會失去上述的“引用收益”，卻能夠獲得“首創收益”，即作者由于在某個領域的創新而得到的他人對其學術地位的認同和肯定，雖然這種收益來源于“用”而“不引”導緻的他人研究成果“自身化”給讀者所造成的錯覺，它對于作者來說也是正效用，而且這一正效用應該遠大于“引用收益”效用(見圖2)。雖然“首創收益”效用存在較大風險，但是風險越大，預期的“學術地位效用”也越大。因此，從學術地位效用分析，作者會選擇預期效用更大的“用”而“不引”行為。

(2) 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規範效用分析。當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将并且正在發生着深刻的變化，往往會出現社會倫理道德的危機。在這個時期，舊的不規範行為将在自我否定中逐漸退出曆史舞台，但還會垂死掙紮，急需規範的約束；新的規範行為将在自我肯定中逐漸形成，但勢單力薄，也急需規範的引導。這裡所說的規範,特指國家在知識産權領域的立法關于參考文獻引用的條款和相應部門對學術論文引用方面的硬性規定等。學術論文的參考文獻“用”而“不引”是一種不規範行為，一經暴露必然遭到或輕或重的懲罰,這是作者為此付出的代價，即“違規成本”，作者從中獲得負效用。反之，作者如果“用”而且“引”的話，不僅可以規避“違規成本”，而且在各學術期刊越來越注重規範的現代社會，其論文被錄用的機會增加，為其帶來正效用(見圖2)。因此,從規範效用分析，理性的作者不會選擇“用”而“不引”行為。

(3) 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道德效用分析。在影響參考文獻“用”而“不引”行為決策的要素中，學術論文作者的道德修養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一般，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較高道德水平。“用”而“不弓I”等于“學術盜竊”，即使沒有受到懲罰，作者也會因為受到良心譴責而付出“道德譴責成本”。而且，作者的道德修養越高，其“道德譴責成本”就越大，從“用”而“不引”行為中所獲得的負效用就越大。相反，學術論文作者如果選擇“用”而且“弓I”，不僅不必付出“道德譴責成本”，而且還會為自己遵守了學術道德而在心理上産生一種愉快感覺，獲得“幸福收益”，産生正效用(見圖2),這種“幸福收益”也是随着作者道德修養的增高而增加的。可見，從道德效用角度分析，具有較高道德修養的作者也不會選擇“用”而“不引”行為。

(5)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總體效用分析。以上分析表明，“用”而“不引”的時間效用和學術地位效用為正，規範效用和道德修養效用則為負；而“用”而且“引”的時間效用為負，學術地位效用、規範效用和道德修養效用則都為正(見圖2)。但這四個方面所占的權重不同，作者的道德修養起決定作用，規範起着制衡作用，時間和學術地位起促進作用，四方面因素相互結合構成作者“用”而“不引”行為決策的影響因素系統，任何作者的行為決策都必然建立在對這四個要素的綜合效用評估之上，但評估結果會因人而異。當評估結果顯示，“用”而“不引”的各效用之和大于“用”而且“引”的各效用之和時，作者就會選擇“用”而“不引”；反之，則會選擇“用”而且“引”。

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對策研究

04

上述參考文獻“用”而“不引”問題的現狀調查及其原因的經濟學分析表明，我國的學術論文參考文獻引用率之所以低并且狀況未見根本好轉，是因為作者對“用”而“不引”的預期效用大于“用”而且“引”的預期效用。因此，要解決“用”而“不引”問題，必須降低“用”而“不引”的預期效用，同時提高“用”而且“引”的預期效用，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來達到此目的。

(1) 鼓勵學者養成讀書做筆記的習慣，降低時間成本。随着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生活節奏明顯加快，急功近利思想無孔不入，學術領域也不例外，緻使“用”而且“引”的時間機會成本較高。因此，要解決“用”而“不引”問題，必須降低這一時間機會成本。養成讀書做筆記的習慣,就是在閱讀學術作品過程中對有價值的觀點、理論等做分類記錄，這樣便于論文寫作過程中對參考文獻的查找和引用，降低時間機會成本。

(2) 樹立正确的學術地位觀。由于不健全的學術地位評價制度，我國學術界存在嚴重的“名本位”思想。在此思想的影響下，學術論文作者以及讀者更看重“首創收益”，而忽視“引用收益”，從而造成“首創收益”遠大于“引用收益”，導緻對參考文獻的“用”而“不引”。因此，學術論文作者必須樹立正确的學術地位觀，克服“名本位”思想，建立正确的“社會本位”思想，正确處理首創與引用的關系，重視“引用收益”，方能有利于“用”而“不引”問題的解決。

(3) 懲罰與激勵相結合，加強學術規範建設。當前我國社會各種矛盾層出不窮，規範很不健全,學術規範建設更是急待完善。一方面要加大對“用”而“不引”行為的監督和懲罰力度，增加“用”而“不引”行為的“違規成本”；另一方面,各類學術刊物要逐步建立嚴格的規範要求和激勵機制，對于存在“用”而“不引”行為的學術論文,堅決拒絕發表，同時，開展“學術規範模範”的評比和獎勵活動，增加“用”而且“引”的預期收益。由此雙管齊下，從學術規範層面，降低“用”而“不引”的預期效用。

(4) 道德規範法律化。道德修養盡管在“用”而“不引”的行為決策中起決定作用，但具有非強制性，加上“用”而“不引”的相對隐蔽性以及預期效用，使道德修養的決定作用大大削弱。因此,要使論文作者自覺“用”而且“引”，不僅要加強學術道德教育，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水平，增加其“幸福收益”，而且還要大力實施學術道德規範法律化，将其轉變為具有強制性的約束，變自覺的“道德譴責成本”為強制性的“道德譴責成本”，增加“道德譴責成本”的廣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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