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成為一名人民法官，僅用五年時間便獲評“北京市法院雙優法官”。今年41歲的陶鈞自2010年投身知識産權審判工作以來，12年間埋頭鑽研、深耕細作，從當初的一名法官助理成長為現在的審判業務專家，承辦及參與審理的各類知識産權案件超過5000件，留下了“窦骁”演出經紀合同糾紛案、“同濟”商标争議案等衆多知識産權審判領域裡程碑意義的案件。

撕裂的右肩膀韌帶

2020年底，陶鈞在搬動證據實物時，右肩膀的韌帶撕裂了，右手擡不起來，帶病工作了半年多。大家看着揪心，都勸他抓緊手術，不要留下後遺症。他卻說：“有些案子的時間不短了，當事人等的急，我的病不要緊，可以堅持。”

在他帶病審理的一起反壟斷案件中，雙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近3000份。為了徹底查清案件事實，他白天帶領審判團隊與當事人開庭談話，晚上整理案件材料，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他這種“拼命三郎”的勁頭深深感染着身邊的每一位幹警。

由于錯過了最佳手術時機，陶鈞至今仍未恢複右臂的部分功能，經常忙活一天下來，刀口内酸痛難忍，甚至半夜被痛醒。即便如此，作為調研組長的他仍咬緊牙關，2021年帶領調研組完成了地理标志的司法保護、數字經濟下知識産權反壟斷及反不正當競争司法規制等十餘項知識産權研究課題，形成了數十萬字的調研報告，并完成成果轉化。

知識産權審判沒有老經驗可循

随着移動互聯網、AI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技術的發展，新挑戰、新技術、新類型案件不斷增多，要審理好這些案件，不是一件易事。

陶鈞常說：“知識産權審判，很多案子沒有老經驗可循、沒有老辦法可用，要有開山劈路、遇水架橋的闖勁，迎難而上、敢于争先的拼勁，在新領域開辟出新天地。”

陶鈞白天忙于庭裡的工作，下班後閱讀專業書籍，為了完成審判任務，加班加點更是常态。他有個記錄閱讀筆記的習慣，幾年下來，便攢了厚厚幾本，足足有半米高。靠着這股肯于鑽研的勁頭，陶鈞對新法條、新判例如數家珍。

一審、二審商标授權确權行政案件全市年均近2萬件，如何公正、高效的解決審理中的疑難問題，成為擺在全市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工作中的難題。陶鈞作為此類案件的調研組組長，組織調研組的其他法官，先後梳理了全國法院近五年的萬餘份裁判文書，篩選出幾百個典型案例，并逐一進行查閱、摘錄重點内容，歸納概括成具體裁判規則。

2019年的春節七天假期裡，工作“上頭”的他足不出戶，每天坐在電腦前将近15個小時，險些導緻視網膜脫落，最終形成了175條的商标授權确權行政案件審理指南，有效統一了此類案件中諸多問題的認知分歧，為“類案同判”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那些裡程碑意義的案件

在成長的道路上，陶鈞留下了衆多知識産權審判領域裡程碑意義的案件。在審理“明顯實質性缺陷”發明專利申請駁回複審案中，他為了弄明白“依職權審查”“明顯實質性缺陷”等這些常常被提及、但實踐中卻沒有明确定義的問題，查閱了大量國内外的在先判決和理論書籍，并在萬餘字的判決書中對相關概念進行了詳細闡述。這份判決後來成為北京市法院的參閱案例。

陶鈞審理“紅牛”商标權屬糾紛案時，在長達2萬餘字的判決書中明确了商标授權許可制度下關于商标專用權歸屬的判定規則，深入分析了民法中物權“添附”制度在知識産權權利判定中的适用規則。該案标的超過37億元，是北京法院自知識産權庭成立以來以判決方式審結标的最大的案件。

此外，他審理的“MLGB”商标權無效宣告案、“搜狗與百度”侵害發明專利權案、“窦骁與新畫面影業公司”演出經紀合同案等均入選最高法院全國知識産權保護“十大”及“五十大”典型案例和北京法院知識産權保護“十大”典型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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