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蘇州城鄉如何協調發展

光明日報記者 陳海波 蘇雁

蘇州鄉村是何模樣？

1000多年前，唐代詩人杜荀鶴如此向友人描述蘇州：“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巷小橋多。”白居易晚年“最憶吳江隈”，他記憶裡的蘇州是這般：“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杯。阊門曉嚴旗鼓出，臯橋夕鬧船舫回。”

80多年前，蘇州吳江人費孝通回到家鄉，在太湖東岸一個名為開弦弓的村子裡做社會調查，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這位年輕的社會學家在根據該調查撰寫的《江村經濟》一書裡指出，“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這個村莊正經曆着一個巨大的變遷過程”，“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

2019年4月初，當記者來到蘇州的鄉村，水巷小橋仍然很多，長洲苑綠仍然盡收眼底，費孝通當年提及的饑餓問題早已解決。不過，我們能看到，這兒的村莊正在經曆着另一個變化。

“鎮鎮點火，村村冒煙”。20世紀70年代後期，蘇州以及整個蘇南地區出現大辦鄉鎮企業的熱潮。建廠房，辦工廠，壯大了村集體經濟，鼓起了村民荷包。近年來，蘇州還大力發展生态農業，培育鄉村旅遊、民宿經濟、養生養老、農村電商、田園綜合體等新興産業和新業态。2018年，蘇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20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縮小為1.958：1，成為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最小的地區之一。

當城市與鄉村在物質上的差距逐漸縮小時，精神上的差距愈發值得關注。在蘇州鄉村，記者試圖尋找城鄉融合發展中，農民在向“市民”轉變時解決精神上的“饑餓”問題的方法。

蘇州市吳江區平望鎮新運河及兩岸風貌資料圖片

1.有了“硬件”更要“軟件”

李軍（化名）有兩個身份，一個身份是蘇州市吳江區湖濱華城社區的城市居民，另一個身份是吳江區蘆蕩村的村民。與他一樣有着雙重身份的人，在湖濱華城社區還有不少。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兩個身份讓他們很矛盾。

幾年前，吳江建設太湖新城，位于新城南部區域的蘆蕩村和另外幾個村子被拆遷，村民都住進了湖濱華城社區的安置房。随之而來的，還有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改善。“村民變市民，硬件沒問題了，但軟件好像還不行。”李軍說，“軟件”指的是村民的生活習慣和文明素質。比如，社區請人做講座，“上面在講課，下面在剝毛豆”。

蘇州市吳江區黎裡古鎮資料圖片

與湖濱華城社區一樣，“蘇州第一經濟強村”永聯村也有過這樣的苦惱。這個在長江荒灘上圍墾建成的村子，以工興村，将一家小小的軋鋼廠辦成了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現代化大型鋼鐵集團，“我們永聯村不差錢”成了村民的口頭禅。

為改善村民生活條件，永聯村建造了一座永聯小鎮。不過，永聯村黨委書記吳惠芳發現，小鎮拔地而起，用錢可以解決，但入住的農民不會“一上樓就市民化”，馬上就能成為“文明的市民”。比如，雖然有了紅綠燈，但行人照闖紅燈；醫院硬件還行，但醫療水平有限，而且與城鎮醫療保險不接軌。

“農村建設，最難和最本質的是人的提升。”吳惠芳曾在接受某媒體采訪時指出，精神世界的提升需要時間，也需要依靠必要的制度建設和組織治理。李軍的想法則更樸實：從村民到“市民”，要從改變村民的生活習慣做起，比如“隔夜飯菜不要吃”。

蘇州市吳江區平望鎮頔塘河、古運河交彙處坐落着安德橋和小九華寺資料圖片

湖濱華城與永聯都通過創新社會治理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永聯村成立社會管理協調領導小組，将公安、交警、城管、工商、衛生、消防等機構和執法人員派駐到村裡，并把醫院和農貿市場交給上一級的南豐鎮統一管理，實行城鄉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湖濱華城社區實施村、社集中辦公，村民辦事不用回村裡找村幹部，在社區裡就能享受到無差異的服務。此外，建設文化活動中心、圖書館、劇院，組織龍獅隊、戲曲班、籃球隊等，豐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組織技能培訓，提升村民科技素養和緻富技能。

效果是很明顯的。“再次辦講座時，講台下剝毛豆、抽煙的沒了，多了的是做筆記的。”李軍說。

2.自覺與自信下的搖曳多姿

盡管村民在兩個身份之間轉換，但他們并未迷失。在生活向現代化和城市靠攏的同時，蘇州的鄉村仍然努力保留自己的本色。在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保有一份自信和從容。鄉村要像城市，但還要更“像”鄉村。

因為費孝通和他的《江村經濟》，開弦弓村以“江村”之名而廣受關注。2018年，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來江村調研，發現“城市文明對江村的影響和沖擊無處不在”。比如，生活理念日益跟城鎮接軌，家家戶戶門前都有垃圾箱，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看電影、跳廣場舞、打籃球、上網等成為村民的時尚。但他同時又看到了沖擊下的堅守：“新建起來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裡的曆史檔案、文化習俗，這是江村的‘根’，維系着世代傳承的脈絡。”

這是一種文化上的自覺。一生26次訪江村的費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覺”的觀點：文化自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不是要“複舊”，也不是“全面他化”。這個觀點被江村奉為圭臬。記者看到，在江村新建的費孝通紀念館裡，費老的這段闡述挂在了牆上。

不僅僅是江村，在永聯村，記者也看到了這種文化自覺下的自信和從容。盡管村民都已“上樓”，村裡的土地在各種産業競相發展下顯得愈發寶貴，但永聯村仍保留數千畝土地作為耕地。不過，耕種的工具已從“鋤頭釘耙”變成“電腦鼠标”。永聯村吸收了現代科技文明，但并未抛下傳統和鄉愁。

這種自覺，使蘇州村民們珍惜一磚一瓦、一山一水，反思和創造。永聯村将鋼廠裡富餘的蒸汽通過管道輸送到育秧中心，既環保節能，又為反季節種植提供熱源；距離柳舍村不遠的旺山村，過去以挖山采石為生，現在則護山、建生态園、恢複和保護山裡的古迹，引來遊客無數，還有不少文創産品創業者在此落戶。

這種變化中的不變，反而構成蘇州鄉村最大的魅力。不僅留住了村民的鄉愁，還引來了城裡人的目光。

3年前，當畫家雅公來到蘇州市吳中區臨湖鎮柳舍村，他覺得找到了可以“止息”的地方。雅公祖籍蘇州，在四川長大，第一次看到柳舍，他被村民們精心保護的白牆黑瓦和小橋流水震驚了，村莊的布局、建築的肌理，都強烈地吸引着他。

今天的江村，也吸引着更多人。他們計劃挖掘費孝通訪江村的曆史人文價值以及江村的水鄉習俗文化和生态資源，建設特色田園鄉村。還将與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共同合作開發“費孝通中國農村調查研究方法”系列大衆化教案，并進行普及推廣。

自覺和自信的蘇州鄉村，腳步紮實，搖曳多姿。他們提出“一村一種功能，一村一種風情”，姿态各異的村莊将根據自身優勢，進一步挖掘内涵，走出獨具特色的發展道路。

3.自治與自我表達的實現

鄉村在覺醒，村民的自我表達也在覺醒。陸衛紅最近幾年有一個感覺：身邊的聲音越來越多了，而且從嘈雜變得清晰。作為永聯村永合社區的一名網格長，陸衛紅的工作是溝通和調解。這個工作不好做，經常要上村民議事會。

村民議事會在位于永聯村中心一座十分顯眼的建築裡舉行，這座名為“村民議事廳”的建築在設計上頗有講究：大廳頂部是透明玻璃組成的巨大天窗，寓意“打開天窗說亮話”；圓形穹隆頂中央還含有方形圖案，圓寓意表達的藝術性，方則強調不能放棄原則；大廳正前方牆上是立鐘造型，寓意百家争鳴、警鐘長鳴。

在這個地方“評理”，遠勝于在村口“吵架”。而且，村民從“想說話”變成“會說話”。聲音很多，但最終會形成合音。陸衛紅介紹，永聯村大小事都由村民商量着定，涉及漲補貼、拆遷安置、土地征用等問題，還得開全體村民代表大會，每人都有投票權。

離開永聯村，來到張家港市楊舍鎮善港村，記者在一份張貼出來的計劃表裡看到，善港村的議事計劃已經安排得滿滿的，讨論土地征用方案及補償費用的分配、農田改造提檔升級過程中溝渠修建等各種問題。村民議事會還分成生态發展組、社會民生組和村務監督組3個小組，議事會成員由村民“公推直選”産生。善港村黨委副書記黃琴介紹，成立3年多來，村民議事會推動了近40個民生實事項目的實施。

村民陳國良仍記得自己當初被村民選為議事會成員時所作出的承諾：他将把自己的視野放在村民與村委會之間、村民與村民之間的互動上，因為他覺得，“唯有徹底的互動，才能徹底地喚醒村民的民主參與意識”。

據了解，在蘇州，“多元主體、協商共治”社區治理結構初步形成。由各類社會組織和社區居民廣泛參與的新型社區服務管理模式覆蓋城鄉，形成了以蘇州高新區“政經分開”、太倉市“政社互動”、張家港市“村民自治”等為代表的一批城鄉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示範典型。

作為一名多年的農村工作者，吳惠芳的感受或許具有代表性：成為“市民”後的農民不再滿足于被管理，而是開始關心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這種說話的權利需要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光明日報》（ 2019年04月17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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