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作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領域，一些基本概念經常被混淆，乃至誤解，有必要對其加以梳理和辨析。這些基本概念包括：城市化、城鎮化、都市化、傳統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不完全城市化、非健康城市化、半城市化、完全城市化、健康城市化、常态城市化。

一、城鎮化與城市化的區别

“城市化”一詞，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最早源自1867年西班牙工程師A.Serda所著的《城市化基本理論》，該書中的“城市化”被用來描述鄉村向城市演變過程。至20世紀，“城市化”一詞得到世界範圍廣泛接受。20世紀70年代後期，“Urbanization”一詞被引入中國，先後被譯成“城市化”和“城鎮化”（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通常譯之為“都市化”）。我國學界長期混用“城市化”和“城鎮化”，且未作嚴格區分。為便于同國際接軌，甚至有學者提議用“城市化”替代“城鎮化”，統一使用“城市化”。比如，1982年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城鎮化道路問題學術讨論會”就指出，“城市化”和“城鎮化”為同義語，為避免誤解，建議用“城市化”替代“城鎮化”。時至今日，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使用“城鎮化”，“城鎮化”一詞已廣泛出現于黨和政府文獻中。“城鎮化”和“城市化”雖一字之差，但對我國來講，“城鎮化”已被賦予特定内涵，表明我國“城鎮化”不等同于國外“城市化”。

城鎮化中的城鎮，是“城市”和“鎮”的合稱。從法律涵義上看，我國的“城市”和“鎮”統稱為城市，包括直轄市、建制市和建制鎮。比如，我國頒布實施的《城市規劃法》第三條就規定：“本法所稱城市，是指國家按行政建制設立的直轄市、市、鎮”。但在行政建制上，“城市”和“鎮”屬于兩種不同的行政建制。其中，“城市”行政建制分為直轄市、省轄市（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與地級市）和縣級市；“鎮”行政建制包括縣級城關鎮和鄉級建制鎮。“城市”與“鎮”的區别，不是簡單的空間大小和人口多少問題，更主要是管理體制上的不同。按照目前管理體制，縣級市及以上城市屬于城市管轄範圍，而縣以下鎮（包括縣城所在鎮）則屬于農村管轄範圍。城鎮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創新成果，既包括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和“城市”的發展，即所謂“城化”，也包括農村人口向“鎮”的轉移和“鎮”的發展，即所謂“鎮化”。因而，中國城鎮化既不是“大城市化”，也不是“小城鎮化”。

從外文詞義上看，“Urban”（城市）是相對于“Rural”（農村）而言的，除了“Rural”居民點外，其它居民點均可視為“Urban Place”（城市地區），既包括“City”（通常譯為“城市”），也包括“Town”（通常譯為“鎮”）。但國外的“City”和“Town”不等同于我國的“城市”和“鎮”，其“City”和“Town”不是指兩類不同制度安排的行政建制，而是指不同面積和人口規模的非農業人口集聚區，其中“City”通常被看成是面積較大和人口較多的“城市”，“Town”則被看成是面積較小和人口較少的“鎮”。當然，“Town”并不一定都指鎮，還可指城市的繁華街區，如唐人街（China Town），也可指市政辦公地，如市政廳（Town Hall）。由于我國“城市”和“鎮”的行政建制不同，從而各自的戶籍、土地、社保等制度安排存在較大差異。同西方城市化相比，我國城鎮化不僅僅涉及農村人口向“城市”（City）和“鎮”（Town）的轉移，以及“城市”（City）和“鎮”（Town）的發展和完善問題，而且必然要涉及我國“城市”和“鎮”屬不同行政建制等原因所導緻的不合理制度安排改革和完善問題。

關于“城市化”與“城鎮化”的内涵，中國學界和政界的認識存在有一個由完全對立到趨于一緻的過程。目前，主流觀點認為其内涵已經無本質差異，都是指中國城市化要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以城市群為主要空間載體，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

二、城市化與城鎮化的争論與對立

“城市化”一詞來自英文“Urbanization”，在英文表述中沒有城市化與城鎮化的差異。中國長期以來對城市化這一客觀發展過程的名稱，存在有“城市化”和“城鎮化”兩種表述形式。一字之差，反映了對城市化道路的兩種認識，曾經出現過延續近20年的激烈争論。在争論中，持“城鎮化”觀點的人認為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以小城鎮為主的道路；持“城市化”觀點的人則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要以“城市”為主，小城鎮不能成為支撐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主要空間載體。持“城市化”觀點的人又分為“大城市論”、“小城市論”、“中等城市論”,以及“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論”，後者逐漸占據主流。

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政府以及學界的主流是“城鎮化”。該觀點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以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道路，因而稱之為“城鎮化”。這樣的觀點在現在看來顯然膚淺和欠科學。但是，這一觀點确實在很長時間内主導着中國城市化進程和城市政策。究其曆史原因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中國非正常時期城市化道路經驗的總結。截止到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城市化以改革開放為界走過了兩個時期，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特征。改革開放前，服從于重工業超前發展的國家戰略，中國城市産業以重化工業為主，與重工業規模化發展的基本特征相适應，中國城市也走了一條以大城市為主的城市化道路。1952～1978年中國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5個增加到40個，而小于20萬人的小城市則由117個減少到92個。同時，重工業超前發展的戰略内生導緻由中央高度集中、統一調配的固定資産投資主要用于重工業發展，将輕工業、服務業、農業投資限于最低規模，也将城市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投資控制在最低限，導緻以重工業為主的大城市公共基礎設施極端缺乏，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環境污染嚴重等“城市病”在中國所有大城市普遍存在。在非常規條件下導緻的中國大城市普遍存在“城市病”的現象，卻被當時的學者總結為“城市病”是大城市存在的普遍規律，認為發展大城市必然産生“城市病”。

改革開放以後到90年代中期中國走了一條以小城鎮為主的的城市化道路。中國漸進式的改革之路決定了80年代“自下而上”的小城鎮得到快速發展。第一，制度原因。中國改革先農村後城市，以安徽小崗村“包産到戶”為标志，市場機制極大地激發了農村經濟活力，伴随着溫飽問題的基本解決，農産品和輕工業品市場快速擴張。适應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務院在1984年頒布的《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國發〔1984〕141号）中，規定農民可以自理口糧在集鎮（建制鎮、鄉鎮及以下村鎮，不含縣城關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并落戶小城鎮。直至1998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意見的通知》（國發〔1998〕24号）之前，隻有小城鎮對農民開放，導緻整個80年代乃至90年代上半期中國工業化以及人口遷移主要發生在小城鎮。在轉型初期的制度框架強約束下，客觀上走了一條以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道路，究其實質是轉型大背景下所做的“次優選擇”。

第二，經濟原因。中國漸進式改革先允許以鄉鎮企業為主的非國有經濟放開搞活，90年代中期才真正開始大型國有企業的實質性改革。而中國長期計劃經濟體制導緻民間經濟積貧積弱，弱小的農村民間資本和鄉鎮經濟都隻有能力在農村和小城鎮從事低端的工商業活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以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道路的經濟原因。由于以上制度的和經濟的兩方面原因，中國90年代中期以前走了一條以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道路。1978～1995年，中國以鄉鎮企業為主的小城鎮經濟份額“異軍突起”，所占比重持續提高，其中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中國非農産業就業人數的比重由23.9%增加到39.6%，鄉鎮工業總産值占全部工業總産值的比重更由9.1%增加到55.8%，撐起了中國工業經濟的“半壁江山”。鄉鎮企業以市場為導向，建立了以輕工業為主的工業結構，極大地修正了重工業超前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極大地豐富和滿足了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也極大地增加了就業。長期研究小城鎮的北京大學費孝通教授提出小城鎮快速帶動工業化進程，大規模解決就業，農民“離土不離鄉”，又不産生“城市病”，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道路，甚至将其概括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二是對國際經驗的表面化理解。發達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基本完成了城市化過程，戰後全面進入城市化的全面擴散階段，并通過衛星城和中小城市為載體的逆城市化和郊區化來解決大城市過密的問題，并進一步促進城市群結構的生成。盡管歐洲、美國、日本的道路不盡相同，但是通過發展中小城市和衛星城來解決“大城市病”是其共性特征。國内學者總結為發達國家走了一條先發展大城市，積累了“城市病”，再通過發展中小城市解決“城市病”的彎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要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要避免走資本主義國家的彎路，可以直接發展小城鎮，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以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道路。

三是對城市化客觀規律認識不足。傳統體制下中國國内學者對城市化的研究非常薄弱，對于城市經濟的本質是聚集經濟認識不深不透，對技術進步、提高發展質量、保護環境等科學理念更是缺乏基本認識，過高估計鄉鎮企業粗放發展的成就，将改革開放初期小城鎮發展的“次優”過程過高地上升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高度上來，并将城市化稱之為城鎮化。可見，中國最早将城市化稱之為城鎮化，有其特殊内涵、曆史背景和深刻原因的，“城鎮化”曾經确實是與“城市化”有着重大區别的學術用語。

三、城鎮化與城市化的協調與統一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随着以小城鎮為主的城鎮化過程帶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等一系列的規模不經濟及環境問題被深刻認識，也随着改革由農村進入城市，在城市聚集經濟強有力的競争下，鄉鎮企業弱質問題充分顯現。

學者們通過長期對中國實踐的長期考察和對中國國情的深入研究，終于逐步形成共識：以小城鎮為主的城鎮化道路缺乏市場競争力，并帶來嚴峻的區域性環境污染，綜合效益有限，小城鎮難以成為中國現代化和居民生活質量提高的空間依托。中國城市化要走一條以城市群為主體、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

中國對城市化（城鎮化）内涵的共識在國家“十一五”規劃中被官方明确下來。但是，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中，在表述“城市化”時，仍然主要沿用“城鎮化”。十八大報告中論述相關内容是出現過7次“城鎮化”和1次“城市化”。可見，進入21世紀以後，盡管官方和一些學者在探讨城市化問題時，用的是“城鎮化”，但是，這裡的“城鎮化”與80年代說的“城鎮化”已經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其本質已經是科學意義上的以“城市”為主體的城市化道路。既然“城鎮化”與“城市化”内涵已經無本質區别，名字也就不重要了。因為既然官方堅持用“城鎮化”，學界也就接受用“城鎮化”的提法，但是此“城鎮化”非彼“城鎮化”，其内涵與最早的城市化更加具有一緻性。

需要說明的是，不論中國城市化（城鎮化）如何稱呼，我國2萬多個小城鎮（截至2019年12月，中國共計20975個鎮）在中國的地位至關重要，但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作為廣大的農村地區和數億農民提供現代生産和生活服務的基地，是農村和農業現代化的直接依托。但是，小城鎮無論如何重要，都永遠不是中國城市化的空間主體。在中國現代城鎮體系之中，小城鎮是該體系的最基層單元，未來将分化為兩大類：一類發展為小城市，另一類大多數小城鎮則作為現代化農村的服務基地。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