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慶10月20日電 題：中國石窟寺保護何以引進國際力量？

——專訪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長黎方銀

中新社記者 鐘旖

世界文化遺産——大足石刻，是重慶市大足區境内所有石刻造像的總稱，系世界八大石窟之一。70年來，随着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大足石刻已基本形成了從文物本體保護、彩繪修複、危岩加固、水害治理到三維數字化、監測系統建設的全方位保護格局。

大足石刻在世界石窟寺分布中有何價值與意義？它的保護，何以吸引國際力量加入？國際友好交流與合作為大足石刻帶來了什麼？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長黎方銀近日在重慶大足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将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大足石刻早在1999年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産名錄》，是目前重慶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産。它在世界石窟寺格局中有何種地位與價值？

黎方銀：石窟寺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大約在公元3世紀，中國有了最早開鑿的石窟“克孜爾”，後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在北方誕生了敦煌、雲岡、龍門等偉大的石窟遺迹。至兩宋時期，南方湧現出廣元、巴中、樂山、安嶽、飛來峰等較為分散的石窟，其中晚期石窟藝術的優秀代表、擁有完整造像體系的就是大足石刻，迄今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石刻達75處，造像5萬餘尊。

遊人參觀大足石刻。陳超 攝

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至13世紀世界石窟藝術的最高水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遺産名錄》時認為，大足石刻具有獨到的價值和特點，具有普遍而唯一的意義，評價“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藝術傑作”。

從造像内容上看，大足石刻完成了佛教藝術中國化的進程，以佛教為主，并以其集儒釋道“三教”造像之大成而異于前期石窟，具有極強的文化包容性。

在藝術形式上，世界範圍内的石窟寺多以洞窟為主，但大足石刻的摩崖造像占比更高；在雕刻手法上，它大量運用了中國傳統繪畫中的“以線造型”；在呈現形象上，造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更顯親切，具有闡教性。遊客參觀時，不僅有視覺的震撼，還有心靈的沖擊。

綜合來說，大足石刻具有鮮明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

大足石刻寶頂山摩崖造像。何蓬磊 攝

中新社記者：大足石刻的保護工作經曆了怎樣的發展曆程？

黎方銀：大足石刻研究院成立70年，對石刻的堅守和傳承也走過了70年，每個時期都解決了不同的問題。

大足石刻的病害主要分三大類：岩體穩定性、風化、滲水，這些對造像的破壞都非常大。20世紀80年代之前，石窟的搶救性和基礎性保護是重點，垮塌了就加固，損毀了就恢複。80年代後，大足石刻進入系統性保護階段，針對三大病害，制定了系列保護計劃，有序實施不同項目。但至這一時期，保護工作仍相對傳統。

大足石刻成為世界文化遺産後，國際化視野的提高助推了保護工作的革新。保護的方式、理念、技術、範圍等均發生很大變化，如不再局限于保護崖壁的造像本體，而是逐漸擴展至包括周邊自然、人文環境在内的更大範圍的保護。

2007年首次開展國際合作後，大足石刻的文物保護、研究、利用又上了一個新台階。目前，大足石刻處于搶救性保護和預防性保護并重的階段，未來重心将慢慢轉移至預防性保護。

經過搶險加固後的大足石刻寶頂山摩崖造像大佛灣摩崖造像圓覺洞。何蓬磊 攝

中新社記者：您剛剛提到國際合作，它是一次怎樣的合作？發揮了何種作用？

黎方銀：大足石刻成為世界文化遺産後，把它放在一系列國際公約和國際理念下實施保護，顯得尤為重要。從保護、管理等層面分析，引進更多的國際經驗、理念和力量勢在必行。

首次國際合作的基礎是中意兩國政府間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考慮到意大利文物保護起步早、基礎好、分工精細、人才衆多，石質文物保護修複技術世界領先，我們萌生了與意大利文化遺産保護機構合作的想法。2007年，得到中意兩國有關部門的支持立項。

這次合作主要以采購技術設備、人員培訓為主，意大利政府支援中國文化遺産2000萬元(人民币，下同)低息貸款籌建“重慶大足石質文物保護中心”。其間，意專家多次赴大足石刻考察調研，就各項事宜展開探讨。合作中，中西方因理念差異造成的分歧在所難免，好在都友好化解。

在與意方的交流與合作中，大足石刻的保護體系不斷完善，保護理念不斷升華，保護修複水平不斷提升，豐富了我們保護文化遺産的國際經驗。這次合作也為實現大足石刻的長遠保護與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

大足石刻寶頂山卧佛摩崖造像保護修繕工程展示的試驗樣品。何蓬磊 攝

我們還認識到，在文物保護工作中，科技力量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之後幾年，大足石刻花大力氣建設了“安全技術防範中心”“預警監測中心”等多個科技化中心，實現重要區域全方位視頻監控覆蓋，實時采集大足石刻所處環境的氣象、微環境、岩體穩定性等10餘個大類70多個小項的監測數據，對大足石刻進行“日常體檢”，以大數據支撐文物保護。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大足石刻還繼續與意大利、日本等國家展開了國際合作，這些合作較之前有何突破？

黎方銀：2017年5月，大足石刻研究院與意大利威尼托文化遺産集群簽約，合作保護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舒成岩摩崖造像”。

這是意大利與中國第一次在石質文物保護修複領域開展的實質性技術合作。雙方專家共同應用先進技術，多學科聯合開展舒成岩摩崖造像的曆史溯源分析、無損及微損性取樣分析、修複、後續保護和維修等工作。預計各項工作将于2022年底收尾。

中意專家現場讨論舒成岩造像修複。受訪者 供圖

2022年3月，大足石刻研究院與複旦大學、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三方開展的合作，則是從全面提升大足石刻保護基礎與理論研究水平入手，推進石窟寺科技保護及預防性保護工作。中日将以“峰山寺摩崖造像”為具體研究對象，展開包括環境監測、保存狀況評價相關現場調查與室内實驗、風化病害機理研究、修複保護材料研究、實驗室建設、人才培養與交流、國際學術會議等合作，第一階段合作計劃為五年。

中新社記者：您親曆了多項國際合作，這些經曆給您帶來了哪些啟發？

黎方銀：文化遺産是國際交流、文明互鑒的重要橋梁和紐帶。與時俱進地看問題，才能更好開展文化遺産保護工作。

把保護大足石刻放在全球化角度審視，很多思考會豁然開朗。它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财富，是在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平台和紐帶，大家既有保護它的義務，也有分享它的權利。

修複後的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何蓬磊 攝

不論現在還是未來，要想更好地推進文化遺産保護，有幾個條件必不可少。

一是依靠科技力量，實施更有效、精準、科學的保護。

二是打開大門，讓海内外仁人志士都參與到文物的整體保護中，不斷更新既有的理念、技術、方式方法。

三是推進以分享為前提的保護，讓全人類共同感受文化遺産的魅力。這也是我們文物工作者為之奮鬥的意義所在。(完)

受訪者簡介：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長黎方銀。何蓬磊 攝

黎方銀，男，漢族，1962年出生。現任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長、二級研究館員。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重慶英才·名家名師”。曾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文博系統先進個人”稱号。曾任重慶市第一、二、三、四屆政協委員，現任重慶市第五屆人大代表。他40年緻力于大足石刻的保護與研究，主持多項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出版著作10餘部，其中2項獲重慶市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作為圖書著作責任人，主持完成國家“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11卷19冊《大足石刻全集》考古報告的編寫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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