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文化的四個層面?作者：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李成晴，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王陽明文化的四個層面?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王陽明文化的四個層面

作者：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李成晴

李白詩曰：“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近年來，學界開始有意識地檢視古代文學研究的“所來徑”，同時也積極思索古代文學研究的未來可能性。通覽多篇評議、筆談後，筆者認為仍有一個問題未被諸家論及，有待提出和讨論，那就是在現代學術分科治學之前，我們固有的“集部之學”的研究傳統，究竟能否在當下的學術研究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平心而論，答案是肯定的。概言之，承守“集部之學”的傳統以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可關注以下幾個角度。

重視“大經大典”

“集部之學”依托于傳統社會人文、社群、觀念的整塊文化土壤。我們在過去百年的疾風驟雨中匆遽變身，因此未曾顧及對傳統學術進行和風細雨般的現代轉化。随着時間線的延長，根植于傳統社會一些共識性以至“日用而不知”的學術思想，在後來所面對的已不是“不解”，而是“誤解”，甚至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錢基博是近現代明确标舉“集部之學”的學者，并自評他與錢锺書“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氏之史學以後先照映”（《〈讀清人集别錄〉小序》）。他的這一提法也是淵源有自的，古人很早便意識到集部研究也有着自洽的體系，明人祝允明便曾說：“凡典冊不越經史子集，集亦學也。或以為為文爾，集固獨文，其間用有與經史同焉，又烏可以不博。”（《答張天賦秀才書》）

翻檢古代學者的讀書日錄，可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他們于集部所批讀的别集、總集，皆是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幾部書。如黃震《黃氏日鈔》記載其讀“韓、柳、歐陽、蘇、曾南豐、王荊公、黃涪翁、汪浮溪、範石湖、葉水心”之文集，何焯《義門讀書記》載有讀“昌黎集、河東集、歐陽文忠公文、元豐類稿、文選、陶靖節詩、杜工部集”之劄記。錢锺書曾自述：“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從《管錐編》中，我們也能發現，他集中讨論的也是中國四部典籍中的“大經大典”，對于很多雜書，不過取來作為經典某處的注腳。

随着學界對21世紀前20年古代文學研究興味下移、瑣碎的猛省，多位學者都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應回歸經典研究的呼籲。比如，劉躍進認為：“今天研究唐代和唐代以前的文學曆史，必須重新回到經典，回到中國立場。經典本身就是一個曆史選擇。”（《中古詩學研究三人談》）對經典的研究水準，既是學者個人學術境界的體現，也是學者所處時代學術水平的标杆。因此，傳統“集部之學”對“大經大典”的重視，對當下的古代文學研究有相當大的啟示意義。

稔知文獻原貌

文獻是“集部之學”的文本基礎，而一個衆所周知但又容易被忽視的事實是，我們現在所讀到的集部經典，是曆經傳刻、整理、校注之後的文本。每一次的傳刻、整理、校注，都使這部經典獲得“續命”，不過同時也會或多或少剝離經典的本來面貌。陳尚君在校訂、新編《全唐詩》的過程中，已對唐集的變貌有了頗多重要揭示，如他的《李白詩歌文本多歧狀态之分析》等。筆者也曾撰文指出，傳世的唐集文本，詩題、題下注、題序之間，實際上存在頗多錯亂，其産生的原因即唐寫本在後世傳抄乃至衍變為宋刻本的過程中，作為題下注釋的小字漸漸被抄刻作大字，并最終被羼入大字詩題。（《文本義例視域下宋刻〈杜工部集〉詩題、題注之複原》）

這類問題在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等唐代著名文人的作品集中以近乎“驚人”的程度存在着，然而曆來研究者皆未系統地揭示這一問題。加之由于唐集宋刻本的權威性影響力，曆代學者尊信宋刻本便是唐集的文本原貌，而不去質疑宋刻本很可能隻是将已經訛變的唐集抄卷加以“定型化”而已。此義既明，則文學史上很多問題比如“詩—事”關系、詩歌長題的衍變等，都值得重新思考。

辨明義例流别

在《〈讀清人集别錄〉小序》中，錢基博對“集部之學”的幾個特性有所論及，分别是“昭流别”“寫有提要”“以章氏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隐，發凡起例”。錢氏舉了幾個例子加以說明，如桐城派古文的體式流變，陽湖派恽敬、張惠言何以與桐城三家不同等問題。要解答這些問題，需要抓住傳統文本分析的兩個關鍵詞：義例和流别。單篇文本有單篇文本的義例，彙次成一部文集後，又會賦得文集之義例（如集名例、以别集為子書例、壓卷例等）。周裕锴認為，“閱讀古代文本須知其‘義例’，這是中國古代學術研究的一個良好傳統”（《通讀細讀、義例義理與唐宋文學會通研究》）。知義例是基礎性的第一步，并可進而通過一些基本的義例通則，發明形而上的義理。中國傳統的經、史之學，已經積累了厚重的“義例學”成果，完全可以移用于集部文獻義例的研究。

黃庭堅說：“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脈絡。”對文學史流别承變的透徹把握，也是傳統“集部之學”的重要關切。從摯虞的《文章流别論》、鐘嵘的《詩品》到唐人集序的“述文變”、宋人的“宗派圖”，其内在文藝心理與古人重視源流、譜系的文化心理究竟有何關聯，在當下仍有值得橫向推闡、縱向探赜的空間。

激活傳統著述體式

“集部之學”固有的著述體式是頗為豐富的，但很大一部分在當代的學術環境中已漸銷匿。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學術評價機制對“著作”的界定具有排他性，書名冠以别集、總集的“研究”便是著作，而某一别集、總集的“校注”便不算著作，而被歸于古籍整理。回顧百年之前，尤其是學問征實的清代，集部研究成果的大宗便是曆代文集的整理校箋，如王琦《李太白詩集注》、仇兆鳌《杜詩詳注》、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等。在這方面，百年來幾代學人踵繼接力，不斷有别集整理的精到之作問世。

集部專門著述在四部分類中大都收入“詩文評”一門之中。《文心雕龍》《詩品》之子書體，《本事詩》《唐詩紀事》之雜史體，《六一詩話》之詩話體，最具有代表性。這類著述直到20世紀上半葉，尚多有經典著述出現，如王國維《人間詞話》、錢锺書《談藝錄》、唐圭璋《宋詞紀事》等。在20世紀下半葉，也有多位前輩學人勉力承續，如錢仲聯《清詩紀事》，但囿于學風轉移、學人根柢不繼，此類著述漸漸便成空谷足音了。

另外，研究集部并不一定隻是援用集部的單篇文本或整部著述的體式（如詩話、評點、序跋），史部的筆記雜著類的劄記之體，實際上頗便于記錄心得、存留見解。很多時候，古人“集部之學”的單種著述，也完全可以推闡而發揚之，成為當下集部研究的新疆域。傅璇琮主持《唐才子傳校箋》完成後，推延體例，又邀約學人撰寫《魏晉才子傳箋證》《宋才子傳箋證》《明清才子傳箋證》。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的著述體式有别于正史《文苑傳》，是專為詩人作傳的，循其體例，自然可以擴展到前後朝代而勒為專書。曆代“才子傳”系列正是在當代學術生态中以傳統著述體式呈現研究進境的範例。

顧炎武曾論著書說：“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日知錄》）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古人未就、後世不可無的著述，其實是所在多有的；循“集部之學”固有的著述體式而從事著作，既可擺脫從論文到論文集這種有些單一的學術成果産出模式，也能站在另一維度提出有價值的問題。

承守傳統“集部之學”，還要求研究古代文學的學人，應該能夠寫出工穩、合規的舊體詩文。這在當下看似門檻很高，實際應是文史學者該有的基本功訓練。内具文學感悟力，外具文言駕馭力，大約才可稱得上古代文學研究層面的“知行合一”。當下，也有學人在學術寫作時延續古法。瞥觀所及，杜澤遜近年付梓的《書林叢談》就有多篇文言學術寫作，文氣頗為從容，如《〈天津文獻集成〉序》縷述地方文獻的流别，恰得書序文體之旨。

總而言之，近百年來，我們對于傳統隔膜日甚。在鼓勵學術創新的同時，也宜給“集部之學”等“舊傳統”以空間，并在承守、延續這些“舊傳統”的過程中，努力探尋返本開新的契機和可能，這樣才可使傳統在當下發揮更大的作用。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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