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 根 溯 源

　　編者按

　　每一處地域的稱謂，都與其特定的自然環境、社會背景、生活習俗息息相關。探究家鄉名字的來曆，從中了解家鄉的曆史，感受鄉音、鄉土、鄉風，喚回溫暖的文化記憶，凸顯家國情懷。張垣方志近期梳理了張家口市及各縣區名稱來源的相關資料，以飨讀者。今天向大家介紹懷安縣名稱的來曆和治所變遷，歡迎在文章後與我們互動留言。

　　懷安縣名稱的來曆及治所變遷

　　據考古發現，早在新石器以前，懷安地就有古人類聚居。西漢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于今縣境舊懷安村置“夷輿”縣，屬幽州刺史部上谷郡，治所沮陽（原懷來古城）。據明代李汝桢的《懷城守題名記》記載：“懷安有城郭始于漢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名其縣日夷輿”。夷輿城在今頭百戶鄉舊懷安村，但漢朝的夷輿城是土城，不包磚。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又于今縣境之西部置馬城縣（治所約今東洋河或良民溝村附近），其隸于并州刺史部之代郡，而馬城縣當時還為代郡“東部都尉”之治所。至漢代，縣境大部仍屬上谷與代兩郡之地。

　　三國時，曹魏中後期，縣境東部之夷輿縣移治所于今延慶縣境，旋即又改置下洛縣。西晉時候廢西部之馬城縣。迨到西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分幽州上谷郡之屬地置廣甯郡，郡治在西晉之下洛縣（今涿鹿縣），今縣境東部又改隸于幽州廣甯郡，而縣之西部則分屬代郡和拓拔鮮卑族。

　　公元317—420年為東晉十六國時期，前後共百餘年，境地先後屬5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後趙、前燕、前秦、後燕和魏國政權。在此時期内，少數民族人民因政權之變化而大量内遷，有不少鮮卑和烏桓族人，遷入今境内定居下來，在文化和風俗習慣方面受漢族的深刻影響逐漸走向漢化。

　　隋代，地方政區改為州（郡）、縣兩級建制。隋炀帝時廢幽州改為涿郡，廢燕州置懷戎縣（治所在今涿鹿縣境），今縣境為涿郡懷戎縣地。

　　懷安縣名稱的來曆及治所變遷

　　唐朝對懷安來說是有曆史意義的一個時期。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記述：貞觀三年（692年）前，懷安被東突厥啟民可汗的少子颉利可汗占據，貞觀三年，唐太宗趁突厥内部颉利可汗與其侄突利可汗分裂的時候，派李靖、徐勤率軍十餘萬打敗了颉利可汗，收複懷安這一帶。唐穆宗長慶二年時，改漢夷輿縣名為懷安縣，取“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懷恩而安”之意。《懷安縣志》曰“此懷邑得名之始。”唐代的懷安縣城依舊設在夷輿故城。直到明朝初年，懷安縣城還設在今天的舊懷安村，古城遺迹至今仍可找到。

　　洪武元年（1368年），繼蒙古統治之後朱元璋“囊括四海”而有天下，完成對全國的重新統一，建立起大明專制王朝。明統治者為了軍事和鞏固邊防之需要，消弭邊患，壯大軍防，普遍實行新的軍事制度“軍衛法”，即在京師和全國各地普設衛、所。此時懷安縣治所設低于衛一級的組織“懷安守禦千戶所”，以屯兵戍守，抵禦北元蒙古之入侵。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大将徐達率兵從山西繞道攻下興和路，洪武三年（1370年），徐達從壩上進兵攻取大同和懷安城，不久其縣境又被鞑靼搔擾侵占，當地居民除了死去、逃亡的，剩下的全部被趕到居庸關、北京一帶。現在世居居庸關的老戶有很多是懷安人。洪武四年（1371年），由于元末之戰亂，田園荒蕪，百姓逃亡，城空民稀，不利戰守，因而先後盡遷懷安及宣平兩地之民于内地，懷安城亦廢。

　　懷安縣名稱的來曆及治所變遷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廢懷安守禦千戶所，升置為懷安衛。在懷安廢縣城西二十多裡重建懷安縣城，它就是今日的懷安城鎮；明代歐陽喚的《重修懷城記》證明了這一點。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今懷安城營築竣工，懷安衛便由舊懷安村移治新城。同時，于今左衛又建置萬全左衛。上述兩衛先後隸屬于山西行都指揮使司（治所今大同）與北平都指揮使司，于是今懷安縣境仍為兩個衛的建置格局。

　　景泰五年（1454年），萬全都司置分守（協守）兩路參将于柴溝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分西路為上、下西路，即萬全都司之上西路與下西路，今左衛等地屬上西路，而柴溝堡、西洋河與懷安等地屬下西路。

　　清代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遷都北京，初地方政區劃分基本沿襲明制。迨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便盡革廳衛之制，改設縣府，将懷安衛改為懷安縣，廢萬全左衛之建置，将其原治所及其轄地一起并入懷安，左衛成為縣之大鄉堡，分領一縣東路的軍務與政事之治所。從此，懷安縣隸屬直隸省宣化府并直至清末。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縣長棄城攜眷西逃，晉綏六十一軍不戰而退，懷安縣地被日軍侵占，人民陷入日僞懷安縣公署統治之下。治所由懷安城遷入柴溝堡。1941年夏，懷安與萬全合并為日僞“萬安縣”，駐柴溝堡。1945年5月，中共冀察區十三地委在懷安城成立懷安縣委員會、懷安縣政府。1946年10月國民黨軍隊占懷安。1948年1月懷安城二次解放，恢複中共懷安縣委員會和懷安縣政府建置，治所懷安城。1951年為适應社會經濟之發展，懷安縣政府又移治柴溝堡，隸屬于察哈爾行省。

　　懷安縣名稱的來曆及治所變遷

　　懷安城鎮位于柴溝堡鎮南偏東23.5公裡處，為懷安縣第二大城鎮。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此置衛，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改縣治所。中華民國期間為縣政府所在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仍為懷安縣駐地，1951年縣政府遷往柴溝堡，1984年經河北省批準正式建鎮。

　　懷安古城，始建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隆慶二年（1568年）甕磚。舊初築懷安城時，人們就地取材，用三合土夯起，磚石包皮；落成後方九裡三十步，高三丈五尺，頂闊二丈，底厚三丈，城鋪一百間，城四角各建角樓一座，城門四個，上面分别蓋有兩層門樓。東叫“迎恩”門，南為“永安”門，西日“思惠”門，北謂“鎮虜”門；四門與城中央的玉皇閣（即四門洞）相對。那時，玉皇閣上還挂有四塊牌匾，與“迎恩”門對照的一塊是“東拱神京”，和“永安”門對映的為“南屏三府”，與“思惠”門呼應的叫“西連古晉”，和“鎮虜”門對稱的謂“北鎮九邊”從四門的名字和玉皇閣牌匾，我們可以知道懷安城的軍事價值和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

　　據傳說，當初懷安城四門取名，玉皇閣挂匾很有研究。因為東門乃迎接從北京來的皇上恩賜，守将們要誓死拱衛神京；南門指中原要永遠安定，宣化、保定、大同三府的第一屏障就是懷安鎮邊城，西門叫思惠的原由是明朝從山西打過來，繞興和從西方而入，也比喻“皇恩浩蕩”由西帶來，故謂西連古晉；北門稱鎮“虜”又因為蒙古常在長城邊上騷擾，大将們決心據懷安城鎮守九邊。

　　懷安縣名稱的來曆及治所變遷

　　柴溝堡鎮。唐元二十七年（739年）置邊防營壘要寨“砦（寨）溝”，并圍築土垣，奠堡城雛形。除官兵屯田駐戍，有随軍家屬落戶。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在中東街興建宏偉的天甯寺（今東街柴溝堡鎮中學），唐末毀于戰火。

　　遼代将“砦溝”改稱“柴溝”，因盛長灌木叢林足資柴用用而命名。

　　遼保大二年(1122年)金太祖克西京（大同）占懷安，“柴溝”為金所省，置基層行政機構“柴溝村 (社) ”。居漢民百餘戶，屬西京路宣德州宣平縣（今萬全縣宣平堡）。

　　公元1211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軍南下攻金，緻金人于會河堡（今南忻屯一帶），金全軍覆沒。柴溝村随即歸元，更名“柴溝營”，漢蒙居民達二百餘戶，戍軍近千人。軍政并興。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大興土木，在堡北興建道教寺觀真武廟（今勝利小學）；元末至正初年，在唐代天甯寺的廢墟上營築令人矚目的佛教寺院靜禅寺。

　　洪武二年(1369年)曾國公李文忠在此大敗元兵，盡遷堡民入居内地。洪武二十三年(1392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兩次從内地遷民來堡定居。明正統二年(1437年)築城，工竣，随命名為“柴溝堡”。初建規制很小，城圍僅4百餘米左右，故址在今縣醫院東。随邊疆形勢變化，設、防加多，軍民猛增，從景泰至成化的三十七年内，都指揮胡觀、張順3次由東向西展拓堡城，成如今規模。堡城展後，興築廟觀寺庵30座，至民國二十三年還有11座保存完好。明正德六年（1511年）蒙古大軍入侵，副總兵官白宗率軍力戰，小王子潰敗而走。為感其功德，堡民在碑兒街建其生祠“白将軍廟”以祀。明隆慶二年(1567年)元兵又進犯該堡，守備韓尚忠奮勇戰殁。為昭其忠烈，堡民興廟以慰其靈并按時恭祭。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整修城堡，本堡人力不足，借河南備禦軍兩千名補充，經4月苦戰而告成。明萬曆二年(1574年)又興工加高包磚砌石。

　　清初，八旗兵駐紮該堡。順治時固倫公主在北街碑房巷營造府第住兩載而去。綠營兵常駐不斷，參将、守備和都司署均設在明代參将署舊址，稱之為大衙門。西北街置巡檢署謂之後衙門。柴溝堡把總廨設于東南街，稱小衙門。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劃入懷安縣，設守備，屬直隸保定布政司宣化府。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崛侖屯沙河水患，沖毀堡東北角10米餘。同治八年(1869年)在本堡義學館址創建文昌書院。光緒四年（878年）秋，西洋河水暴漲泛濫，沖塌玉皇閣至堡東垣約400米，民舍60餘戶，以及綠營兵米倉，著名古刹千佛寺、三官廟等蕩然不存。宣統二年(1910年)平綏鐵路在柴溝堡建車站。交通便利，集市繁華，商号店棧達230餘家。西門外積成、合順等糧棧築有自用鐵路叉道和貨位，整車裝載糧食，來往于京津、大同、集甯和張宣等地。

　　（文章摘選自《張家口市志》《懷安縣志》，政協文史資料《懷安城興廢小史》作者王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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