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2、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于死者毫不相幹，但在生者，卻大抵隻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隻能如此而已。

　　3、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隻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将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非人間，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于逝者的靈前。

　　4、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5、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将，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着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将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骜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溫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于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着，态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複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6、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于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7、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于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殒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于将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8、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奮然而前行。

　　9、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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