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嶽陽樓記賞析：

　　《嶽陽樓記》是作者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請為重修嶽陽樓而創作的一篇散文。這篇文章通過寫嶽陽樓的景色，以及陰雨和晴朗時帶給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達了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愛民情懷。文章超越了單純寫山水樓觀的狹境，将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寫，從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縱議政治理想方面，擴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記叙、寫景、抒情、議論融為一體，動靜相生，明暗相襯，文詞簡約，音節和諧，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對比，成為雜記中的創新。

　　《嶽陽樓記》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六段。

　　文章開頭即切入正題，叙述事情的本末緣起。以“慶曆四年春”點明時間起筆，格調莊重雅正；說滕子京為“谪守”，已暗喻對仕途沉浮的悲慨，為後文抒情設伏。下面僅用“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八個字，寫出滕子京的政績，引出重修嶽陽樓和作記一事，為全篇文字的導引。

　　第二段，格調振起，情辭激昂。先總說“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設定下文寫景範圍。以下“銜遠山，吞長江”寥寥數語，寫盡洞庭湖之大觀勝概。一“銜”一“吞”，有氣勢。“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極言水波壯闊；“朝晖夕陰，氣象萬千”，概說陰晴變化，簡練而又生動。前四句從空間角度，後兩句從時間角度，寫盡了洞庭湖的壯觀景象。“前人之述備矣”一句承前啟後，并回應前文“唐賢今人詩賦”一語。這句話既是謙虛，也暗含轉機，經“然則”一轉，引出新的意境，由單純寫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筆法來寫“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從而構出全文的主體。

　　三、四兩段是兩個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兩股不同的情感之流，傳達出景與情互相感應的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寫覽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筆，意味深長。這是一個引發議論的詞，又表明了虛拟的情調，而這種虛拟又是對無數實境的濃縮、提煉和升華，頗有典型意義。“若夫”以下描寫了一種悲涼的情境，由天氣的惡劣寫到人心的凄楚。這裡用四字短句，層層渲染，漸次鋪叙。淫雨、陰風、濁浪構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無光，山嶽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嘯猿啼”之際，令過往的“遷客騷人”有“去國懷鄉”之慨、“憂讒畏譏”之懼、“感極而悲”之情。

　　第四段寫覽物而喜者。以“至若”領起，打開了一個陽光燦爛的畫面。“至若”盡管也是列舉性的語氣，但從音節上已變得高亢嘹亮，格調上已變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寫，雖然仍為四字短句，色調卻為之一變，繪出春風和暢、景色明麗、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鷗鳥在自由翺翔，魚兒在歡快遊蕩，連無知的水草蘭花也充滿活力。作者以極為簡練的筆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圖，讀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的句式、節奏與上一段大體相仿，卻也另有變奏。“而或”一句就進一步擴展了意境，增強了疊加詠歎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氣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樓也”的心境也變成了“寵辱偕忘”的超脫和“把酒臨風”的揮灑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開啟，兼有抒情和議論的意味。作者在列舉了悲喜兩種情境後，筆調突然激揚，道出了超乎這兩者之上的一種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動，因物悲喜雖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堅定的意志，不為外界條件的變化動搖。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憂國憂民之心不改，“進亦憂，退亦憂”。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議。作者也就此拟出一問一答，假托古聖立言，發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誓言，曲終奏雅，點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誰與歸”一句結語，“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悲涼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後标明寫作時間，與篇首照應。

　　這篇文章表現作者雖身居江湖，心憂國事，雖遭迫害，仍不放棄理想的頑強意志，同時，也是對被貶戰友的鼓勵和安慰。《嶽陽樓記》的著名，是因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時的另一位文學家歐陽修在為他寫的碑文中說，他從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嶽陽樓記》末尾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範仲淹一生行為的準則。孟子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已成為封建時代許多士大夫的信條。範仲淹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貶官在外，“處江湖之遠”，本來可以采取獨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閑快樂，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應立身行一的準則，認為個人的榮辱升遷應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勉勵自己和朋友，這是難能可貴的。這兩句話所體現的精神，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的品質，無疑仍有教育意義。

　　2、嶽陽樓記創作背景：

　　這篇文章寫于慶曆六年（公元1046年）。範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内憂外患的年代，對内階級矛盾日益突出，對外契丹和西夏虎視眈眈。為了鞏固政權，改善這一處境，以範仲淹為首的政治集團開始進行改革，後人稱之為“慶曆新政”。但改革觸犯了封建大地主階級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而皇帝改革的決心也不堅定，在保守官僚集團的壓迫下，改革以失敗告終。“慶曆新政”失敗後，範仲淹又因得罪了宰相呂夷簡，範仲淹貶放河南鄧州，這篇文章便是寫于鄧州，而非寫于嶽陽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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