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重慶日報網

　　原标題：

　　1945年8月，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從延安飛抵重慶，與國民黨就中國前途和命運進行曆史性談判——

　　為民心赴重慶 以誠意促和平

　　1945年8月，毛澤東飛赴重慶談判時在延安機場。(資料圖片)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赴重慶談判前在延安機場。

　　(市政協辦公廳供圖)

　　渝中區中山四路，修繕後的桂園。

　　4月9日，渝中區中山四路桂園的會客室，當年《雙十協定》在此簽署。

　　四月九日，渝中區中山四路，遊人正在桂園内參觀。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記者齊岚森攝/視覺重慶

　　4月的渝中區中山四路，春芽吐新綠，鮮花競芬芳。坐落在這條街上的桂園，肅穆、甯靜。

　　“時間的長河會沖淡許多東西，唯獨有一樣不會，那就是曆史的印記。它在一輩又一輩人之間傳承、凝聚和升華。”在參觀完桂園後，一位外地遊客在微信朋友圈裡感慨地寫道。

　　重慶桂園，國共談判的重要見證地。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國共兩黨就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曆史性談判在這裡舉行。10日下午6時，國共兩黨在桂園簽署了著名的《雙十協定》。

　　以大勇 赴重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浴血奮戰，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終于迎來了抗日戰争的最後勝利。

　　在抗日戰争期間，中國共産黨始終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堅持抗戰、團結和放手發動群衆的方針，使人民力量不斷壯大，敵後人民抗日武裝和根據地迅速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國際社會的影響日益擴大。

　　抗日戰争勝利後，中國人民迫切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重建家園。在這一曆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産黨順應人民要求，堅定地貫徹中共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線，主張廢止國民黨一黨統治，實行民主改革，團結一切愛國力量，建立包括各黨派在内的民主聯合政府，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國家。同時，中國共産黨也準備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力争實現和平建國。

　　随着抗戰勝利，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把注意力放在了準備内戰上，企圖借受降之機，迅速削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

　　國民黨在積極調遣軍隊準備内戰的同時，又假意表現出願與中共就解決抗戰後中國政治前途問題進行和平談判的姿态，借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動。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接連發出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

　　收到蔣介石第一封電報後，8月16日，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緻南方局工委負責人徐冰、張明(劉少文)的電文中判斷：“國共談判，蔣之三月一日演說已拒絕于先，六參政員攜回方案又被拒絕于後，而且又罵我們為‘人民公敵’，故請毛往渝全系欺騙。”此後幾天裡，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多次與周恩來、王若飛交換意見，了解重慶各方面情況。收到蔣介石第二封電報後，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先到重慶同蔣介石等談判，待機決定毛澤東的行動。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号，闡明中國共産黨關于“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當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談判。

　　國民黨方面普遍預計毛澤東不會親赴重慶。然而，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産黨代表團從延安飛抵重慶，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這一消息也立即震撼了重慶全城。

　　《新華日報》發表了讀者胡其瑞等4人的來信：“毛澤東先生應蔣主席的邀請，毅然來渝，使我們過去所聽到的對中國共産黨的一切誣詞和誤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來渝，證明了中共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鬥的誠意和決心，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詩人柳亞子賦詩，稱頌毛澤東的這一行動是“彌天大勇”。

　　以誠意 促和平

　　重慶談判從1945年8月29日開始，到10月10日結束，曆時43天。在此期間，毛澤東和蔣介石就國共兩黨關系的重大問題多次直接商談。

　　中共對談判表現出極大誠意。9月3日，中共代表将關于兩黨商談的主要問題“十一項提要”交國民黨政府代表，内容主要包括确定和平建國方針，承認各黨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結束國民黨的黨治等，并表示擁護蔣介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9月8日，國民黨政府代表根據蔣介石親拟的《對中共談判要點》，對中共“十一項提要”作出書面答複，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國、承認黨派合法平等、結束黨治等主張，對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問題也基本同意，但對解放區政權作為合法地方政府卻堅決不同意，對于軍隊整編問題也有種種限制。這些問題成為談判中争論的中心問題。

　　為使談判獲得進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區政權問題和軍隊問題作過多次讓步。但是，由于國民黨方面堅持不肯松動，反以“政令軍令統一”為借口，一再要求中共“放棄其地盤，交出其軍隊”，對此，周恩來、王若飛據理駁斥，談判陷入僵局。

　　在重慶期間，為推動談判順利進行，毛澤東努力與各方交流看法，多次在桂園會見各方人士，還登門拜訪了政界、軍界、經濟界、婦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種傾向的代表人物，與他們促膝交談，交換對國家大事的看法;應邀會見了民主同盟、青年黨、九三學社等在渝中委和幾十位國民參政員。

　　毛澤東的這些活動，以及中共代表在談判中多次作出讓步，使中國共産黨的立場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這種同情和支持，是促進這次國共談判取得某些積極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

　　10月2日，周恩來在雙方談判接近結束之際提出建議：“拟将一個月來的談判記錄整理出來，擇其可能發表者發表之，以慰國人之渴望。”此舉得到國民黨代表的贊同。

　　10月5日，周恩來将親手草拟的會談紀要遞交國民黨代表，後經雙方代表斟酌修改形成定稿。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在桂園共同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

　　《會談紀要》的主要成果有：使國民黨承認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召開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同意結束國民黨的“訓政”;承認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黨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政治犯等等。談判中未能達成協議的，主要是解放區政權問題和國民大會問題。軍隊整編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對于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會談紀要》載明，雙方将“繼續協商”或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對于重慶談判的意義，毛澤東曾這樣指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内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争，粉碎他們的進攻。”

　　以協商 促民主

　　渝中區中山三路151号，坐落着一幢十分醒目的黃牆建築。抗戰時期為中國銀行大樓，曾是中共代表團在渝駐地，如今它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進門處是一扇青磚砌成的拱門，門額上挂着寫有“中共代表團駐地舊址”的牌匾。過了拱門，順着台階往上，便來到舊址的主樓。該建築是一幢中西式磚木結構建築，坐西向東，通高13米，加上附屬建築，共占地627平方米。

　　這幢建築見證了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王若飛、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當年率領中共代表團在重慶的鬥争曆程，見證了中國共産黨真誠謀求和平，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不懈追求。

　　根據《雙十協定》，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代表和社會賢達共商國是。1945年底，周恩來率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的中共代表團來渝，該樓即由國民政府撥給中共代表團作為辦公室兼住房。

　　在這幢樓裡，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産黨代表團日夜為民為國奔走忙碌，在當時政治時局異常緊張的情況下，如行走于刀鋒之上。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38人，包括國民黨代表8人，共産黨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黨代表5人，無黨派人士郭沫若、莫德惠等9人。

　　會上，左、中、右三種政治勢力展開了尖銳複雜的鬥争，其焦點是關于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問題。會議期間，中共代表團團結多數中間黨派和社會政治團體，與國民黨的錯誤主張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促成會議通過了《關于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關于國民大會的協議》《關于憲章問題的協議》《關于軍事問題的協議》等5項協議。

　　“這是當時全國和全世界人民矚目的一次會議，就像在祖國大地上升起的一線和平民主的曙光。遺憾的是，這一線曙光并未演變成萬道霞光，而隻是昙花一現。”市委黨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餘說，由于這些協議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國民黨統治，因而最終被國民黨統治集團撕毀。

　　“從重慶談判到舊政協會議，中國共産黨從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為争取實現國内和平民主作出了種種努力。”黎餘認為，這使中國共産黨關于和平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而有力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但國民黨統治集團撕毀了這些協議，背離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對立面，使人民逐步認清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和内戰政策的真實面目。這樣的事實深刻教育了人民，為後來中國共産黨以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了重要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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