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善洲老人?采訪對象：楊江勇（楊善洲同志的三女婿），1970年5月生，1990年7月參加工作，本科學曆，現任保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曾任施甸銀川中學、保山實驗小學教師、保山市委宣傳部外宣辦副總編、施甸仁和鎮鎮長、施甸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保山市委宣傳部網信科科長，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楊善洲老人?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楊善洲老人

采訪對象：楊江勇（楊善洲同志的三女婿），1970年5月生，1990年7月參加工作，本科學曆，現任保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曾任施甸銀川中學、保山實驗小學教師、保山市委宣傳部外宣辦副總編、施甸仁和鎮鎮長、施甸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保山市委宣傳部網信科科長。

采訪 組：魯興勇 楊潞偉 楊志榮 徐永标

采訪時間：2018年2月21日

采訪地點：楊江勇同志家中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您好！楊善洲同志生有三個女兒，您是他的三女婿，您和他的三女兒談婚論嫁時，楊善洲同志已經退休了，您倆結婚時他是怎麼說的？

楊江勇：在進入這個家庭之前，我就對老嶽父有所了解，都是對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有過迷惑或者說不理解。我1993年的12月18日與他的三女兒楊慧琴結婚，正式成為這個家庭的一員。之前，他第一次找我談話是在我跟楊慧琴确定了戀愛關系後去拜見他，見到後他就說：“小夥子，我們兩家都是革命家庭，你要好好的工作，不要給這兩個家庭抹黑。”因為我父親是南下幹部，所以是革命家庭。第二次談話是在我們結婚前一個月左右，那天他把我叫到跟前說：“楊江勇，到目前為止你家裡面也沒有到我們家裡面提過親，我有一種想法你看行不行？”他說：“我看不如你家不娶、我家不嫁，雙方的老人由你們倆來照顧，你看咋成（怎麼樣）？”我當時心情非常緊張，不知道怎麼回答，他看出我不敢貿然答應，于是他就說：“楊江勇你回去跟父母商量商量，聽聽他們的意見。”接下來他就跟我提要求：“你們結婚就請五桌客就行了，請主要的家庭成員來參加就行了，其他的客人就不要請了，因為現在大家生活困難，掙點錢也不容易，等你們結婚以後回去再認認親戚。”我說：“是了。”他一邊說一邊從衣兜裡掏出一個信封遞給我說：“你和老三結婚了，我也沒有多少錢送給你們，就是這點兒了。”後來我數了數是一千塊，面值有100元的、有50元的、有20元的，可以想象這筆錢他不知攢了多久才攢足1000元。我回去跟父母商量，父母同意我們結婚後照顧雙方老人，我父親提出要以照顧老嶽父家為主。我們結婚後回去大柳水老家，由大姐帶着我們挨家挨戶認親戚，嶽父還規定我們不準收親戚的任何東西。我們走了一個禮拜，才把所有的親戚走完。有些人議論說他對親情很淡薄，其實恰恰相反，隻是他的認識和一般的不同而已。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您作為楊善洲同志的三女婿，您還記得第一次到嶽父嶽母家的情景嗎？那是一個什麼情況？

楊江勇：我不敢相信這就是地委書記的家。我和楊慧琴确定關系後，就決定到大柳水拜訪老嶽母。那天雨下個不停，我倆從姚關清平洞小學出發，沿着山路向西南方向走，山路泥滑路爛、崎岖不平，高一腳低一腳的走，走的非常艱難。走了兩個小時終于到了，一走進院裡，滿院子是牛腳印，看見兩格非常簡陋的小瓦房，房檐口用大龍竹鑿成一個槽接水，水流到下面一個大石缸裡面，供人蓄飲用。小瓦房又矮又黑，一邊是豬圈牛圈，上面堆着一些牛草。一邊是雜物房，堆放着喂豬的苞谷、南瓜。看到這些令我震驚，一個地委書記家，怎麼會像這個樣子啊！連一般老百姓的都不如。當天晚上我就住在那個牛圈的樓上，牛屎、豬屎氣夾雜着青草味，一股一股鑽到鼻子裡面非常難受，加上跳蚤蚊子叮咬，根本無法睡。第一次到他家給我的感覺是：這絕對不是一個地委書記的家，而是一個非常貧困的農民家。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您和楊慧琴結婚後成為楊善洲同志的小女婿，常言道女婿是半個兒，老嶽父除了對您嚴格要求外，應該也給了您很多關愛,給我們聊聊。

楊江勇：是啊，對我要求嚴格，但是又不缺乏關愛。我給你們講一件叫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事。我結婚時，還在施甸縣銀川中學教書，學校離保山城有50多公裡。每到周末我都要騎起自行車往保山家裡趕，回來看看雙方父母，照顧一下家庭。有一個周末，在我往家趕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全身被淋濕了。回到家之後，當晚兩、三點鐘就發高燒，燒到41度，有點抽搐，神志不清了。我媳婦就趕快起來，叫起老嶽父，那天老嶽父剛好出差回來，媳婦和老嶽父架着我，把我架到地區人民醫院急診，當時高燒腦子一片模糊，隐隐約約的記得有人問我，是否得過其他的病，後面的問話就記不得了。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老嶽父就在我的跟前說：“醒了！醒了！醒了！好點了沒有？”我說：“好點兒了。”我從他憔悴面孔中露出的一絲絲喜悅裡，心裡明白他守了我整整一夜，為我擔心受怕整整一夜。我眼睛突然模糊起來流下了眼淚，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我們單位包括我媳婦單位的同事很羨慕我有個好嶽父、好嶽母，把我當親生兒子看待。吃飯時，如果我還沒有回到家，他們都會等到我回到家才開飯。記得有一次，吃飯時間到了我還沒有回來，老嶽父就打電話問我：“楊江勇，時間到了怎麼還不回家吃飯？”我問：“有什麼事嗎？”他說：“沒有什麼事，你不在就想見見你，等你一起吃飯。”老嶽父腳上患有風濕病，花三、五塊錢去骨科醫院用溫水草藥泡腳，是他最奢侈的享受了。有一天，他打電話約我和他一起去泡腳，我開起車子拉起他就去了，在路上我就逗他：“爸爸，你瞧嘛！當時我買車您還罵我，不給我買，現在您去哪裡都叫我跟您去，我已經快成為您的專職駕駛員了，還是您忠實的鐵杆粉絲。”他聽後就呵呵地笑起來，他一邊笑一邊問我：“什麼叫粉絲？”我回答：“粉絲就是你忠實的追随者。”聽了解釋後，他依舊呵呵呵開心地笑起來，笑得那麼燦爛，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楊善洲同志曾經是保山地委書記，按理來說他家日子應該很好過，出乎預料的是他家的生活很困難，您應該知道一些他家過去的生活情況，請談談好嗎？

楊江勇：在沒有和楊慧琴談戀愛時，并不知道她家的生活狀況。我們結婚成為一家人後，就經常聽到嶽母、大姐、二姐和我媳婦給我講過去生活如何如何困難，嶽父由于在外工作十分的忙，對家裡無法照顧，一家老小的生活就由母親和大姐扛着，日子過得很艱難。我媳婦給我講過一個她小時候的故事，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媳婦老家大柳水遭了洪災，洪水把後檐牆淹倒了，水漫進了房子裡。那天嶽母和大哥、大姐都出工掙工分去了，就留下奶奶在家照顧楊慧琴，當時楊慧琴也就三、四歲。整個屋子全是水，水慢慢的升起來後，家裡一些東西就漂起來，為了不讓楊慧琴淹着水，奶奶沒有辦法，隻好拿了一個竹籃子把楊慧琴放進籃子裡，挂到高處，不讓水淹着她。我媳婦跟我講起這個事時，我心裡發酸，一個地委書記的家庭，生活狀況竟然是這樣，令人難以置信。

1976年龍陵發生大地震，施甸與龍陵相鄰，也受到大地震的破壞。黨中央派了抗震救災醫療隊來到施甸，在醫療隊來到施甸縣姚關公社救災期間，聽說楊善洲書記老母親的身體一直不太好，想去幫她檢查一下身體。當時老嶽父在龍陵一線指揮抗震救災，沒有在施甸。地委辦知道醫療隊要去幫楊善洲書記母親檢查身體的消息後，就派了一個姓趙的駕駛員帶着醫療隊冒雨前往大柳水為我奶奶檢查身體。當醫療隊的醫生走到家門口時，看到殘破的房屋、院場堆滿柴草、院子裡集滿水，懷疑是走錯了人家，愣住不敢進去，于是就問駕駛員：“這是地委書記的家嗎？”駕駛員點了點頭回答到：“是的，這就是楊善洲書記家。”醫生才進到家裡，詢問了我奶奶的一些病情并做了檢查，開了部分藥品。正在這時，我嶽母背着一個大籃框豬草從外面回來，鞋子用包谷殼裹着，防止下雨把鞋子弄濕了。醫療隊看到這一幕就驚詫的問：“這是誰？”駕駛員告訴醫療隊：“她是楊善洲書記的媳婦，叫張玉珍，到地裡割豬草回來喂豬。”當時醫療隊醫生根本不敢相信一個地委書記的家屬竟然過的是這樣的日子。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社會上有人認為楊善洲同志太古闆、缺乏感情、不懂得愛，您同意社會上的這些說法嗎？為什麼？

楊江勇：我不同意部分人的說法，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深入接觸我的嶽父，不了解他才說出來這樣的話。嶽父在工作和生活中雖然對我們要求嚴厲些，但是在嚴厲中并不缺乏感情。我有一個同學結婚想借用一下他的車，那天我就試着跟他商量，我說：“爸爸，我有一個處得最好的同學結婚，他歲數大了好不容易才要得個媳婦，想用一下您的車給他正正場面，行不行？”他沒有思考就說：“行！行！行！”我想他咋會那麼爽快就答應了呢？這和他平時的做事風格不一樣啊？不管它，答應就好了。我的同學結婚那天他早早就喊駕駛員把車洗得幹幹淨淨的，去幫我同學接新娘了。到晚上回來他掏出300塊錢遞給駕駛員說：“這是今天用車的費用。”駕駛員不收，并說：“才那麼一點路程要什麼錢？”他堅決的說：“賬不能這樣算，你想想從施甸出來的燃油費、磨損費和今天所耽誤的時間，這些都是錢。你一定要把錢收起！”駕駛員拗不過他，最後隻好把錢收了交到了林場财務室。所以他是一個有情有義，一個情感細膩的人。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楊善洲同志把他經過22年辛辛苦苦創辦的5.6萬畝、價值3.2億元的林場無償捐贈給國家，國家獎給他30萬元獎金。他是如何使用這筆獎金的？

楊江勇：當時政府是要獎勵給他30萬元的，其中市政府獎勵20萬元、施甸縣政府獎勵10萬元，但是他考慮到施甸縣政府很困難，最終隻要了20萬元。他把這20萬元中的10萬元捐給保一中，他說捐給保一中的目的是讓那些貧困學生能夠有書讀，能夠讀好書。剩下的10萬元，拿出6萬元修繕一下施甸、昌甯交界處的一個叫阿姆來的溫泉澡堂，那個澡堂在卡斯河峽谷邊，非常危險，為了安全修繕一下。剩下4萬元他臨終前交代我說：“楊江勇，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虧欠最多的人就是你母親，你母親跟我生活了一輩子，我什麼都沒給她留下，這4萬塊錢你一定要親手交給她，給她養老送終。”接着他又說：“等我死後，記着把我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葬在大亮山林場，因為林場是我退休後，也是我最後的一個終點。一份葬到老家墳地，和你母親葬在一起，因為這輩子我陪她的時間太少，死後我想多陪陪你母親。還有一份你把它葬到清平洞我親手種下的那一棵玉蘭樹下面，清平洞是我最敬仰的愛國将領鄧子龍住過的地方，也是我工作開始的地方。”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楊善洲同志在位期間，社會上曾有一些議論，說楊善洲隻知道工作，對家庭不聞不問、不管不顧，似乎家庭與他沒有關系。是這樣的嗎？

楊江勇：有這樣的說法，在當時從某種角度講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隻看到他工作，而不知道他也牽挂着家庭，實際是大家對他的一種誤解。其實，“家”一直裝在他心裡。他不但對工作有強烈的責任心，對家庭也有責任心。因為他知道他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是離不開我嶽母對他的支持和理解的，他知道在他出來工作後，一個婦女撐起一個老老小小的大家庭是如何的不容易。所以他曾經到七零七(施甸縣北邊一個地名）豬場買過豬、牛送回家養，牛用于犁地彌補勞動力不足。買了豬回去給我嶽母和我大姐養，賣了後補貼家用。我嶽父買了豬、牛後，親自趕着天亮時從七零七出發，走50多公裡的路，到家裡已是深夜了。他買菜種、玉米種帶回去讓我大姐種，增加收入；他資助過我大姐的大兒子讀書；他給我大姐的兒子買拖拉機跑運輸等等。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您嶽父楊善洲同志在大亮山期間您上去看望過他嗎？當時您看到了什麼？有什麼感想？

楊江勇：1994年，我們一家三口一起上大亮山看他。記得那道路非常窄非常危險，彎彎曲曲、高高低低、坑坑窪窪、颠簸難行，車子一過，塵土飛揚，十多公裡的路程竟然開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到了林場，我一眼就看到他蹲在老窩棚邊地裡育苗，他那個老窩棚是用油毛氈蓋起的，由于年久失修，已經多處脫落了。看到這個破爛不堪的油毛氈房子，我說：“這咋能住人啊？”他說：“我們剛上山時，所有幹部職工就住在這房子裡，一住就是幾年呢！還不是住過來了嘛！”看看那個環境我就無法忍住留下了眼淚，想想他那麼大的歲數，常年居住在那樣的環境裡，是多麼的艱辛！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在上世紀計劃經濟時代，農轉非是人們趨之若鹜的香饽饽，楊善洲同志卻把組織照顧自家的農轉非名額給了最需要的人。您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嗎？

楊江勇：我問過老嶽父這件事，他告訴過我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保山地區在潞江壩大力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發展熱帶經濟作物就要從地區農科所調科技人員去潞江壩建立熱帶經濟作物研究所。抽調了一個叫張世莊的科技人員下去，這個農技員下去前，我老嶽父了解到張世莊的家庭很困難，特别是技術員下到潞江壩後，他家生活将更加困難，陳技術員肯定走在前、焦在後，也就是有後顧之憂，對工作有影響。于是老嶽父就把組織給楊慧琴農轉非的指标直接給了陳技術員。那個年代農轉非意味着能吃國家糧，能安排工作，那是人們做夢也在想的美事啊！比現在考個公務員還值錢。按照當時的規定，他這個級别的幹部，我老嶽母、大姐可以農轉非的，但他多次都把這些好處讓給那些更需要的人。

采訪組：楊江勇同志，您嶽父楊善洲同志一生忙于工作，根本沒有時間和全家人聚在一起，直到他退休後才有一些機會和家人在一起。在他有生之年您們全家照了一張全家福照片，想來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您還記得照全家福的過程嗎？

楊江勇：記得！他退休前一直忙于工作，根本沒有時間和全家人照上一張合影，很遺憾的。他退休後，我就想到要彌補一下過去的遺憾。有一天，我就跟他商量，我說：“爸爸，你看我們這個家連一張完整的合影也沒有，我們應該照個全家福留個紀念，您看怎麼樣？”他說：“好嘛！照一張，将來好有個念想。”于是，我就把大姐家、二姐家所有人召集起來，告訴她們我要回家給全家照張全家福。回去照相那天我還把我哥哥楊江龍也一塊叫着回去。照相時我說:“我給您們照。”這時，老嶽父說：“不行，這樣照了你楊江勇就不在裡面了，這還叫什麼全家福，你進來站起，請你哥哥給我們照。”我們家唯一的一張全家福就這樣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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