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鐘百超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人們對唐朝大詩人孟郊的了解，莫過于《遊子吟》這首脍炙人口的詩歌。一個遊子，如柳宗元筆下小石潭的魚一樣，“空遊無所依”，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對于母親而言，是怎樣的一種感受。給兒子做一套衣服，便是人間最大的溫暖。這溫暖，如三春的光輝，既暖在兒子心裡，也暖在母親心裡。臨行的密密縫制，每一針每一線，都是母親的疼愛在手中遊走。

孟郊出生于唐玄宗天寶十年（751），父親孟庭玢曾任昆山縣尉，可惜的是過早去世了。無獨有偶，孟郊進士及第後，也一度任潥陽縣蔚，這是後話。

四十歲之前，孟郊的人生是如何度過的，我們無從得知，據說他一度在河南嵩山隐居。直到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四十一歲的孟郊才奉母命進京應進士試，貞元八年（792），下第。貞元九年，又應進士試，再下第。時隔三年之後，貞元十二年（796），已經四十六歲的孟郊，再次奉母命第三次應試，終于得登進士第。

為了表達當時高中的心境，孟郊欣然賦詩一首，“昔日龌龊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今昔對比，判若兩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按照唐朝制度，進士及第，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授予官職，還需經過吏部的铨選，考核合格後，方能有資格做官。貞元十七年（801），已經是五十一歲的孟郊，又不得不奉母命應铨選。果然不負母親期望，孟郊順利通過選拔考試，選為溧（sù）陽縣尉。

按常理，年過半百的孟郊，對于此次任命應該感到高興才對，畢竟生活有了可靠的來源，又可以孝敬母親。可是，他對于擔任縣蔚一職，似乎頗不以為然，等到貞元十八年才遲遲赴任。據說，到任之後，盡管也把母親帶在身邊，但他終日寄情山水，飲酒作詩，以至于把職責都擱置一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縣令隻好報告上級，另請他人代為縣尉。

既然心有旁骛，貞元二十年（804），孟郊便毅然辭去溧陽尉一職，任職時間總共不到三年。他是嫌這個官職太小，無法施展才華，還是學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潛，我們也一概不知。但是，如此的任性，恐怕有負于母親的一針一線。

兩年後，唐憲宗元和元年（806），55歲的孟郊才得到河南尹鄭馀慶的舉薦，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并定居洛陽。是否是因為孟郊母親的勸告使然，我們也無可奉告。任職四年之後，元和四年（809），孟郊五十九歲，遭逢母親喪事，便丁優辭官，仍居洛陽，一呆就是五年。

如此算來，孟郊從政時間前後不過七年左右。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這些歲月裡，年邁的母親跟着他生活，不知道挨了多少苦日子，也不知道操碎了多少心。

元和九年（814），63歲的孟郊不得不為生計而謀求官職，當時鄭馀慶擔任興元尹，就奏請朝廷任命孟郊為興元軍參謀，試大理評事。可惜生命無常，在赴任途中，突然暴病身亡，終年六十四歲，葬于洛陽城東先墓旁，韓愈為他寫了墓志銘。

讀韓愈寫的墓志銘，既感到心情沉重，也覺得莫大欣慰。“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據說，孟郊也曾有過三個兒子，但極為不幸的是，這三個兒子，要麼夭折，要麼因病過早去世，令孟郊感到極度痛苦和傷悲。

孟郊去世後，由于膝下無兒，隻好由妻子奔走，哭告韓愈。幸好孟郊平時善結人緣，與韓愈、張籍、鄭馀慶、樊宗師等諸多好友，相交甚笃，才不至于求助無門。更令人感動的是，雖然孟郊還沒有來得及在興元任職，可是興元的百姓卻早已把他當作父母官，因而都不約而同地出資幫助孟家辦理喪葬，并商量安排家事，“興元人以币如孟氏赙，且來商家事”，這是一幅怎樣令人暖心的畫面，但也令人心酸之至。

在詩歌創作上，孟郊有着極其不凡的創舉。他的詩歌得到韓愈等人的推崇，又以韓愈為核心，形成了所謂的“韓孟詩派”。

孟郊的詩歌創作，具有怎樣的特色？韓愈在墓志銘中指出，“及其為詩，刿（guì）目鉥（shù）心，刃迎縷解，鈎章棘句，搖擢（zhuó）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在創作詩歌上，孟郊注重構思精巧，用心非凡，雕琢詞彙，力求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因而他的詩句雖然精妙瑰奇，卻是佶（jí ）屈聱（áo）牙，羞澀難懂。對詩歌藝術的這份追求，是值得推崇與學習的。

孟郊對自己的詩歌，也做出了如此評價，“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 ，東野和退之分别是孟郊和韓愈的字。他的詩歌，突顯了一個“骨”字。所謂的“骨”，就是魏晉以來所倡導的風骨。

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第二十八》中指出，“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風。”劉勰首先肯定“風”詩在《詩經》中的作用，并且把“風”排在第一位，為何有如此的安排？言志言情，這是詩歌的本質，但它所産生的力量會影響社會風氣，因此在編排《詩經》時，孔子早已經意識到它的感化作用。但是，劉勰也強調“骨”的地位，“沉吟鋪辭，莫先于骨”。“骨”是什麼？是創作的核心，文辭的鋪陳，首先要考慮“骨”。

“風”和“骨”，可謂一體兩面。“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文辭中的骨，猶如人體中的骨架；情感中的風，亦如人的形體中的氣血。文辭端莊正直，文章便有了骨力。随着人們對“風”和“骨”的認識不斷深入，兩者的内涵也在延展與相互融合之中，演繹為了一種創作風格和品相的象征。

當時中晚唐的文壇，應制詩及唱和詩充斥詩界，内容空洞，雕琢成風，骨氣卑弱，萎靡不振。正如他在《讀張碧集》一詩中所說，“天寶太白殁，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複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誰作采詩官，忍之不揮發。”針對這一情形，孟郊在詩歌創作中，主張秉承魏晉以來的風骨傳統，“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

但是，詩歌創作到底又是為了什麼？許多的詩歌創作者，往往在這個問題上迷失方向，而最終功虧一篑。韓愈對孟郊的詩歌追求，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惟其大玩于詞，而與世抹摋（shā），人皆劫劫（猶“汲汲”），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憑籍着一個好玩的心态，孟郊将詞語玩弄于筆端之下，卻又不漏痕迹，當别人急于求成時，他卻使自己的創作進入從容不迫的心境。為何如此淡定？因為他視世俗名利為糞土，“我已把功名利祿讓給别人，又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正是這種态度，決定了孟郊詩歌的品質與高度。

但是，孟郊是矛盾的，也是具有悲劇性的。他愛好詩歌，到頭來卻又悔恨讀書，更厭倦那些浮名功利。在《遊終南山》一詩中，他寫到：“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晝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長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即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這首詩，如其說是贊頌終南山的雄偉壯闊，不如說是對隐居生活的向往。楊炯發出“甯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千古浩歎，在我們看來，比起孟郊的“即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不知要樂觀豁達多少倍。

人的一生，究竟如何度過，這也許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孟郊的一生，“拙于生事，一貧徹骨。裘褐懸結，未嘗俛眉為可憐之色”（《唐才子傳》）。不善于謀劃生計，生活極度貧困，粗陋的衣服補丁相連，盡管從未俯身低眉，博取可憐，但是，這種人生，不應該是孟郊所追求的人生。安貧樂道固然不是世俗生活，也絕非士人所追求的目标。活在當下，就應該有當下生活的理念。既會寫詩，又會生活，這才是真正的人生境界。

201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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