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聯想事件起因

近期，由于坐擁900萬粉絲的自由媒體人司馬南先生的七段視頻，聯想一下子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司馬南先生通過視頻的方式對聯想提出了6個質疑：1、聯想在改制中是否涉及到國有資産流失？2、聯想27名高管中14位外籍高管，聯想電腦是否涉及到國家安全？3、聯想研發費用占營收比例不到3%，是否配得上高科技企業？4、聯想2021年資産負債率高達90.5%，是否面臨資不抵債？5、聯想集團高管上億的天價年薪，退休後仍領着近億元的退休費是不是合适？6、同樣配置的聯想電腦為什麼在國外賣低價而國内賣高價？随着視頻在網絡上傳播和事件的發酵，越來越多的聯想新聞被扒出，包括5G标準投票高通而不投華為、為美軍捐贈電腦等等。一時間，網上對于聯想罵聲如潮、一片喊打，以至于後來流出來柳傳志先生的秘書約請司馬南先生見面的信息。顯然，聯想對于這此事情的發酵程度未有充分的估計，全網發酵後也沒有采取及時有效的公關，導緻”聯想被怼“事件越發不可收拾。

其實在2018年，由于5G标準制定投票問題，據傳聯想投了高通而未投華為，就引起了國内不少的反對聲音，聯想的一些高管也被冠以“漢奸”的頭銜。柳傳志先生曾一度出來回應，涉及馬雲先生、李彥宏先生、劉強東先生、賈躍亭先生等十幾位行業大佬們都發聲表達對于聯想和柳傳志先生的支持，包括任正非先生本人也進行了回應。而引發本次事件的核心，應該是聯想集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版提交上市申請數天後又撤回的操作，關鍵的材料是那份聯想集團的上市招股書。上市招股書詳細描述了聯想集團的财務及經營情況，很多人通過解讀數據推定出聯想集團的一些問題所在，加上聯想集團這幾年本身就存在成長緩慢和業績差強人意，尤其是在美國聯合全球盟友圍剿華為時，聯想一些高管的表态。比如楊元慶先生不敢承認聯想是一家中國公司，首席财務官黃偉民表達了可能會把生産搬到美國等等。這些事件的持續發酵與聯想的冷處理做法，沒有及時通過媒體澄清并進行有效的公關，激怒了網民，導緻了司馬南先生的視頻一經發布就被瞬間大量點贊、瘋狂轉發與評論，聯想也就一下子就被架到了火上，再想下來就很難了。

其實，聯想針對司馬南先生的質疑大可不必置之不理，或者到了網絡上已經大面積發酵時卻又私下約見和解。換個角度，如果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函質詢司馬南先生所提出的這六個問題，聯想要不要回答？如何回答？按照企業的上市流程，一旦提交上市申請後，中間都會收到證監會的質詢函，就上市招股書中企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質詢，公司要給予公開的答複。如果證監會對答複不滿意會繼續質詢，直到所有問題都消除了，才會通過審核，批準上市，否則就會駁回上市申請。另外，上市公司中都有一欄“問董秘”，這一欄是股民或者投資人就自己關注的問題向上市公司提出的，對于提問的内容并沒有設限，董秘必須予以答複。聯想集團本身就是港股上市公司，針對司馬南先生的質疑給予合理的必要的公開答複就是了。如果司馬南先生對于答複不滿意，繼續完善答複或者召開新聞發布會，以公開的方式回答。冷處理的态度反倒是把事情引向了複雜化，變得難以處理了。如果事件繼續發酵，而且涉及到股權改制又确實存在很多問題，極有可能像《突圍》那樣，紀委最後介入，進而演化成刑事案件。

二、聯想的創業故事

根據公開的資料顯示，聯想集團的前身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是1984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投資20萬元人民币，由11名科技人員創辦的。時任計算機所所長曾茂朝擔任董事長，計算機所業務處處長王樹和擔任總經理，六室的助理研究員柳傳志擔任副總經理。說到了這家公司就不得不提到一人，那就是倪光南院士。根據百度資料查詢，倪光南先生生于1939年，計算機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1984年11月，倪光南先生應邀出任“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總工程師，其研發的聯想漢卡成為公司的主銷産品。1991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改名為北京聯想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其中“聯想”二字即取義“聯想漢卡”中的聯想，倪光南擔任公司董事兼總工程師，主持開發了聯想系列微機。1994年倪光南先生被遴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1995年，由于聯想集團走“技工貿”還是“貿工技”的發展路線和反對借錢給香港聯想股東香港導遠公司增資與柳傳志先生産生歧異，被中科院解除了聯想總工和董事的職務，1999年被聯想集團解聘。1995年開始，倪光南就不遺餘力地呼籲中國發展IT核心技術，特别是自主操作系統和國産CPU，認為這是關系到信息安全，也關系到産業持續發展的問題。從目前來看，倪光南院士在當時是極具戰略眼光，如果聯想集團在26年前就着手核心芯片技術研發投入，今天的”中國芯“可能就不會陷入這麼被動的局面。從聯想創業的事實情況看，倪光南先生是聯想的核心創始人之一，也可以說，沒有倪光南就基本上沒有聯想，因為聯想集團的名字本身就是來源于倪光南院士研發的聯想漢卡。在聯想集團的創業故事中不提任何倪光南的貢獻與事迹，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合，不管是為了突出柳傳志先生的重要貢獻還是弱化中科院的影響。

從1996年開始，聯想電腦銷量一直位居中國國内市場首位，聯想的産品也逐步拓展到台式電腦、服務器、筆記本電腦、智能電視、打印機、掌上電腦、主闆、手機、一體機電腦等等。之後聯想集團的兩大手筆跨國并購業務，讓聯想成為了真正的跨國企業。2005年，聯想集團以17.5億美元完成了對IBM PC事業部的收購。2013年，聯想電腦銷售量升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最大的PC生産廠商，并一直保持到現在。2014年，聯想集團以29億美元從Google手中收購摩托羅拉移動，而當時Google收購Motorola時花費了125億美元，盡管聯想手機後來做的不怎麼樣，但當時的這一起并購還是給行業震動不小。如果要給這兩次并購做個點評的話，并購IBM PC事業部讓聯想成功地成為了全球第一的PC生産商，而并購Motorola移動卻并未如願以償讓聯想手機進入全球手機的前三名。在并購了Motorola移動之後，聯想集團成立了四個新的、相對獨立的業務集團：PC業務集團、移動業務集團、企業級業務集團、雲服務業務集團。在最新公布的《财富》2021年世界500強排行榜單中，聯想集團以607億美元的營收排在第159位，比2020年的224位上升了63位。

三、聯想的股權變更

聯想的股權更疊應該是從1988年之後。1998年，北京聯想計算機新技術發展有限公司更名為聯想集團控股公司，注冊資本金由100萬元增加至1億元，中國科學院為100%控股單位。2001年，聯想集團控股公司再次更名為“聯想控股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金增加至6.6億元，其中中科院持股65%，聯想職工持股35%。2009年，中科院以27.55億元将其所持股份的29%轉讓給泛海控股，至此，聯想控股的股權結構變化為：中科院36%、聯想職工35%、泛海控股29%。2010年，北京聯持志遠吸收合并聯想職工持股的35%，經過愛企查查詢，透過北京聯持志遠公司的複雜股權關系，最終受益人：柳傳志8.45%、李勤5.37%、楊元慶4.03%、張祖祥2.21%、賈緒福1.89%、馬曉青1.88%、曹之江1.88%、胡錫蘭1.72%、李樹贻1.7%，柳傳志先生與楊元慶先生不用介紹，李勤先生是聯想控股的常務副總裁兼神州數碼的董事局主席，張祖祥是聯想集團的副總裁兼深圳聯想的董事長，曹之江是聯想集團的副總工程師、副總裁，胡錫蘭為當時中科院計算所所長曾茂朝的妻子，李樹贻為當時中科院計算所書記。2011年，泛海控股轉讓聯想控股9.6%股權給五位自然人柳傳志3.4%、朱立南2.4%、陳紹鵬1%、唐旭東1%、甯旻1.8%（陳紹鵬：聯想控股高級副總裁；朱立南：聯想集團董事、前總裁；唐旭東：聯想控股副總裁；甯旻：聯想控股黨委書記、董事長），北京聯持志遠向泛海控股轉讓9.5%、黃少康1.5%的股權，至此，聯想控股的股權結構為：中科院36%、北京聯持志遠24%、泛海控股28.9%、柳傳志3.4%、朱立南2.4%、陳紹鵬1%、唐旭東1%、甯旻1.8%、黃少康1.5%。2012年，泛海控股再次将聯想控股8.9%的股份轉讓給北京聯恒永信，經過愛企查查詢，透過北京聯恒永信公司的複雜股權關系，最終受益人：趙文16.9%、楊元慶11.11%、蔡金芳6.87%、劉軍4.47%、李蓬2.69%、陳國棟2.58%、喬松2.24%、喬健2.24%、王曉岩2.24%、曾茂朝2.24%。至此，聯想控股的股權結構為：中科院36%、北京聯持志遠24%、泛海控股20%、北京聯恒永信8.9%、柳傳志3.4%、朱立南2.4%、陳紹鵬1%、唐旭東1%、甯旻1.8%、黃少康1.5%。

以上部分是聯想控股（北京聯想）成立以來的股權結構變化，如果把柳傳志先生與楊元慶先生的股權單獨拆分出來，柳傳志在北京聯持志遠中的股權折算到聯想控股中約為2%，楊元慶約為1%，楊元慶在北京聯恒永信中股權折算到聯想控股中約為1%。也就是說，柳傳志實際持有聯想控股的股權約為5.4%，而楊元慶約為2%。

再來分析香港聯想公司的情況。1988年聯想（香港）有限公司成立，注冊資本金90萬港币，由北京聯想計算機新技術發展有限公司（北京聯想）、香港導遠電腦系統公司（1980年成立，2002年解散）和中國技術轉讓（香港）有限公司（1987年成立，1993年更名為中國技術投資貿易（香港）有限公司）三方出資各出資30萬港币成立，每方的股權為33.33%。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技術轉讓公司董事長為柳傳志先生的父親柳谷書，香港導遠系統公司股東為呂譚平等4位港商。1992年，聯想（香港）有限公司增資到1.1億港元，中技轉公司拒絕增資，增資後的股權結構變為：聯想控股53.3%，香港導遠43.3%，中技轉3.3%。此次增資事件引起了巨大的争議，原因在于聯想控股出資9,890萬港元（約1270萬美元，此款項為中國銀行批準給聯想控股的專項貸款3000萬美元的一部分），而呂譚平等4位港商僅出資10萬港元（其餘552.58萬美元（4300萬港元）由聯想控股借入進行增資擴股），據說這也是倪光南先生極力反對時任董事長曾茂朝、總經理柳傳志的做法而後去職的原因。1993年，聯想（香港）有限公司變更為香港聯想集團有限公司。1994年聯想集團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其中：聯想控股2.618億股，占38.785%，香港導遠公司呂譚平等4位港商2.08億股，占30.819%，公衆股1.092億股，占28.178%，中技轉0.15億股幾乎可以忽略不記。至此，中科院在聯想集團的股權實際上為：聯想控股65%×聯想集團38.785%=25.21%，香港導遠公司呂譚平等四位港商30.819%，成為真正的大股東。聯想集團上市共發行了6.75億股，發行價1.33港元（成本價0.23港元，認購價2.2港元），2000年股價更是突破70港元。

聯想集團上市後，在1995年4月到1997年3月的兩個财年虧損達2.45億港元，柳傳志先生決定于1997年将聯想控股的良性資産和無形資産注入聯想集團，股權結構變更為：聯想控股3.954億股，占60.8%，香港導遠公司呂譚平等四位港商0.744億股，占11.022%，公衆股1.092億股，占28.178%。通過新的資産注入，使已經虧損累累的香港聯想變為高盈利的上市公司。至此，中科院在聯想集團中的實際股權為：聯想控股65%×聯想集團60.8%=39.52%，重返第一大股東位置。

2001年，聯想集團一分為二：聯想電腦（聯想集團）與神州數碼，聯想控股分别持有聯想電腦（聯想集團）57%的股權和神州數碼51%的股權，柳傳志先生擔任聯想控股的總裁兼聯想電腦的董事長，李勤先生擔任聯想控股的副總裁兼神州數碼的董事長，楊元慶擔任聯想電腦（聯想集團）的總裁，郭為擔任神州數碼的總裁。分拆後的神州數碼于當年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主闆上市。至此，中科院持有聯想集團的實際股權為：聯想控股65%×聯想集團57%=37.05%，持有神州數碼的實際股權為：聯想控股65%×聯想集團51%=33.15%。如果聯想控股的股權改制到此為止，不失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從聯想集團與神州數碼兩家上市企業股權結構來看，聯想控股有着絕對的控股地位，從中科院的實際股權來看，依然是有着大股東的一票否決權。至于聯想控股在之後幾年的其他領域投資，如3500萬美元成立的聯想投資（現君聯資本），進入私募股權投資（PE）領域成立的弘毅投資，由君聯資本與中科院北京星恒電源公司和深圳百利宏科技投資有限公司聯合發起設立的星恒電源等等，都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為了獲取高速增長進行的其他領域的多元化投資及風險投資，無可非議。

不過，2009年-2012年期間，聯想控股的幾次股權變遷是最引起非議的地方，盡管那個時代正好趕上“國退民進”及鼓勵MBO收購的政策。到2012年，中科院在聯想控股中的股權僅為36%，折算到聯想集團中的實際股權為：聯想控股36%×聯想集團57%=20.52%，折算到神州數碼的實際股權為：聯想控股36%×聯想集團51%=18.36%，中科院盡管依舊是第一大股東，但是徹底失去了一票否決權。

2011年，柳傳志先生辭去了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楊元慶先生擔任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聯想控股向楊元慶先生出售8%聯想集團的股權，合計7.97億股股票，價值高達33.2億港元（折合當時人民币27.55億元），據柳傳志先生公開演講資料，是楊元慶先生貸款完成的股權購買，這是有巨大争議的地方。股權變更後，聯想集團的股權結構為：聯想控股33.58%，楊元慶8.36%成為第二大股。中科院所持聯想集團的股權實際為：聯想控股36%×聯想集團33.58%=12.089%，股權數與楊元慶先生的個人持股已經非常接近。截止2021年3月31日止，聯想集團的股權結構為：聯想控股37.38%，楊元慶6.089%，其他董事0.099%，公衆股56.432%。中科院所持聯想集團股權實際為：聯想控股36%×聯想集團37.38%=13.457%，這也應該是聯想集團最近最新的數據。

四、聯想的經營狀況

聯想控股成立37年，上市27年，風風雨雨，經曆過高速發展，也遭遇過嚴重虧損，尤其是近幾年随着華為的不斷發展壯大，人們對于差不多同時起步的兩家公司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比較。我們暫且不提華為的發展路徑與成功經營，隻針對聯想的發展做一些淺顯的分析。對于聯想集團的發展速度慢、盈利能力差、研發投入低和高管年薪高的問題，通過2020/2021年度财報可以窺見一斑。聯想集團在”港市“的年度财報有别于”上市“與”深市“的計算口徑，2020/2021财報年度是指從2020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期間的數據，為了避免彙率的影響，我們依舊采用美元為單位。在這個财務年度，聯想集團營業收入607.42億美元、淨利潤14.45億美元，淨利率為2.379%。其中銷售、行政與研發三項費用分别為：30.45億美元、29.84億美元、14.54億美元，營收占比分别為：5.013%、4.913%、2.394%。對于一個高科技企業而言，研發費用的投入确實過低，這與聯想集團的經營模式有關，通過大量采購外部零部件，完成電腦組裝的業務。2020/2021年聯想集團銷售成本（也可以看作制造成本）為509.74億美元，銷售占比為83.919%，也就是說，聯想集團實際的毛利率僅有16.081%，這也是聯想集團大而不強的核心原因所在。

再分析聯想集團的資産負債情況。截止2021年3月31日，聯想集團總資産379.906億美元，其中：存貨63.806億美元、應收賬款83.978億美元、營收票據0.789億美元、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49.775億美元、可收回所得稅款2.544億美元、存款0.594億美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30.684億美元，七項合計為232.17億美元。聯想集團總負債為343.801億美元，其中：非流動貸款32.996億美元、應付賬款102.208億美元、應付票據8.856億美元、其他應付款及費用131.785億美元、應付稅款3.954億美元、流動貸款6.983億美元，六項合計286.782億美元。總資産中所列七項是指聯想集團在正常經營情況下可變現的資産，而總負債中列出的六項是指聯想集團正常經營中需要按期償付的債務。這兩個數字相比，債務比資産多出了近55億美元，這個數字是聯想集團絕對需要關注的。至于資産中的廠房設備及無形資産，隻要是聯想集團還在正常經營，就無法變現。所以，聯想集團資産負債率過高及債務過大确實是現實存在的，需要聯想通過增加績效來改善。

從表面上看，聯想集團目前是一家賺錢的公司，但通過經營報表及資産負債表的分析，不難看出這家企業實際上存在重大的隐患和風險，精益管理、減員增效與壓縮支出已經很有必要。在這種經營背景下，高管的薪金收入也自然是股民及網民所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在2021财年，楊元慶個人薪金2616.6萬美元（約1.67億人民币），公司收入最高的5位主管中，除了楊元慶外的另外4位薪金合計為5697.6萬美元（約3.64億人民币），也就是說，聯想集團5位收入最高的高管一年的薪金就達5.31億元人民币，這對于一家毛利率隻有16%、淨盈利隻有14.45億美元的企業而言，無疑是個天文數字！

再通過聯想集團2011年-2020年這十年間财報所呈現的數據分析。銷售收入從1887億人民币增加到3875億人民币，增長了205%；淨利潤從30億人民币增加到92億人民币，增長了306%；研發費用從29億人民币增加到93億人民币，增長了320%；但與此同時，資産負債率也從85%增加到90%。如果不與華為比較，這個數字的變化是已經很不錯了，畢竟聯想集團已經是一個收入近4000億人民币的企業集團了，在全國也是為數不多。但如果比較華為的同期數字，那就是發展相當緩慢了。就拿淨利潤和研發費用兩項比較，華為2011年淨利潤和研發費用分别為116億人民币和237億人民币，而2020年的數據為646億人民币和1419億人民币，淨利潤增長了557%，研發費用增長了599%，而與此同時，華為的資産負債率一直保持在62%-68%之間，2020年12月31日為64%。如果再比較華為與聯想淨利潤與研發費用，2011年華為的淨利潤是聯想的3.87倍，到了2020年已經達到7.02倍。2011年華為的研發費用是聯想的8.17倍，到了2020年則達到了15.26倍。這可能就是華為面臨美國政府聯合全球的盟友進行圍堵，依舊高速發展，而聯想的CEO楊元慶先生不敢公開承認聯想是一家中國公司、聯想的首席财務官黃偉民先生公開表示聯想可能會把生産搬到美國等等。

五、聯想的是非得失

聯想集團從1994年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到2021年共27年的時間，股權的不斷變化，既有迎合市場的原因，也有股東之間利益分配的原因，中科院的持股從最初的39.52%逐步減少到目前的13.457%。聯想集團上市的三十年也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十年，國家宏觀政策經曆過數次大的調整，從“國退民進”到再次“國進民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征，某個時期對的東西到另一個時期也許就錯了，但經濟體制改革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使得抓住機遇的企業欣欣向榮。當然，也有很多企業在抓機遇的同時投機取巧，越過了雷池，導緻了犯錯或者犯罪，最時髦的詞叫做“職務犯罪”、“國有資産流失”和”資本原罪“。改革開放後，很多企業得益于國家的各種支持政策，快速發展壯大，在發展過程當中或多或少行走于灰色地帶，以至于很多企業家最後锒铛入獄。尤其是涉及到國有企業經營和改制過程，紅塔集團前董事長褚時健先生、伊利集團前董事長鄭俊懷先生、健力寶集團前董事長李經緯先生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不管什麼樣的大背景，都應該以不損害國家利益為前提，功是功過是過，不能功過相抵。健力寶集團就是改制失敗的典型案例，健力寶與聯想同創于1984年，在李經緯的帶領下，1994年銷售收入達到18億元，成為中國飲料企業的領軍企業。但随着企業的改制，與三水政府矛盾的不斷加大，終于在2002年以涉嫌貪污罪立案，健力寶就此一路衰落。

在聯想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股權更疊，到底是出于什麼樣的目的和背後有什麼樣的故事，我們不在當時場景，無法評價其對錯，隻能通過這些數據的堆砌，供讀者自己去理性分析判斷，既不打醬油，也不做憤青。如果聯想确實涉及到巨大的國有資産流失，在股改過程中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輸送，自會有紀檢部門及司法機關對其立案偵查，我們僅對其發展過程中的股權變更進行梳理，不持任何立場。聯想成立至今已經37年的時間，從一家不知名的電腦小公司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PC生産商，不管其核心技術有什麼，以柳傳志為代表的聯想第一代創業團隊功不可沒，聯想集團在推動中國企業進步和實現跨國經營的成功案例不可或缺。就像台灣的富士康，憑借給蘋果代工手機業務就能成為IT行業的領軍企業，進入全球500強企業行列，而且關鍵時候都能拿捏華為的芯片供應，這種企業的模式也無疑也是一種成功。對于聯想而言，無論是柳傳志、倪光南、楊元慶這些開創者，還是數以萬計的聯想員工，都為聯想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另外，通過系列的數據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出，無論從聯想的創業過程，還是從目前的股權結構，“聯想”品牌無疑是根正苗紅的中國品牌。對于聯想集團的27位高管中有14位是外籍高管，這應該是聯想在收購IBM PC業務和收購Motorola移動造成的，如果細分聯想集團的員工國籍，外國員工也應該是有相當的占比。跨國企業大體如此，就像正大集團資深董事長謝國民先生的用人觀”用全球的人才去管全球的企業，人才實現本地化“，因此，這一方面應該毋庸置疑。至于聯想的首席技術官與首席财務官都是外籍人士，會不會對中國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脅，這是個非常專業的問題，畢竟中國政府及大量央企為了支持聯想的業務而采購了聯想衆多的電腦及IT系列産品。就像滴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向美方提供中國的道路交通數據會造成中國的國家安全，被國家網信辦聯合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自然資源部、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委進駐調查一樣，如果聯想電腦及系列産品涉及到了中國國家安全，建議國家相關部委進行專門研究，如果實錘，采取與滴滴一樣的處置方式，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做企業的底線不能突破，一旦為了一己私利破壞公衆利益及國家安全，就得法辦。

六、尾聲

聯想是伴随很多國人成長的一個優秀的品牌，很多人的第一台電腦都是聯想品牌，聯想對于大多數六零後、七零後甚至八零後都是神一樣存在的企業。這次網上發酵的對于聯想的質疑，其實扒開外表看其本質，更多的網民是對聯想怒其不争的情感宣洩。在大多數人眼裡，聯想不應該是現在這樣，至少應該如同華為，大是大非面前是絕不含糊，面對外部打壓保持應有民族氣概。司馬南先生對于聯想的六個質疑，沒有一個是不應該問的，聯想的高管們不應該避重就輕，學會直面問題，主動回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像在我們每個人成長的道路上，那個孩子會不犯錯誤？不管犯錯大小，主動承認并改正錯誤，依舊是個好孩子！期望經過暴風雨洗禮後的聯想依舊是大衆喜愛的IT品牌，期望聯想集團能健康快速發展，真正成為能夠代表中國民族精神的企業。

撰寫本文時，為了确保客觀公正，也為了每一個數據的出處，翻閱了聯想集團的所有上市公開财報及上市招股書，閱讀了衆多行業專家撰寫的關于聯想的文章，查閱了天眼查、企查查、愛企查等專業查詢網站，也全面浏覽了聯想控股的官方網站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官方網站，同時從百度文庫中下載了數篇有價值的有關聯想的專題文章進行參閱。對于每一處數據的提供方表示感謝，對于講述聯想發展故事的每一位作者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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