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揭示了仁學的兩層意思，一是仁學中言與行的關系，二是仁學所需要塑造的内在自主人格的君子人格的特點。

春秋社會禮崩樂壞，社會處于大變動社會，社會信息處于紊亂狀态，因此，自我信息的釋放變得越來越重要，言說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正如荀子指出，體現言說的辯說非常重要。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荀子·正名》）

聽到事物之“名”，就能明白其實質含義，這是“名之用”。而将諸多的“名”依其内在邏輯累積起來，就能“成文”，這是“名”的配合。名的使用和配合得當，就是“知名”。“名”是用來表達各種事物的，而“辭”是将不同的“名”聯結起來表達一個意思的。而辨說，是以名實一緻的方法來說明道的動靜變化的。由此可知，變動社會之中，辯說非常重要，辨說的目的是為了說明道的動靜變化。由此，辨說的功用在于将名融會貫通，目的在于讓自己的“心”真正明白“道”的表現。心是道的主宰，而道則是治理的根本準則。

辨說的作用是，

“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于道，說合于心，辭合于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奸，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矜奮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荀子·正名》）

聽則合乎道理文理，辨說則做到将事物的原因窮究清楚。用“正道”來辯論“奸道”，就象用墨線來衡量曲直。這樣，邪說不能出來擾亂，諸子百家之說不能到處流行了。辨說需要做到“有兼聽之明”，但無“矜奮之容”，有兼容各家學說的寬厚，但沒有自誇的成分。學說能夠施行則可做到“天下正”，如果不能施行，則闡明正道，深究明理。

君子對于“言談”，心裡喜好它，行動上信守它，口頭上樂于談論它，所以君子必然喜好“辨說”。“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于鐘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無厭。”（《荀子·非相》）一般人無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更是如此。因此，“贈人以言”，能夠讓人幡然悔悟或是勇猛精進，這比金銀珠寶還寶貴；“觀人以言”，通過言談來審視一個人，比豔麗的服飾還美好；聽從别人的言談，比聽于“鐘鼓琴瑟”還讓人快樂。因此，君子對于言談沒有厭煩的。

既然大變動社會中言說那麼重要，那麼，孔子是如何看待的呢？孔子竟然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參考譯文」孔子說：“君子說話要謹慎，而行動要敏捷。”

為什麼“辯說”在荀子的思想中具有那麼重要的地位呢？這源于荀子是處于戰國百家争鳴時期，諸子百家以辨說見長，學說之中如果有“不可言說”的成分，就需要進行明确，而不能以“罕言”來處理之，由此，荀子對孔子不言的“天”、“道”、“命”、“聖”、“鬼”、“利”、“欲”都進行了系統地闡述，而形成自身完善的體系。

那麼，為什麼在孔子那裡，言說不重要了呢？孔子講，“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論語·裡仁》），“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陽貨》），“ 仁者其言也仞”（《論語·顔淵》），孔子對“辨說”的要求遠不及“德行”，甚至強調言說不重要，其原因在于此處論述的仁學是關注内在人格的成長，而非其他，而荀子關注的是仁學的推廣和權宜之法，非注重辯說不可。此種不同重點的強調，可以突出孔子仁學的特點。

因此，此處論述并不能推導出孔子不重視言說，正如荀子講的，在大變動社會中，辨說是促進君子在亂世中成長的非常好的方法。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妖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埶，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咄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說也。”（《荀子·正名》）

辨說得正，需要具備辭讓的品德，理順長幼的禮數，人們忌諱的話不說，奇談怪論不出。憑着仁愛之心去闡釋學說，以好學之心去傾聽，以公正之心去分辨是非。不為衆人的诽謗或贊譽而改變，也不會去迷惑他人的耳目，不去賄賂權貴的權勢，不去關注道聽途說的言辭。由此能做到“處道而不貳”，不會被外力的壓迫而改變自身，口才流利而有節制，尊重公正而輕賤粗鄙的争論。這就是士君子辨說的功用。由此，君子的辨說是“智者之言”，“ 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 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荀子·正名》）亂世之中，君子必須要“辨說”。凡是人沒有不喜好談論自己所喜愛的，君子更是如此。

但此處是講述仁學學習以及如何實踐，這猶如“如人探水，冷暖自知”（《六祖壇經》）仁學具有不可言說的特點，因此，君子說話謹慎，言出行随，行動力強大，方能應對變動社會的挑戰。謝良佐認為：“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難，故欲敏。”此處的“讷于言”并不是說口才不好，後文講“有德者必有言”，大變動社會的“辯說”能力是非常強調的。而此處的“讷于言”是指說話謹慎，隻說能夠實現的言語和承諾。比如子貢背後方人，孔子的回答是“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君子的讷于言，是指隻說能夠兌現的話，而将所有的時間投入到仁學的實踐當中，而非“放言”或是“巧言”，這既浪費實踐仁的時間，又不利于自身的成長。

4.24章與4.16一樣點出君子品格。孔子仁學中的君子有特别的含義，不僅僅是“君子不器”，是指其内在的品格，突出其權變的品格。4.16指出君子喻于義，需要有權變之義。此章也指出君子在言行上需要有權變，不能依常理重言不重行，而是需要重行不重言，這才是仁學的本質。

用仁學來解釋經典，可以填補《論語》篇章間的空隙，讓我們了解到完整的仁學，同時也能夠見識到仁學的強大解釋力，同時，也可以豐富仁學的内涵。如果需要進一步了解仁學的内涵，敬請加入視頻慕課《論語啟蒙：論語的法典化解讀》，或參考《仁者無敵：仁的力量——大變動社會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是《論語啟蒙》的課程簡介。

現代世界被認為史上罕見之大變局，當今中國也處于快速的現代化進程之中。身處大變動社會之中，需要有相應的生存與發展之道，與中國傳統大一統社會的生存方式相異。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中心，而仁學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門弟子為全面闡述仁學編纂而成。它是處于春秋禮樂崩壞大變動社會條件下的“仁魂義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禮崩樂壞之下，遵循真理其實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學的生存和發展之道，其要點為尊重人的自然屬性（“興于詩”），關注日常生活細節（“立于禮”），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據于德”），能夠克服遵循美德所帶來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強大的行動力是根本應對之道（“敏于行”），這樣，就能夠化解禮崩樂壞帶來的懼、憂、慮（“成于樂”），這對于身處目前改革開放的中國也同樣适用。本課程通過法典化解讀《論語》闡述大變動社會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據于德、立于禮、依于仁、敏于行、成于樂”，以此作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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