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公衆号：雲泊天兮

前幾年看各種宮廷劇，看得多了，“奉天承運，皇帝诏曰”這個字是耳熟能詳了。奉天承運，其實就是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理念在政治上的表現，即人主代表天主，皇帝替天行道。道這個東西玄之又玄，說不清道不明，那麼如何讓國民認可皇帝是替天行道，這可是關乎皇權正統合法性的一件大事。于是制訂科學嚴謹的天文曆史，以合四時八節，萬物生長，人們可以根據曆法制定農時，對任何皇帝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大事。天文曆法的推廣通行，更是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隐喻。看看，你時間都是我皇帝制訂的，我代天行道你還懷疑不成？與民授時，就成了各朝各代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

中華二千多年的曆史，經曆了無數次的更叠，但任何統治者上台極為重視的一件事就是重訂曆法，改正朔，以彰顯皇權。可見曆法在皇權代表正統性的方面作用是非常重大的，曆朝曆代的皇帝對曆法也是極為重視的，這是他向世人證明其天子身份的最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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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這個農業為根本的國度裡，一部合适農時的曆法，就顯得無比重要。在中國有大量的農時諺語，如“一年打倆春，碌碡慌了心”、“芒種不種 過後落空”、“白露早，寒露遲，秋分麥子正适宜”、“立秋種，處暑栽，小雪出白菜”……如何讓曆法與農時諺語八九不離十，是人們檢驗一部曆法正确與否的指标之一。

曆法合乎日月規律，更是皇權天授的證據。

中國的農曆，是中國這個農業社會長久以來對天文觀測進行積累總結出來的一部曆法。最早的曆法，也許可以上推到夏商時期，早在春秋時代，我們的祖先已運用圭表（古老的天文儀器）測日影的方法定出“兩分”（即春分和秋分）、“兩至”（即夏至和冬至）四大節氣，然後又定出“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到秦漢時代，已經形成完整的二十四節氣，并成為安排農事活動的主要依據。

中國農曆，是一部有着濃厚東亞農耕文明背景的曆法。然而在我國的網絡上，經常有人把這麼一部偉大的曆法歸結于西方來華傳教士湯若望。真是讓人感慨不已，賣祖宗不是這麼個賣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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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典型的曆史虛無主義，更是确确實實的文化不自信。用腳指頭想想也能知道，在以遊牧為主要生活方式的歐洲，它能制訂出遠在外裡之外的東亞農耕文明需要的曆法嗎？然而這種論調卻有着不小的影響力，究其原因，卻是讓人非常的無語之極啊。這個論調的最初發源地竟然是我們國家有着極為權威的宣傳機構——中央電視台《探索發現》欄目。2009年第81期《他與帝國同行》，在這期節目中，cctv把湯若望奉為神明，并直接定義湯若望為後來中國所用農曆的“編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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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期科普性質的節目，竟然沒有任何相關專家出面予以支持這個結論，也沒有引用任何專家說法，就這麼堂而皇之地播了出來。這當中有人要臉紅嗎？

早期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确實給中國帶來了當時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比如天文觀測手段，計算方法等。然而我們應當看到，這隻是西方宗教勢力滲透中國的一種手段，是他們在中華文明中得以立足的方法。

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路遙就說過：“多是以精神讨伐姿态出現。”利瑪窦就曾說過:“我們耶稣會同人依着成立本會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陣作戰來征讨這崇拜偶像的中國。”然而讓西方傳教士失望的是，中國是一個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國度，在宗教方面更是一個信奉多神教的國度，中國的祖先崇拜文化更是與西方宗教格格不入。傳教一進無法開展。怎麼辦，就成了橫亘在傳教士面前的一個巨大問題。他們的解決思路就是向皇權滲透，再利用皇權的影響來推廣宗教。

如何影響皇權？當時已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文化、社會、政治作了深入研究的利瑪窦盯上了曆法修訂。這是皇權極為重視的一個領域嘛。于是他就給駐葡萄牙的耶稣會副會長去信，要求迅速派遣能精通曆算的傳教士到中國來，并聲稱若能“把他們的曆法修正一下，這就可以使我們得到極大的榮譽。我們也就把中國的門戶開放了，又可以鞏固我們的地位，增進我們的行動自由”。他在北京還向羅馬教團發了一封緊急求援信，報告了他所知道的中國情況，說道在中國宮廷内，皇帝雇傭了200多人來計算天文曆法，為此“我懇請教團領導從歐洲派遣一兩個天文學家給我，無論隸屬何種國籍，讓他們帶來所需之書，那時我們便可以完成曆法的修改，而這些工作對我們的聖教無疑是十分有益的”。于是，鄧玉函，羅雅各，湯若望等一批有天文曆法知識的西方傳教士來到了北京。鄧玉函到北京的第二年就死了，羅雅各于三年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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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此之前，明末主持修曆的徐光啟已成為天主教教徒，于是在1630年這些西方傳教士得已順利進入曆法修訂隊伍。在數學學科網，徐光啟條目下，就載有參與曆法修訂的西方傳教士名單，而湯若望隻是這個名單中的最後一位。

西式算法好還是中式算法好，在當時鬥争得非常激烈，互有輸赢，然而我們現在的媒體卻隻講西式曆法赢的一面，對于輸的一面隻字不提。這無形中就會讓現在的人們認為，西方帶來的曆法遠勝于中國傳統曆法，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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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啟主持修訂的曆法為《崇祯曆書》，這是自崇祯四年(1631)起直至十一年(1638)，始克完成。參與修訂曆法的人員多達幾十人，全書46種，137卷，共五冊。然而這部曆法命途多舛，幾經修訂完成之時，卻遇上了朝代更替。此時的徐光啟已死，不知何故，曆書落到了西方傳教士湯若望之手。

此時的中國有着三個政權年号，南明的永曆，清朝的順治，農民起義軍的大順。俗話說良禽擇木而西，畜生也會趨利避害。然而在當時形勢并不是非常明了之時，何去何從，确實考驗着西方傳教士的政治眼光。大部分人随明朝政權南下；也有幾個投向了大順政權，并向大順政權獻上了曆法并獲封國師。

然而就在明朝覆亡前夕，湯若望就說過：“如果這個皇帝不在了，會再來一個，對我也許比他更好”。就是基于這種政治投機理念，湯若望就在北京教堂裡堅守了下來。雖然農民軍的大順對西方傳教士較為寬容，可湯若望卻用“強盜們”、“土皇帝”等詞語予以譏諷。

1644年5月2日清軍入主北京，發布安民告示。幾個月來一直鎮定自若的湯若望耐不住了，5月11日，向清朝皇帝上了一封極為肉麻的呈辭稱：“此乃天主上帝寵之四方，降以君師之任，救天下蒼生于水火者也”，同時也不忘提到：“于崇祯于二年間，，因舊曆舛，奉前朝敕旨修政曆法，推測日月交食，五星蹄度，悉合天行。著有曆書一百四十餘卷，并測天儀器等件向進内廷，拟欲頒行。”

看到這裡明白了嗎？湯若望把徐光啟等人修訂的《崇祯曆書》當成了他在清政府的敲門磚了！！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中國農曆，就讓他輕輕的說成是他個人所作了！！

定都，頒曆是新皇朝更替的标志性大事，在皇權的與民授時理念下，湯若望此舉可謂是撓到了癢處，别人要瞌睡他就恰好送上了枕頭。說湯若望是個政治投機高手是一點也不為過的，這也是湯若望期望借新皇權推廣西方宗教的一個重大舉措。

相比于利馬窦，湯若望有着更為強烈的傳教意願。這一點中國網絡電視台——紀實台——曆史紀事欄目下的一個文章可以得到驗證；同樣在路遙的文章《湯若望評議三則》中也有提到。湯若望貪天功為已有，為的就是接近中國皇權，以有利于傳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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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就傳教，然而湯若望卻對《崇祯曆書》大肆删減，将曆法137卷修訂改成了103卷。他删了些什麼？《探索·發現》欄目并沒有告訴大家。諸龍飛先生在2017年的《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明版<治曆緣起>起源新探》，該文章通過世界各地的館藏的明朝版本的曆書分析，發現湯若望删減了大量不利于西方曆法的事實。

諸龍飛先生核對後發現：

【相較于明版《治曆緣起 》，清刻本共删 除 30 篇奏疏 ，其中與交食相關者多達 17 篇 。事實上，湯若望删除這些奏疏的原因很難一概而論 。與交食相關的被删除奏疏中，确有個别西法預報失誤的情況，最典型者即崇祯七年三月初一日日食預報⑧；然而，被删的交食記錄并非兩法預報錯誤最嚴重者，相反，不少誤差較大者都被保留了下來，如崇祯四年十月初一日與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日食預報。即便按照改曆當時的交食觀測，而非現代天文理論回推結果，被删除者同樣并非西法計算失誤最嚴重者 。④ 以徐光啟所奏交食預報為例，被删的崇祯四年四月十五日月食預報誤差并不大 ，而誤差更大的崇祯五年九月十四日月食預報卻沒有被删。因此，預報精度并不是導緻交食記錄被删的最主要原因 。盡管如此，筆者仍然同意湯若望删除這些奏疏是為了維護西法的形象 。仍以徐光啟奏疏為例，在關于崇祯三年十月十六日、四年四月十五日與十月十五日三次月食的奏疏中，西法所用時制由算外變為算 内、月體從十五分變為一十分，雖就計算結果而言西法預報并無大錯，但這些記載會讓讀者認為西法反複不定、曆局“朝令夕改 ”，這難免會使西法的形象受損 。與之類似，崇祯七年三月初一日日食預報以及《古今交食考 》中的相關内容 ，除了存在計算食分失準之外，還會顯露出西法前後矛盾的問題，因此也被删除 。】

諸龍飛先生在文中也提道：

【在徐光啟去世之後，崇祯皇帝曾一度質疑西法的準确性，而這些記錄了皇帝懷疑态度的奏疏也大多被删除 。例如，共三篇關于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月食的奏疏被删，除曆局月食預報外，另外兩篇分别是在北京與外地的觀測記錄。而這兩份奏疏中崇祯的批複非常耐人尋味 。關于在京觀測記錄，李天經奏陳西法預報與觀測吻合，崇祯卻批複道：“李天經新法所算止複圓不差，何得全稱密合？”随後接到宣府、保定二處奏報觀測結果與西法密合，崇祯仍然将信将疑：“前監局各官公同測驗，新法獨複圓不差 。這宣、保二鎮所測報稱俱合，是否确核，以後還擇該監熟谙生儒再行詳驗具奏 。”④顯然，崇祯這樣的态度不利于維護西法形象，故後來都被删 。】

那麼，湯若望到底是在幫助中國修訂曆法，還是在纂改中國曆法以求彰顯西方高大上呢？這是不言而寓的事。删除不利于自己的事實與言詞，删減的東西也不是以正确與否為準繩，那麼這必須就與嚴謹扯不上關系，這更不是科學的态度。

湯若望為什麼要這麼作？同期來華的鄧玉函給羅馬教廷的信裡有這樣一句話：“我們在中國修曆，對日、月蝕的推算最感需要，因靠修曆名義，便不緻被驅逐出境。”

是的，為了能在中國傳教而不被驅逐，科學與技術就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立足的手段。這無關奉獻與愛心。

湯若望雖然對中國的科學技術有所促進，但中國給予了過多甚至過份的贊譽，以至成了曆史虛無主義了，這種情況應當要扭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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