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索不達米亞的強大權力的再度興起，其影響力也再度升高。在耶路撒冷，如今成為貢納者的王也時而崇奉起巴比倫的天上之軍，亦即星辰。

在廣為流傳的樂園故事與大洪水故事裡，美索不達米亞自古至今一直都被視為世界的中心，而那兒的巨大階梯神殿則是衆所周知的試圖接近天神之法。細節上此處姑且不論，因為要點在于：祭司智能的采納并未發生。

▲美索不達米亞文化

許多重要斷片上的巴比倫（蘇美爾）的宗教用語，業已排除了其為以色列祭司所直接采用。一般而言我們也未曾獲知任何一丁點關于巴比倫宗教文學的構成要素曾被利用于祭祀目的上的訊息。直到相當後來，5瑪拿西（Manasseh)，南方猶大王國君主，公元前687一前642年在位。在編撰詩篇的時代，才有類似某些個巴比倫贊美詩的共通點出現。值得注意的尤其是，耶和華信仰的宗教性不止未曾采納，而且還極有意識地拒斥了對于腓尼基以及巴比倫的宗教形成而言最具關鍵重要性的祭儀與神學基礎。特别是巴比倫的星辰崇拜與占星術并沒有被接受，亦即最近被人之為“巴比倫人的世界觀”的大黑柱。

在巴勒斯坦，人們對于所謂大宇宙與小宇宙之類的巴比倫祭司固有的秘傳，所知或所理解的，如同對埃及的那方面一樣少，盡管對于神聖數字與世界周期的思索與運用，在現存的傳承版本裡的那麼多細節上扮演了相當的角色，而後者可能是由于俘囚期與俘囚期之後的修正才導緻的結果。對于占星術的決定論這個基本學說，人們顯然相當理解，也因而極有意識地加以拒斥。因為，倘若個人的命運已加載于星宿裡，那麼利未人的律法書或先知的神谕又有何用？

▲占蔔

隻給救贖私密集會的靈知留下存在空間的這種決定論，與利未人和先知的靈魂司牧關懷及其權勢利益關懷，完完全全無法兼容。與政治傾向強烈的耶和華信仰的神觀相抵觸的這個教說因而遭到人們的摒棄。以賽亞以及人們必然假定他與巴比倫的祭司階層有着特殊緊密關系的耶利米早已向以色列保證，在耶和華的大能之前，星宿的力量将消失無蹤。在俘囚期時代，即使是在巴比倫當地，第二以賽亞便不止嘲諷一般的巴比倫巫師，而且特别也嘲諷了巴比倫的天文學知識與占星術。

到了俘囚期之後與拉比時代，星宿在以色列毫無用武之地的原則依然存在。并不是人們對于星宿之于塵世事務的影響有所懷疑，連先知也不懷疑這點，也不是祭司對于死者神谕的實在性及其相關聯的彼世思想存有疑義。在俘囚期間，人們顯然也時而就教于巴比倫的占星師，而拉比在私人的職業上也被當作是占星師。占星術的信仰可謂遍及世界各處，從中國到羅馬，甚至直到西方近代。在以色列，人們也信仰星宿。

不過，關鍵在于：如同（19世紀末）這二三十年間中國的翰林院首席上書指責當政的（慈禧）太後說，并非星座天象，而是統治者的（儒教的）德，決定着國家的命運，一如在印度，是業決定着命運，包括星辰的命運，而在以色列，人類命運的主宰也并非星宿之靈。在拉比時代，此一理念表現在猶太聖典所宣示的那個特征性的信仰裡，亦即：所有其他的民族都陷落于占星術的命定之下，除了以色列，因為它是神所揀選的。在俘囚期之前的時代，星靈就是齊巴（Zebah)，并且一如所有的Zebaoth，都是以色列之神的仆役。

▲星象十二宮

隻有神是一切命運的統禦者。這才是重要的，而且正是因此而排除了以色列之接受巴比倫文化的決定性基礎。在俘囚時代裡，我們發現猶太人在巴比倫充斥在一切可能的生活地位上，部分而言還相當顯赫，唯有書記官的職業是特征性的例外。這絕不是語言的因素使然，因為以色列人是娴熟民間的亞蘭語的，而巴比倫官方語言的學習在他們來說一點困難也沒有。我們發現在後來的傳說裡都還以此為前提：猶太人在各式各樣的宮廷官職裡，以及作為巴比倫君王及其後繼者的波斯君王的宦官，有着相當的影響力。被排除于書記職業之外，無疑另有因素，而且正可能是出于祭儀上的理由：習得此種由祭司所傳授的書記教養而不背離耶和華信仰的誡命是不可能的。

相對于其與埃及宗教間的關系，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在一個重要層面上與巴比倫和腓尼基的官方宗教有着親和性，那就是無視于彼世及其相關聯的彼世思索。然而巴比倫特有的神觀，諸如其宗教混同、諸神的萬神殿、将各類神祇都視為主神的“現象形态”而吸收到主神裡的單一神教、太陽神總是高居首位等，都與以色列的神觀陌路異途，如同其他看似不同但結果相當類似的埃及觀念。在巴比倫，凡出現“唯一神教的”傾向之處，基本上若非取決于太陽即取決于政治王朝，而多半是二而為一，如同埃及的艾克阿頓的改革。

然而，耶和華既未曾為太陽神，也從未是個王朝的神，而是個誓約共同體夥伴的契約神。再者，巴比倫的強烈傾向，從地府崇拜與植物崇拜，到把人類與動植物共通的生命之神與多産之神變成救苦救難的神，尤其是把伊希塔變成慈悲憐憫的人類代言人，這必然都是與耶和華信仰緣遠的。耶和華本身，而且隻有他，是救世主。匿甲（Nergal)原先也是像耶和華那樣一個對衆民族而言某種恐怖災禍的神，尤其是瘟疫之神，然而作為死者國度的神，他則與耶和華異質對立。以神名為其固有名稱的阿達德，作為暴風雨和戰争之神而與耶和華有着親近性，在迦南也出現對他的崇拜，但對于耶和華思想而言卻未發揮什麼顯着的影響力。

▲神的懲戒

像巴比倫祭司那樣的一個教養階層，在以色列是有的，但像以色列律法書教師那樣的一個教養階層，在巴比倫卻沒有。盡管聖書裡有着再怎麼多的個别引述，對于巴比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文學産物的斷然拒斥，再度明白顯示出巴勒斯坦的知識階層文化相對于周邊國家的強大自主性。因此，我們必須提防自己把巴勒斯坦想象成一個無論什麼曆史時代都是欠缺固有教養階層的地方，一個隻由野蠻的巫術與極為原始的宗教觀念所支配的地方。在一封大約于公元前15世紀由某個迦南人寫給一位君侯的書信裡預告了衆神之主對于這名君侯的恩寵，因為後者是個心中有“愛”的“弟兄”，亦即是個信仰夥伴。

這個發信人以一種近乎傳道者的方式接着強調，那“高居于其頭頂之上”并“高居于衆城之上”者的恩寵對于君王的成功有多麼的重要。這樣的觀念當然是古代以色列召集軍的牧者與農民無法企及的。然而對于重要的城市而言，一切征兆在在反證其完全不見蹤影的假設。事實上得以如此成功地拒斥大文化地區的宗教觀念大文化地區對于其他所有領域的影響是明顯可見的并創造出與之特色鮮明背離的觀念，必然要有個固有的教養階層存在個獨立撷取存在于周邊世界的古老神谕與應許并加以理性剪裁的階層。

▲大衛的禱告

這不可能是忘我的拿比，因為他們的學派傳承隻産生出《以利沙傳》那樣的奇迹故事；也不可能是輕視拿比的宮廷圈子；最後，同樣不可能是牧羊人、農民和他們的戰争先知。人們的确沒有理由認為以色列農是特别的“愚鈍”，雖然時而有之。農民變得“愚鈍”，隻有當他們被圈入于一個與他們異質對立的官僚體制的或賦役制的大國家機制裡的時候，或者當他們被出賣給土地領主奴役之時，就像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在大希臘化時代和羅馬帝國晚期時代的國家體制裡那樣。與此相反，根據後來的追憶與要求，俘囚期之前的以色列平民原先真的是個具有戰鬥力的自由的誓約共同體成員，并且曾經擊敗過文化地區的騎士階級。當然，這種平民不可能借由一已之力創造出舊約裡那些理性的觀念來。必然是其他人來為他造作此事。

不過，對于大多數的觀念，他是有接受能力的。并且，就在一個精神昂揚的知識階層與各社會階層由于王制時代的發展而被非軍事化和社會地位淪落的階層所組成的這個平民階層之間的交互作用裡，存在着耶和華信仰之發展的一個秘密。很少有全新的宗教觀念是形成于理性文化的各個中心點。不是在巴比倫、雅典、亞曆山大、羅馬、巴黎、倫敦、科隆、漢堡、維也納，而是在俘囚期之前的耶路撒冷、猶太教晚期的伽利利、羅馬晚期的非洲省份、阿西西（Assisi)、威登堡、蘇黎世、日内瓦、荷蘭、德國和英國的文化地帶的邊陲地區－諸如弗裡斯蘭與新英格蘭，理性的先知預言或宗教改革的新形成首先被構想出來。

▲耶路撒冷

然而，這未嘗不是在周遭理性文化的影響與沖擊下發生的。其中的道理總是同樣一個：宗教性的新觀念之所以可能，必然是要人們尚未忘記以自己的問題來面對世上所發生的事。就此，正是生活在大文化中心之外的人們有此契機，當大文化中心的影響開始觸及或威脅到他們的中心關懷時。當人們一旦生活在文化飽和的地區裡并且陷身于其文化技術當中，便很少對周遭環境提出這樣的問題，如同每天習慣搭乘電車的小孩很少會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到底如何才使得電車開始跑呢？

對于世界事象的驚歎能力，是可能去追問那些事象意義何在的前提條件。俘囚期前的以色列人共通的經曆并且也是誘發他們作此種提問的共同經驗是：偉大的解放戰争、王國的建立、賦役制國家與城市定居文化的形成、來自大國的威脅特别是北方王國的崩潰以及南方王國作為無以忘懷的光榮鼎盛的最後遺緒，在衆人眼睜睜之下走上同樣的命運。

然後是俘囚期的來臨。解放戰争創造了耶和華作為戰神的威信。古代耶和華召集軍的擔綱者的社會淪落與非軍事化創造出耶和華信仰的曆史傳奇故事。神義論的大哉問則是到了王國瀕臨崩潰之際才浮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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