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走進演播室尋求幫助的是楊女士，她在休産假期間加班330個小時，之後卻因工作與領導發生争執，在所有人的工資都上漲的情況下，楊女士的工資卻降低了3000元，甚至還提出讓她返還産假期間發放的工資。公司的做法合理嗎？楊女士該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呢？BRTV科教頻道首播節目《律師幫幫忙》中，郭豔紅律師将從産假工資、生育津貼的相關規定入手，為楊女士的疑惑逐一作出詳細的專業法律分析，幫她維護自己的權益。

案件回顧

楊女士今年41歲，2017年5月8日，她入職新公司，擔任行政經理一職，當時簽訂的合同期限為兩年，約定稅後工資17000元。2018年5月，公司給楊女士漲薪1000元為稅後工資18000元。

2017年底，剛剛入職新公司半年的楊女士，發現自己懷孕了，第二年8月，她順利生下了寶寶，按照國家相關規定，楊女士的産假可以休到2019年1月，然而她的産假卻休得并不消停。

在合計143天的産假期間，楊女士有330個小時合計41天的加班和出差，幾乎占用了産假的1/3時間。在此期間，公司給楊女士發放了工資，并給楊女士辦理了生育津貼的領取手續。

2019年5月8日，楊女士和公司合約到期，可工作卻一直持續着。同年7月她簽約了同一老闆的另一家公司，可沒多久，她就因工作原因，與老闆發生了争執。在所有人的工資都上漲的情況下，楊女士卻面臨工資降低3000元的局面，無法接受的楊女士提出辭職，并要求公司補償生育津貼，支付2019年上半年的獎金。對于楊女士的要求，公司并不同意，表示楊女士可以去仲裁。後來在老同事的調解下，楊女士與公司達成口頭協議，楊女士不辭職，留下繼續工作，工資标準為稅前18000元，公司補償部分生育津貼并承諾獎金在年底發放。

本以為雨過天晴的楊女士，沒想到在2019年年底，公司以運營困難為由，主動向楊女士提出解約并支付賠償款，但公司并未支付2019年整年的獎金。于是，在2019年12月30日，楊女士發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2019年5月9日到2019年6月30日未續簽合同的勞動工資賠償；其二因為與公司簽的是稅後工資，但公司每個月還會扣掉45—79元不等的個稅，因此楊女士要求公司返還扣除的個稅；第三産假期間，楊女士加班加出差共計330個小時，對于這部分工作時長，公司應予以補償；第四，在職期間楊女士要做集團内部7家公司的工作，所以公司應支付重複用工的工資。

2020年10月16日，北京市通州區勞動人事争議仲裁委員會對這起案件做出裁決，公司給付楊女士2018年1月7日至8月22日期間、2019年1月13日至6月10日期間工資差額，666元7角8分；支付楊女士2019年5月8日至6月30日期間未續簽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32896元5角5分；駁回楊女士其他訴訟請求。令楊女士沒想到的是，就在自己提起仲裁的同時，公司也向仲裁委提出申請，以财務不知楊女士休産假，導緻誤發工資為由，要求楊女士退還産假期間公司支付的工資七萬四千餘元。這一說法，讓楊女士哭笑不得。

2020年10月16日，仲裁委對公司訴楊女士返還産假工資一案作出裁決：楊女士應返還公司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間産假工資7萬零35元零3分。面對這樣一份裁決書，楊女士根本無法接受。她認為，自己在産假期間的工作強度并沒有降低，公司在此期間給自己發放的工資也是合理的，不應退還。那麼不當得利是什麼意思？楊女士在産假期間加班、出差一事又該如何解決呢？讓我們看看郭豔紅律師怎麼說。

律師支招

郭豔紅律師表示，本案屬于勞動糾紛。楊女士所領取的生育津貼，根據相關規定是生育保險的重要内容之一。生育保險指的是國家通過立法，在懷孕和分娩的婦女勞動者暫時中斷勞動時，由國家和社會給予生活保障和物資幫助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按時發放生育津貼是實現這一社會保險制度的主要内容。

郭豔紅律師表示，生育津貼和産假期間領取的工資是一回事，如果女職工在休産假期間已經享受了生育津貼、醫療補貼等待遇，若生育津貼高于員工平均工資，則企業不用再向其支付産假工資，若低于平均工資，則公司需要補足差額，而對于超過生育津貼支付期限，未達到生育津貼領取标準，或者企業未給員工繳納生育保險的，員工是可以要求企業支付産假工資的。

企業以楊女士不當得利為由申請仲裁，對于不當得利，郭豔紅律師表示，不當得利是指沒有法律根據，使他人受到損失而自己獲得利益的行為，根據法律規定，受損失的一方，可以要求退回利益。但是，據楊女士所述，自己在産假期間沒有休息，而是按照公司領導的安排繼續工作，包括加班、出差等，與産假前的勞動内容沒有任何區别，并且與單位協商一緻，工資正常按月足額發放，從這一點上來看，公司并未遭受損失。公司在與楊女士解除勞動合同時産生糾紛，緻使公司撕毀了當初的承諾，主張楊女士返還工資，從這一點上來說，郭豔紅律師認為，公司的要求并不完全合理、合法，楊女士可以不退還這部分工資。

根據楊女士目前的狀況，郭豔紅律師認為，應該重點提交楊女士實際工作的相關證據，以及用人單位與楊女士之間的聊天記錄，在聊天記錄中看看有沒有企業自認的情況，如果存在企業自認，建議楊女士找法律專業人士來進行案件的代理，對之前的證據進行重新的梳理和編制，這是案件審理的關鍵點。

郭豔紅律師表示，案件能否再審或者說二審能否獲得支持是兩個問題。如果楊女士對于判決書不服或者表示不滿，可以向北京市高院提起再審，前提是，楊女士梳理出新的證據，并且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