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水患是古代政治生活無法回避的重大事件。據粗略統計，在過去的2000年中，僅黃河決口次數就超過了1500次，較大的改道則多達26次，而洪災帶來的直接後果便是百姓流離失所，繼而引發社會動蕩和洗牌。

所以，水患治理的成功與否，關系着古代王朝統治根基的穩固。

從古至今，中國都不乏帶領民衆治水的英雄人物，如上古時期的共工、鲧，春秋戰國時期的孫叔敖、西門豹，宋元時期的王安石、郭守敬……

但若論功績，大禹治水成功所赢得的威望在中國曆史上恐怕無出其右。

春秋時期齊國的叔夷鐘刻有“尃受天命，翦伐夏祀……處禹之堵”銘文，而西垂秦國的秦公簋上同樣刻有“受天命鼏宅禹迹”字樣。

不僅如此，從黃河上遊的甘肅，長江上遊的四川，再到山東、浙江、江西，都流傳有大禹相關的遺迹，這說明上古時期的滔天洪水的确給先民留下了刻入骨髓的記憶，也印證了古人對大禹治水的真實性有着普遍的共識。

而正是通過治水，之前默默無聞的大禹積累起了空前的威望，最終打破血緣氏族部落間的輪流執政，建立了家天下的夏王朝，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突破地理單元的廣域王權政體。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大禹也是曆史上唯一一個通過治水繼而登頂君位的人。

在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梳理一下在大禹受命治水前的天下局勢。

《史記》記載：“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氣象學研究證實：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全球遭遇了“全新世事件3”，氣候突然轉冷，在東亞地區，夏季風鋒面南移，導緻了雨帶在黃河中遊地區頻繁活動，這種氣候異常現象一直持續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

而考古發現的山西陶寺遺址，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判定為堯帝居邑，碳十四測定的陶寺文化絕對年代剛好是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左右。

不僅如此，包括洛陽盆地王灣、新砦，豫北的孟州，晉南的周家莊都發現了洪水沉積的遺迹，就連陶寺遺址的西城牆都因洪水沖刷而被掏空，被迫選址重建。

這表明，堯舜時期的滔天洪水事件并非是史書的誇大其詞，而是有着真實的曆史背景的。這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古時期先民常有将未留名的文化記憶歸于同一位英雄人物身上的做法，陶寺文化前後跨度長達三四百年，所以史書裡的堯舜，并非是堯、舜兩位帝王，而是陶唐氏和有虞氏的每一位執政的君主都被冠以帝堯或帝舜稱号。

持續數百年的洪水，直接改變了氏族部落間相互對抗的格局，不同部落先後在共主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号召下，開始了共同治水。

《尚書》中留下了關于堯帝下令治水的一段對話：“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義？’佥曰：‘於，鲧哉！’……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嶽是部落聯盟陣營當中舉足輕重的幾位首領，在共同商議過後，衆人紛紛舉薦有崇氏的鲧來負責治水。然而，鲧治水最終以失敗告終，繼位的舜帝震怒，下令将鲧殛死，并指令大禹繼續完成治水任務。

這裡存在一個疑問，既然洪水是所有部落共同面臨的天災，為什麼最後負責治水的卻隻有有崇氏部落，而且即使是鲧失敗被殺後，舜帝依然啟用了鲧之子禹？

對此，《呂氏春秋》和《世本》中留下了隻言片語“夏鲧作城”“鲧作城郭”，這裡的城，并非是指城牆。著名曆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曾專門解釋過：“城同堤防本來是同一的東西：從防禦寇盜說就叫作城；從防禦水患說就叫作堤防。鲧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約就像今日北方鄉間所築的土寨子或叫作護莊堤”。

鲧和禹究竟是真實父子，還是後世附會，目前沒有确鑿證據分辨，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有崇氏還是夏後氏，其聚居區域都在崇山（嵩山）一帶，即今天的河南洛陽盆地。

考古發現顯示，嵩山南北剛好存在河南龍山文化的兩大文化類型的遺存：煤山類型和王灣類型，二者聯系緊密，且為後來的二裡頭文化貢獻了遺傳基因（河南龍山文化是二裡頭文化的源頭之一）。

而洛陽盆地地勢低窪，黃河中遊洪水傾瀉後會流入洛陽盆地，故而生活在這裡的族群在長期與洪水的鬥争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可以說，有崇氏和夏後氏既是洪水的最大受害者，同時也是治水經驗最豐富的群體。所以，堯舜才先後啟用鲧、禹部落進行治水，這便是史書所謂的“夏鲧作城”（鲧善于修築堤壩）的真相。

不過，肩負重擔的鲧，卻落了個悲慘的下場，被舜殛死于羽山。史書對鲧被殺的原因前後矛盾，《尚書》是說他“九載績用弗成”所以被殺；《山海經》說他是“鲧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所以死罪；《韓非子》則說“堯欲傳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堯不聽，舉兵而誅鲧于羽山之郊。”

雖然鲧的死因說法不一，但有一個共同特點：鲧損害了堯舜部族的利益。

考古發現龍山時代晚期城址的宮殿基址都是選擇高土台上，比如著名的堯都陶寺遺址以及時間上略晚一點的石峁古城，由此，史書中留下了“帝堯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的叫法。

所以，當大洪水來臨之時，地處晉南和陝北的龍山時代城址，受影響最小，保存有實力的堯舜部落才能在大災難來臨之時成為部落聯盟的主導。

然而，地處黃河洩洪區的鲧部落，卻從臨近的有虞氏搬運土壤修築堤壩防洪，帶來的結果便是“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原本地勢較高的晉南地區，也遭到了洪水的侵襲，這是有崇氏和有虞氏矛盾的根源，也是鲧被殺的直接原因。

即使到了現代社會，遇到山洪之時，首先采取的辦法也是修築堤壩防洪，之後堵疏結合。但鲧錯就錯在隻維護了洛陽盆地族群的利益，卻忽視了上遊的堯舜族群。所以《國語》才說鲧有“共工之禍”（隻為自己族群修築堤壩，導緻洪水傾瀉至其它部落）。

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遂公盨》總結了四個字：堕山浚川。“堕山”就是開鑿阻礙積水排洩的山丘岩石，“浚川”就是疏通河道，但大禹做這兩項工作的地點卻并不在自己族群所處的洛陽盆地，而是鑿通黃河中上遊的龍門（山西河津），疏通防原泒（山西雁門泒水），使之注入滹沱河，以及在黃河下遊地區“辟伊阙，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

這不僅讓地處洛陽盆地上遊的宗主虞舜十分滿意，也保全了下遊的不少部落，故而《呂氏春秋》稱贊說“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

根據張莉博士的統計研究顯示，從公元前2200年的龍山文化時代再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二裡頭文化前期，黃河中下遊地區的聚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降幅高達89%，這些消亡的聚落中，都發現了大量的泥沙淤積，表明消亡原因與大洪水有關。

在氏族部落聚居地大量銳減的同時，豫中嵩山南麓卻崛起了一座新的聚落大城，這便是著名的登封告成鎮王城崗遺址。

經發掘勘測，王城崗遺址共存大小兩座城，小城存在年代約在前2122年左右，大城存在年代約在前2055年左右，且确認大城是在小城毀棄後所建，這也是龍山時代中原地區最大的城址。

王城崗遺址無論是存續時間、地望、考古發現還是性質認定，均與禹都陽城吻合，故大城被考古界公認為大禹的陽城，而早期小城則被認為是鲧所作城。

禹都陽城的發現表明，大禹對于鲧築堤治水的辦法并未完全摒棄，反而是有所加強，采取了疏堵結合的方式。

不僅如此，在王城崗所在的登封盆地還發現了12個同期的小聚落遺址，與王城崗形成了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意味着有外來“移民”加入到了禹的部族。

而反觀晉南的陶寺，大洪水雖然并未對其造成毀滅性傷害，但從墓地的情況來看，陶寺晚期卻出現了大衰退的征兆，換言之，陶寺出現了大量的人口流失，而導緻這一現象的除了戰争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農業無法蓄養更多的人口。

《尚書》：“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垲之場，而邑落之。”《史記》：“（禹）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後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可見，大禹築堤護民的同時，還悄然将農業的主導權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洪水過後的豫中存在了大量的腐殖質，在農業還處在初級階段的先夏時期，地力的肥沃程度是糧食産量的最關鍵因素。

所以，原本處在晉南“山棲巢居”百姓紛紛來到禹都聚居，人口數量的膨脹讓大禹崛起成為大邑之主，舜帝死後，“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舜之子）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此後，在夏後氏的帶領下，包括東夷在内的更多先民族群紛紛移居更适宜農耕的洛陽盆地，最終形成了二裡頭廣域王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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