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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詞鑒賞集

生活 更新时间:2024-12-26 23: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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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詞鑒賞集(詩分唐宋詞亦分唐宋)1

唐宋詞鑒賞集

詩分唐宋 詞亦分唐宋

——文化轉型與詞體審美範式的演變

作者:符繼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詞體的唐宋之辨研究”負責人、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詩分唐宋”,是南宋以降古典詩學批評中讨論頗多的話題。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總結說:“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别,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意在強調唐詩、宋詩是兩種各有所長的審美範式,雖與朝代有關,但可以超越朝代的時間限定,審美意義上的“唐詩”不一定出自唐人,“宋詩”也不一定出自宋人。

由“詩分唐宋”引出一個問題:唐宋兩朝的其他重要文體,比如與詩歌關系密切、被稱為“詩餘”的詞,是否也可以作唐宋之分,具有審美意義上的“唐詞範式”與“宋詞範式”呢?從唐宋詞産生的文化土壤、創作實踐以及美學接受等方面來看,“詞分唐宋”不僅可能,而且是一種客觀存在。

“詞分唐宋”的文化土壤:中唐到北宋的漸進式文化轉型

文學審美形态的演變,與孕育它的文化土壤密切相關。在中國文化史上,唐宋兩朝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轉折期。以中唐為界,從魏晉到盛唐一直在政治體制中處于中心位置的門閥貴族日益衰落,而通過科舉跻身仕途的寒門庶族勢力則不斷增強,至宋代完全取代了門閥貴族,形成了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經濟上,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制,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減弱,以城市為中心的商業經濟日趨繁榮。文化方面,思想領域由儒、釋、道三教并行走向以儒為主兼融釋、道的理學獨盛。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則使知識迅速擴散,社會的文化水平有了顯著提升。

今人通常将中唐之前上承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稱為“唐型文化”,中唐發端、成于宋代的文化稱為“宋型文化”。“以豐神情韻擅長”的唐詩與“以筋骨思理見勝”的宋詩,分别是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所開出的精神花朵。“詞分唐宋”的現象,也與唐宋文化轉型有關,但與詩歌相比,又有其特殊性。

詞作為一種文體,在盛唐以前處于萌芽狀态,到中唐之後才有較多文人投入創作。其小令體式成熟于晚唐五代,而小令、長調并盛,風格多姿多彩的繁榮局面,到北宋後期才初步形成,至南宋始“極其工”“極其變”。可見,它的發展、成熟期是在“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轉變發生之後。

不過,文化轉型并非一蹴而就。中唐之後,“唐型文化”的某些因子依然長期存在。比如科舉考試,終唐之世不僅取士數量不多,而且多出自世家大族。六朝貴族的流風遺韻、“富貴氣象”,仍為士人們悠然神往、反複詠歎。作為“宋型文化”思想内核的儒學,雖從中唐的韓愈開始就呼籲複興,但到仁宗朝慶曆前後才真正實現,理學的生成更要到北宋後期。

據此可知,唐宋文化轉型的發生,并不意味着“唐型文化”馬上就被“宋型文化”取代,隻不過“宋型文化”諸要素在與“唐型文化”諸要素的相持中不斷成長壯大,最終占據了主流地位。這種漸進式的變革,為中唐以後“唐型”詞的産生及其向“宋型”詞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文化土壤。

“詞分唐宋”的創作實踐:“唐詞範式”與“宋詞範式”的生成與演變

從詞的創作史來看,唐五代、北宋總體上屬于“唐詞”的時代。晚唐五代的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等人是“唐詞範式”的奠基者。他們的基本創作方法是“以唐詩為詞”,即采用與唐人絕句、律詩相近的小令體式,将唐詩的藝術手法、創作經驗運用到詞中,營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含蓄委婉的韻味。其中,溫、韋所代表的花間詞風與馮、李所代表的南唐詞風又各為“唐詞範式”之一體。“花間體”純為應歌而作,産生與傳播于貴族宴飲娛樂的場合,多寫類型化的豔情閨思。“南唐體”雖也有應歌的目的和作用,卻常常融入憂生憂世之思。李煜亡國之後的詞作更是像詩歌一樣真率直接地言志述懷,抒寫國破身降的深悲巨痛。

北宋詞壇在神宗朝以前,基本處于“唐詞範式”的影響下。柳永雖以慢詞創作打破了小令一統天下的局面,其“以賦為詞”的手法也開啟了宋詞新風,但因“俗”名而未獲主流認同。在北宋後期,随着宋型文化的發展、成熟,“宋詞範式”也初步生成。

所謂“宋詞範式”,是指體現了宋型文化特色的詞體審美範式。這種宋型文化特色可概括為三個方面:科舉制激發了士人參政議政、關心社會的淑世情懷;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哲學思潮造就了敏于思辨的理性精神;知識普及化帶來的對前代文化集大成式的學習、整合與運用。以此來看北宋後期詞壇,則“宋詞範式”的構建主要有兩條道路。

一是以蘇轼為領袖的革新派。他将“以唐詩為詞”變為“以宋詩為詞”,把宋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作風引入詞中,不刻意追求含蓄深遠的意境。作詞是為了盡情抒寫士大夫的思想情感、人生際遇、哲理體悟。二是以周邦彥為代表的改良派。他的詞在内容上保留了“唐詞”特點,形式上講究協律可歌,但在藝術表達上發展了柳永的“以賦為詞”,注重鋪叙、思力、典故運用,體現出宋代士人深厚的知識素養與以理節情的美學追求。

“宋詞範式”盡管在北宋後期已初步形成,但無論是革新派還是改良派,都未能取代“唐詞範式”的主流地位。蘇轼與周邦彥的詞作為經典的審美範式被廣泛接受,是從南宋開始的。

南宋為宋型文化成熟之後的穩固發展期。理學流行,複雅呼聲高漲,士大夫的心态日益内斂。前期由于國勢劇變,士人多懷抗金恢複之志,因此蘇詞言志述懷、不拘音律的作風受到重視。辛棄疾接過革新派的大旗,将“以宋詩為詞”的作風發揮到極緻,慷慨悲壯地書寫英雄之志、失路之歎,完成了“宋詞範式”中“蘇辛體”的建構。南宋中後期偏安之局已定,士大夫更加推崇文雅意趣,周邦彥注重技巧、音節和雅、用典豐富的詞風由此大受尊奉。姜夔在周邦彥的基礎上改良,以江西詩法入詞,用健筆寫柔情,矯秾麗為清空,開創了格高調雅的風雅詞派,形成了“宋詞範式”中的“周姜體”。“宋詞範式”成為南宋詞壇的主流。

“詞分唐宋”的美學接受:“宗唐”派與“宗宋”派的形成與融合

從唐宋詞的接受史來看,曆代不少人注意到了詞亦如詩,存在着“唐音”“宋調”的美學差異,并且形成了“宗唐”派與“宗宋”派。“詞分唐宋”的現象,也由此可證。

在宋金元時期的詞論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涉及詞體唐宋之辨的比較。如北宋後期李之儀推崇以《花間集》為代表的唐詞之“韻”,認為學詞當以《花間集》為主,以宋人為輔。李清照則從儒家詩教說的角度批評唐五代詞,并在堅持詞應保持協律可歌的體性的同時,提出了高雅、鋪叙、典重、故實等詞體審美标準,顯示出宋型文化的影響。

南宋詞壇創作以“宋詞範式”為主,理論上也與此相應,前期多崇蘇,後期多尊周。而“唐詞範式”中的“花間體”,則處于褒貶并存的境地。人們一方面肯定唐詞的藝術,奉《花間集》為“倚聲填詞之祖”,另一方面又批評其不合政教,認為其靡麗的風格無補于世道人心。金元詞壇主要“宗宋”,但南北風氣不同,北方的元好問等人主尊蘇、辛,南方的張炎等人則力推周、姜。

明代詞學進入自覺期,人們對于唐宋詞的審美差異,有了明确的比較意識。李開先在《歇指調古今詞·序》中說:“唐、宋以詞專門名家,言簡意深者唐也,宋則語俊而意足。”明代中後期,由于心學影響下主情說的興盛以及文壇的拟古主義思潮,尊唐複古成為詞壇主調。徐渭在《南詞叙錄》中明言:“晚唐五代填詞最高,宋人不及。”至明末清初,更是出現了以雲間派詞人陳子龍為首的“宗唐”派。他們學習花間、南唐詞風,專作小令,對詞之“宋調”置之不顧。

清代前期,王士禛、納蘭性德等著名詞人都有“宗唐”的傾向。不過,“宗宋”的勢力也在此時崛起,形成兩大派别:一是以陳維崧為首,發揚了蘇、辛詞風的陽羨詞派;一是以朱彜尊為宗,學習姜夔、張炎詞風的浙西詞派。浙西詞派因為符合官方“清真雅正”的審美觀念,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清朝中期以後,社會亂象漸顯,于是以複古為口号又注重反映社會現實的常州詞派應運而生。該派的開創者張惠言尊尚“唐音”,奉溫庭筠詞為最高典範,在華美的辭藻、深婉的意境中寓有政教大義。這種對“唐音”藝術典範的重新闡釋,其實是融入了詞之“宋調”的政治品格、現實價值。該派理論家周濟主張學詞應從“有寄托”的南宋詞入,從“無寄托”的北宋詞出,也是融合唐宋之意。

也有詞學家運用新的理論體系去評價唐宋詞,其中王國維是突出代表。他融貫中西文藝理論,建立了以“境界”為核心的詞體審美标準。他贊美唐五代北宋詞有“境界”,批評辛棄疾之外的南宋詞無“境界”,尊“唐音”貶“宋調”之意非常明顯。但他後期對既具“宋調”新質又保留了一定“唐音”特色的周邦彥詞評價頗高,說明其詞學觀中也有融合唐宋的一面。

總之,唐宋文化轉型是一場複雜而深刻的變革,由此産生的文學審美範式上的唐宋之分,不僅存在于詩中,也存在于詞中,還可能存在于其他文體中。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高峰,唐宋文學在這場頗有“文藝複興”意味的文化轉型中的表現,還有不少話題值得進一步探讨。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07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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