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研治宋朝與大理關系多側重經濟往來或戰馬貿易，鮮有關注兩國官方使臣往來。學界對史載淳化（990-994年）年間辛怡顯自嘉州（今四川樂山）取羊山江路四十九程至苴咩（今雲南大理）招降李順餘黨、1074年楊佐自嘉州假道虛恨赴苴咩買馬、1117年鐘震與黃漸赴大理冊封大理國主諸事真僞，存在争議或質疑。筆者據曾任廣西、四川帥臣李曾伯與宋理宗之奏疏往來，斷定南宋末年宋使謝濟、韓鈇行先後自廣西、四川出使大理。李曾伯對二人出使大理原因、背景、時間、過程語焉不詳，前人亦尚未論述二人出使大理之事。本文拟以蒙古欲武力假道雲南、安南（今越南北部）經廣西迂回包抄南宋的“斡腹之謀”為視角，對謝濟、韓鈇行出使大理來龍去脈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對宋末南宋與大理關系進行新的審視。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南宋使者首次自廣西出使大理

南宋使臣出使大理之事散見于李曾伯《可齋雜稿》、《可齋續稿後》書中，其1249年夏初任廣西經略安撫使後當年七月曾上奏宋理宗雲：

淳祐五年（1245年），因遣屬管謝圖南出邊，得于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殺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鞑與大理九和（今雲南麗江市玉龍縣九河鄉）之戰、公子和（即高和，亦稱高禾）之死……向來謝濟之往，前帥遣之，實奉朝命。[①]

謝圖南為“融（今廣西融水）守”，蓋即“守臣謝子強”，[②]而出使大理宋使當為謝濟。謝濟《宋史》無傳，其1236年曾與邕州（今廣西南甯）羁縻州一部族首領岑邈向廣西經略司申報蒙古軍已破大、小雲南諜報，[③]廣南制置大使李曾伯1258年曾向宋理宗申請将其從内地調任廣西結約諸蠻，[④]因“謝濟與諸蠻相稔”、[⑤]“知蠻地，識蠻情，無如謝濟”。[⑥]謝濟當長期任職廣西而對周邊諸蠻比較熟悉，李曾伯1259年曾令其親出橫山（今廣西田東）招集諸峒、打探敵情，并令其親谕岑邈當年冬若無蒙古軍來犯，來年春可恢複橫山戰馬互市，[⑦]可知謝濟雖為漢族，蓋通“蠻語”，可直接與少數民族首領岑邈交談，因而謝濟出使大理确實是一上好人選。

關于謝濟出使大理時間，因“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一語緊挨在“淳祐五年，因遣屬管謝圖南出邊”後，引文中“兩年”較易引起歧義：一可理解為自1245年謝圖南出邊算起，次年謝濟自大理返回廣西；二可理解為謝濟出使大理來回往返兩年。李曾伯對宋理宗1258年十一月曾言：“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一月初八日聖旨宣谕，聞安南自有私年号，并大理年号可疾速體訪以聞。臣謹遵奉檢照本司案牍及行體訪，見得大理國淳祐六年（1246年）謝濟到特磨道，繳到其國當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淵書，僞稱道隆八年（1246年）”、[⑧]1259年春曾言：“臣謹按《靜江府圖志》，自橫山至自杞凡六十八程，其下注雲又一日至大理界。及謝濟往年自邕州起程至大理國都，卻止于六十程”，[⑨]既然謝濟1246年至特磨道并繳到大理年當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淵書信，則其至特磨道必在1246年十二月十一日之後的當月。因此，謝濟當1246年冬自邕州啟程出使大理，十二月抵達特磨道，并繳到此前大理當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淵書信。何智淵《宋史》無傳，1246年大理主動通過特磨道向其遞信一封，其當時蓋為邕州守臣，因“凡安南國及六诏、諸蠻有疆場之事，必由邕以達”。[⑩]

關于“奉朝命”遣謝濟出使之“前帥”，1246年上半年廣西經略安撫使為徐敏子，當年秋宋理宗召董槐赴阙令其出知靜江府（今廣西桂林）兼廣西經略安撫使，[11]此後董槐在1249年夏被李曾伯替任前一直為廣西帥臣。史載：

吾友許君進道，嘗從事嶺南道經略使府，府公實為矩堂相國董公（董槐）。公德盛貌嚴，許君文理密察。時斡腹有萌，朝廷方經置大理，董公命君草書，答其國相（高泰祥）。用事諸臣大槩蹈厲反複，得中國之體，而不失遠人之心，所謂文章之盛者欤。[12]

據此可推知李曾伯前任廣西經略安撫使“前帥”董槐奉宋廷之命擇人出使大理。董槐1246年赴靜江上任後不久即至邕州巡邊，上守禦廣西七策，撫結交趾（今越南北部）、符奴月、烏流鱗諸蠻。[13]董槐乃淳祐年間任廣西經略安撫使時間最長、為防備蒙古自大理進犯而加強廣西邊防最積極主動帥臣，其遣謝濟出使大理之事最值得稱道，謝濟成功出使大理與其慨然以整頓南邊廣西防務為己任密不可分。

關于謝濟出使大理行程，李曾伯1249年七月曾言：“臣近得邕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參考，大概廣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14]1255年春曾言：“廣右之路，自邕至大理，謝濟昔徑凡六十程”，[15]1259年春曾言：“自邕至特磨凡二十五程，自特磨至大理又三十五程，共計三千九百二十裡。”[16]可知邕州至特磨道二十五程，特磨道至大理國都三十五程；邕州至大理邊界四十程，大理邊界至大理國都二十程；則自特磨道至大理邊界十五程。根據謝濟自邕州至大理國都行程，又可進一步推知其1246年十一月中下旬自邕州啟程，次年一二月可至大理國都，至早三四月可返回邕州。因此，“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之“兩年”當指謝濟1246年底自邕州出使大理，次年沿原路返回，往返大理共曆時兩年，其返回廣西後宋廷始知1244年九和之戰戰況。此外，邕州距廣西經略司駐地靜江府十八程，[17]謝濟自邕州起程出使大理時曾攜帶董槐命許進道所草緻大理相國國書，則董槐命其出使大理當在1246年十月左右，宋廷命董槐擇人出使大理蓋在當年秋冬之際。

謝濟出使大理行程可謂兩宋宋人親見親曆之最準确可信日程記載，前人尚未關注其自邕州經特磨道至大理之路，而多引據南宋初年曾在廣西任職周去非所言橫山至大理日程。周去非言邕州七程至橫山，橫山十一程至特磨道，橫山二十程至大理國都，特磨道兩程至大理邊界，特磨道九程至大理國都，[18]言外之意即邕州至特磨道十八程，邕州至大理國都二十七程，而與謝濟出使大理行程相差甚遠。周去非對橫山至自杞、羅殿、大理總日程的記載，很可能乃道聽途說之辭而不屬實，且有無宋人自橫山成功抵達大理國都亦是疑問。

關于謝濟出使大理原因，胡本《南诏野史》載：“甲辰淳祐四年（1244年），蒙古兵出靈關伐大理，（段）祥興遣将高禾迎戰，禾敗死之。段連祐歸宋，宋遣使吊祭，緻經書銀緞，為高禾拒蒙古兵戰殁也”；[19]王本《南诏野史》載：“道隆六年（1244年），元兵至九禾，命高禾率三千人迎戰，為所敗。（段）連祐歸宋，宋遣使同來，緻新經書，賜銀百兩，祭文一通，為高禾拒元兵士卒戰亡也”，[20]相關記載實際上多有訛誤。

首先，靈關即南宋雅州蘆山縣靈關寨（今四川雅安市寶興縣南），蒙古軍1244年首征大理乃“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直至大理之九和鎮”，[21]并未路經南宋四川轄境。此役可謂促成大理、南宋尋求外交對話、政治結盟的直接因素，但謝濟出使大理時南宋上下尚不知九和之戰，其出使大理目的之一是體探1244年蒙古與大理戰況與大理歸降蒙古傳聞虛實。

其次，“連祐歸宋，宋遣使同來”并不确切，段連祐又稱段廉祐，當為大理國主段祥興或相國高泰祥所遣出使南宋使者。謝濟1246年至特磨道繳到大理當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淵書信，特磨道至大理國都三十五程，則段連祐蓋為當年至特磨道大理使者，大理遣其出使當在當年十一月左右。上文已考宋廷命董槐擇人出使大理當在1246年秋冬之際，顯然宋廷主動遣使在先，大理遣使時間在後。又據李曾伯1249年秋所言“臣妄謂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向後西邊（四川）若無警報，本司（廣西經略安撫司）固不敢外交，萬一虜（蒙古）再窺南（廣西），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絕”，[22]反映廣西與大理乃通過特磨道進行外交往來。段連祐1246年蓋并未進入廣西境内，而當至特磨道後與謝濟一同前往大理國都。此事頗為巧合，但說明大理與南宋出于抵禦蒙古的共同需要于1246年互派使臣。很可能謝濟啟程出使大理前董槐已先行派人至特磨道，令特磨道擇人赴大理國都轉達宋使即将出使大理之事，大理作為回應則遣段連祐至特磨道迎接謝濟。

再次，南宋是否賜大理經書銀鍛無從詳考，但南宋遣使吊祭大理并不可信，謝濟出使大理時宋廷雖已基本确認1244年蒙古軍曾深入大理境内，但不明具體戰況或雙方勝負傷亡，董槐令許進道緻大理國相書信中有勉勵大理将士誓死抵禦蒙古，與南宋互為聲援則較符史實。

二、南宋使臣首次出使大理深層背景

兩宋鑒于南诏贻禍唐代，對大理一直嚴加防範，甚少主動與其有政治來往。宋廷1246年正式經置大理，命董槐擇人成功出使大理，與此前對大理“宋揮玉斧”政治态度大相徑庭而令人疑惑。謝濟1246年出使大理之事原因頗為複雜，下面以南宋時人所傳蒙古欲假道大理攻宋的“斡腹之謀”為視角，按時間順序考述一下謝濟出使大理深層背景。

蒙古與南宋首次正面交鋒之“丁亥之變”的1227年，蜀人吳昌裔已“聞敵（蒙古）有斡腹之謀，欲借路雲南，圖我南鄙（廣西），當時說者皆以為迂”；其1236年七月任太常卿兼史事“就列以來，便閱廣西經略司據岑邈、謝濟所申，以為敵（蒙古）已破大、小雲南”，[23]此諜報其時難免聳人聽聞，但說明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對宋正式開戰當年或次年廣西周邊諸蠻已風聞蒙古軍欲假道大理攻宋，以緻有蒙古已破大理謠傳。

廣東經略安撫使方大琮1245年曾言：“七八年前，有鞑（蒙古）窺大理之說，或曰隔于泥（當即《嶺外代答》通道外夷條之“淤泥河”，蓋指大渡河）六七百裡，或曰江防僅如許，彼何所憚，而迂回跋涉于瘴潦遐僻之區，是必不然。朝之名流指台臣為建愚策”，[24]可知嘉熙元年（1237年）或次年南宋缙紳之士對“鞑窺大理之說”多不以為然，而以為過于張皇。1239年蜀人李鳴複“曾聞蜀帥陳隆之具申朝廷，謂鞑賊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國，斡腹入寇”，當年南宋樞密院即命廣西經略安撫使徐清叟“嚴行體探，預作隄防”，徐清叟當年派人“到大理、自杞等國”偵察敵情，“回報繳申”。[25]據廣南制置大使李曾伯1259年所言“前後廣西遣間多是能至特磨，少能至大理者，蓋沿途諸蠻隔絕，不易通也。臣自去冬遣吳以忠，及聞邕州亦遣梁材令深入體探，皆不過至特磨界而還”，[26]可知徐清叟所遣使臣未抵達大理體探出“斡腹之謀”虛實。

端平末年烏蒙都蠻王阿呂曾向四川泸州安撫司申報蒙古軍攻打邛部川、破散小雲南，駐軍大理境内，[27]至遲嘉熙年間大理上層當已風聞蒙古“斡腹之謀”。1240年“大理國請道黎（今四川漢源）、雅（今四川雅安）入貢”[28]四川之事，必然與大理已諜知蒙古即将遠征其國的軍事形勢有關。例如，1240年初福建路轉運判官方大琮曾對權刑部尚書杜杲言：“（1240年）元日（正月初一），趙文仲（即趙範）移帥西廣，或謂虜（蒙古）攻南诏，與邕、宜（今廣西宜州）鄰，有買馬驿程，往往不能無震恐”；[29]當年秋，南宋時人又風聞“南诏複有假道之傳”。[30]

淳祐元年（1241年），“諜報鞑（蒙古）謀由交趾趨邕、宜”，[31]“或言虜（蒙古）謀自安南斡腹”，[32]大理與安南皆成為蒙古假道目标、廣西潛在邊患。宋理宗遂欲命剛罷官奉祠淮西名将杜杲任廣西經略安撫使，因史嵩之排擠，此事作罷。[33]1244年底，蜀人李鳴複向宋理宗言：“觀賊（蒙古）所向而圖之，最是交（趾）、廣（西）之憂，不可不慮。前此入蜀之兵本三十萬，忽抽二十萬入雲南。見茂州（今四川茂縣）所申，自曲納族節節透入，已至渭節村、風節村，十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蠻長驅而往，則大理危矣，邕、宜其可不警？……近又從邸報見樞密都承旨蔡節奏章，專坐廣西經略蔡範申到事宜，謂邕、宜深為可慮”，[34]當年蒙古軍在1239年多答進藏路線基礎上假道中藏經麗江西北長途奔襲至九和鎮，此為蒙古正式實施“斡腹之謀”之始與首征大理之役。此役既迫使大理、南宋分别加強其西北邊防、廣西防務，又促使兩國開始了較頻繁外交往來。蔡範1244、1245年任廣西經略安撫使，上文已言其1245年曾遣地近自杞之融州守臣謝圖南巡邊，謝圖南自招馬官獲知大理戰敗告急，自杞則有蒙古破大理三城、殺三節度使之報，說明九和之戰對大理周邊諸蠻震動很大。大理可能1244年或次年已遣使向南宋告急，但使臣可能受阻于自杞諸蠻。大理之所以向南宋告急求援，蓋九和之戰後确認“斡腹之謀”并非虛傳，以為宋廷出于唇亡齒寒考慮會對其予以援助。

1245年春，南宋時人已風聞蒙古軍侵入大理境内之事，[35]不久宋廷确認此事不虛。樞密院命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孟珙調兵五千增戍廣西，孟珙言聞風調遣援兵空費錢糧而無補于事，[36]但宋廷為豫戒不虞仍命其調兵增防廣西，足見宋廷對蒙古軍侵入大理之事重視程度。後孟珙僅調兵三千增戍廣西，[37]諸軍1245年十二月十六日抵達桂林，次年三月因“邊境肅清，警報不至”[38]而啟程返回京湖。但此後“斡腹之傳”并未銷聲匿迹，反而在1246年愈來愈多，以至空前絕後，最終迫使宋廷決定遣使大理。

124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宋廷以次年正月辛卯朔太陽交蝕，下诏朝野之士指陳得失。[39]秘書郎高斯得1246年正月應诏痛陳蒙古“以斡腹誤我久矣”，但宋廷卻“将信将疑，應接常緩”，“萬一小夷（大理）不支，北騎（蒙古）奄至，自嶺以南無複橫草之備，乃駭而圖之，豈将有及之乎？軍政之阙孰大于此”，當“急擇才臣”以“饬兵衛，峙糗粻，結邊丁，撫夷落，繕障塞，明斥候”。[40]宋廷遂命此前曾任廣西經略安撫使的徐敏子替任蔡範以措置廣西防務，徐敏子1246年仲春下澣至靜江上任。[41]1246年夏蠶麥成熟時節前，宋理宗“已令徐敏子去體探”廣西邊事，并詢問侍右郎官李昴英“聞廣中斡腹之傳如何”。[42]徐敏子1246年秋由董槐替任，董槐當年又擇謝濟出使大理，因而徐敏子1246年任内當并未體探出“廣中斡腹之傳”虛實。

1246年六月，著作佐郎高斯得上書宋理宗言：“數年以來，敵（蒙古）攻雲南，傳聞日駭，荊、蜀、廣右所奏略同。……聯結峒丁，孰屍其責？遣使以訪境外之事，終何所聞？……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阃幙（蜀阃），以為大理久已降敵，而朝論方在疑信之間，可為痛哭。幙府之言，必有自來。”[43]可知1246年上半年廣西帥臣徐敏子向周邊諸蠻遣使打探境外之事皆無下文，而蜀阃所謂大理久已歸降蒙古之言可謂淳祐年間最駭人聽聞諜報。高斯得此奏反映其時南宋上層對蒙古進攻大理憂慮愈來愈深，且不明1244年蒙古與大理戰況詳情，此奏最大影響很可能是促使當年秋董槐移帥廣西、當年冬謝濟出使大理。

1246年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監孫夢觀廷堂輪對時，曾有蒙古“又聲言襲我廣右矣”[44]之語，至遲其時蒙古已公開揚言進攻廣西，因而當年是淳祐年間宋人“斡腹之傳”最為頻繁的一年。1246年陽枋曾言：“有如執事庚子（1240年）論敵之奏，乙巳（1245年）備禦之策，委曲切至。而近時雲南大理之陳，計慮深遠，其所以周防顯然之變者，算無遺策矣”，[45]表明當年宋廷執事大臣在“斡腹之憂”空前緊急情況下曾就“斡腹之謀”專門進行了“斡腹之議”。此次朝會當舉行于秋防之際，并促使宋廷從長遠之計考慮來加強廣西防務。面對接踵而來的蒙古欲假道大理、安南直搗廣西諜報，甚至大理已降蒙古傳聞，宋廷1246年所作出的最大舉措，是以“時斡腹有萌”而開始正式“經置大理”，并于當年命董槐擇人出使大理。謝濟作為南宋官方使者主動出使大理，此前并無先例，足見宋廷當時結交大理以共同抵抗蒙古的誠意，以及急于弄清1244年蒙古用兵大理戰況、大理投拜蒙古虛實的心态。

三、南宋使臣首次自四川出使大理

宋廷1246年令廣西經略司遣使大理已出人意料，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蒙古平大理後宋廷又曾令四川宣撫司遣使大理。下面來看一下宋使自四川出使大理概況。

1256年三月，四川宣撫使李曾伯回奏宋理宗言：“如大理一路，則去年屢令俞興、桑愈遣間體探，小雲南以往，今皆為鞑人降附地分，路不複通。兀郎（兀良合台）之入蜀，人猶有歸咎，謂踏開蹊徑者，縱若再遣，恐亦難達。要不過結約諸蠻，俾之觇彼動息，為我捍蔽”，[46]可知李曾伯1255年屢命俞興、桑愈遣間諜赴大理體探蒙古軍情，次年春宋廷又命李曾伯遣使赴大理。俞興時任成都安撫副使、知嘉定府，桑愈端平末年曾建言對叙州（今四川宜賓）“增兵屯駐，扼塞要沖”，[47]其當長期在蜀（可能即叙州）任職。根據蜀人陽枋1255年所言“竊聞上（流）之人（蜀人）又有雲南遣聘之舉”[48]之語，李曾伯1258年二月所言“而況嶺、蜀皆與大理接境地之相去奚啻六千裡，謝濟自邕往六十程，韓鈇行自蜀往四十程”，[49]部分宋人将1255年秋冬兀良合台自大理攻蜀之事歸咎為宋使出使大理“踏開蹊徑”，以及謝濟1246年出使大理諸事，可推知1255年李曾伯遣韓鈇行自四川成功出使大理，此可謂南宋使者第二次主動成功出使大理。

李曾伯125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入蜀領印、[50]十二月初十至重慶正式上任四川宣撫使，[51]據上文“如大理一路，則去年屢令俞興、桑愈遣間體探，小雲南以往，今皆為鞑人降附地分，路不複通”，可推知韓鈇行很可能1255年上半年自成都出黎州渡大渡河進而經邛部川之後小雲南抵達大理國都，其出使大理路線與當年秋冬兀良合台經烏蒙（位于今雲南昭通）、泸江（今金沙江）、秃刺蠻（位于今雲南昭通北、四川宜賓南）進攻四川叙州進軍路線并不一緻，前一路線較後一路線更方便快捷，将兀良合台入蜀之事歸咎為韓鈇行“踏開蹊徑”并不公允。因史料缺乏，韓鈇行出使大理所經之地及諸地之間行程無從考證，但四十程總日程與馬可波羅1281年成都、吐蕃、建都、昆明、大理期間旅程之四十五程較為接近，而南宋吳儆所言大理“其國至成都二十五驿”[52]之日程未免過短。

韓鈇行自四川出使大理确有其事，但其1255年出使之時大理諸部已基本為蒙古平定，其出使大理原因、背景值得探讨。1254年七月，荊阃、蜀阃皆誤報宋廷大理尚可自行抵禦蒙古，廣阃則有蒙古欲來犯廣西之傳，但尚未得實；次年二月，左丞相謝方叔始上奏宋理宗“廣西之傳”不虛，蒙古果真有“斡腹之謀”。[53]1255年三月，宋廷始确認“雲南有北兵（蒙古軍）”。[54]1255年春李曾伯确認蒙古平定大理後，“憤虜患之憑陵，慮斡腹之侵食”，遂命成都安撫副使、知嘉定俞興選一骁将統帥三千精兵取道黎州渡大渡河自間道徑搗苴咩，但四川士人聞此事後一片嘩然，指責李曾伯經營分表，丞相謝方叔、四川制置使蒲擇之中途畏懼，于是宋軍（首次）突襲大理計劃被迫取消。[55]韓鈇行出使大理之事很可能為此次突襲大理計劃破産後的權宜之計或禦敵新策，其出使使命當并非體探蒙古平定大理虛實，因其時李曾伯已确定蒙古駐軍苴咩。蜀人陽枋1255年曾言：

竊聞上之人又有雲南遣聘之舉，鞭長元自不及馬腹，況䇿折箠短，涎不滿殼，而欲化被遠徼。彼（大理殘部）或借助，無以應之，實生戎心；而勁敵（蒙古）又得以為辭，後戶（蜀南）自今其可憂矣。[56]

據此可知南宋在面臨蒙古即将自大理北上攻蜀、巴蜀有全面淪陷之虞下又主動遣使大理，以偵察蒙古動向，結約大理殘部共抗蒙古。陽枋其時批評四川在自身難保情況下遣使大理、懷柔化外可能會導緻大理諸蠻獲取南宋援助不果而萌入寇四川之心，或贻屯駐大理蒙古軍北上蜀南口實，未免過于迂腐保守，而與當年春四川士人反對李曾伯經營分表論調一緻。韓鈇行在大理亡于蒙古後出使大理殘部雖為時已晚，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宋蒙四川戰局，但足以表明當時南宋中央或四川地方對大理政策的巨大轉變與對大理殘部的極度重視。

四、餘論

宋廷端平年間諜知蒙古欲假道大理迂回包抄廣西後，嘉熙、淳祐年間屢令廣西經略司擇人赴大理、自杞諸蠻體探敵情，但皆不果行。謝濟1246－1247年大理之行可謂見諸史載南宋使者自廣西出使大理首例，雖其受大理國主段祥興或相國高泰祥何人接見不詳，但暫時達到了争取大理繼續抗擊蒙古而為廣西藩籬之目的，以緻宋人1247年有“淮戍新興，雲南（大理）新附，使藩籬立則門戶自牢，郊圻畫則封守自固，未易入我堂奧也”[57]之語。史載“至淳祐九年（1249年）己酉歲，其（大理）國翰學楊淵于正月吉日（初一）以謝狀回經略董槐”，[58]說明大理在謝濟出使大理後的1249年與廣西仍有外交往來。廣西經略安撫使董槐1246-1249年任期内很可能廣西與大理一直保持密切往來，但1249年後廣西與大理再無外交往來，廣西雖曾多次遣間諜赴大理體探敵情，因沿途諸蠻隔絕，多皆至特磨道而還。需指出的是，謝濟出使大理主要目的是結約大理自行抗擊蒙古，即宋人“用蠻攻虜”[59]之策，宋廷并未對大理進行如1117年那樣的正式冊封，或向大理提供軍事、經濟援助；大理亦未遣使赴杭州稱臣納貢，南宋與大理并無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藩屬關系，大理依然屬“化外”而割據一方。其時南宋與大理出于共同抵禦蒙古需要暫時結為名義上的軍事同盟，但大理難以永為南宋藩籬，實際上無力自行抵抗蒙古，最終亡于蒙古而從征南宋。

1240年大理取道黎、雅二州入貢四川之請，被四川宣撫使孟珙以“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60]為由拒絕。此後大理再未主動與四川進行外交往來，1244年九和之戰後僅通過特磨道與廣西保持政治聯系。令人深思的是，1240年至1253年蒙古平大理期間，四川曆任帥臣囿于宋初以來長期對大理防範心理與大理沒有任何外交往來，甚至對1253年蒙古遠征大理之事毫無察覺，而宋廷1255年已确定蒙古平大理後始令四川主動遣使出使大理國都，以撫結大理殘部共抗蒙古。韓鈇行出使大理是否見到當時已降蒙古之原大理國主段興智尚屬疑問，因當年段興智曾北上入觐蒙哥汗，[61]但顯然并未達到籠絡大理諸蠻捍蔽四川或防遏蒙古自大理進犯廣西目的。

謝濟較韓鈇行優先出使大理，因宋初以來廣西較四川因買馬事宜與大理聯系相對密切，且廣西較四川往往事先準确諜知有關蒙古遠征大理敵情。謝濟、韓鈇行大理之行雖未從根本上遏絕蒙古“斡腹之謀”，但在當時已屬加強廣西蜀南防務長遠之策，并非權宜之計，因而具有重大政治意義，應予充分肯定。為防備蒙古實施“斡腹之謀”以大理為跳闆入蜀窺廣，宋末宋廷視大理戰略地位遠高于羅鬼、自杞、羅殿、安南等西南諸蕃，對大理除主動展開外交往來外，尚出台用兵計劃，甚至付諸軍事行動，且軍事計劃行動多于外交往來。除1255年春李曾伯計劃自四川突襲大理之外，宋理宗1258年二月曾宣谕廣南制置大使李曾伯實行思州（今貴州務川）田應寅所獻荊阃、蜀阃、思州、播州（今貴州遵義）聯合出兵三萬，廣西出兵一萬分道進兵大理城之策；[62]九月宋理宗再次命李曾伯乘大理旱荒主動突襲大理，[63]十月又命其趁蒙古人馬疲憊一舉平定大理。[64]南宋第二、第三、第四次主動突襲大理軍事計劃，皆遭李曾伯反對而流産，因廣西無力興兵遠征大理。直至1267年九月，廣西宋軍始經特磨道首次攻入大理地界，破建水州（今雲南建水）凱旋而歸。[65]

綜上所述，出于聯合抵禦蒙古的戰略需要，宋末南宋與大理政治聯系空前密切，宋廷較此前積極經略大理。随着大理在宋蒙争戰中由南宋盟國到蒙古藩屬的轉變，南宋對大理政治态度有一個四川拒絕大理使臣入境，廣西、四川先後主動遣使大理，四川醞釀主動突襲大理，思州首倡分道進軍大理，宋廷兩度宣谕廣西掃平大理的巨變。

[①][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17《帥廣條陳五事奏》，線裝書局2004年版，第345頁。

[②][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17《帥廣條陳五事奏》，第346頁。

[③][宋]吳昌裔：《論湖北蜀西具備疏》，[明]黃淮、楊士奇：《曆代名臣奏議》卷339《禦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4403頁。

[④][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8《回宣谕奏》，線裝書局2004年版，第654頁。

[⑤][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9《回奏宣谕》，第676頁。

[⑥][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9《回宣谕奏》，第666頁。

[⑦][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8《回奏宣谕》，第659頁。

[⑧][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7《回宣谕奏》，第645頁。

[⑨][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9《回宣谕奏》，第666頁。

[⑩][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7頁。

[11]《宋史》卷414《董槐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430頁。

[12][宋]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2《許進道文編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宋史》卷414《董槐傳》，第12430頁。

[14][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17《帥廣條陳五事奏》，第346頁。

[15][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5《回宣谕關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第592頁。

[16][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9《回宣谕奏》，第666頁。

[17][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第192頁；[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17《帥廣條陳五事奏》，第348頁。

[18][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第123、192頁。

[19][明]楊慎撰、[清]胡蔚訂正：《南诏野史》上卷《段祥興傳》，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93－94頁。

[20]方國瑜：《九禾白王塔碑概說》，《雲南史料叢刊》卷2，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頁。

[21][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17《帥廣條陳五事奏》，第345頁。

[22][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17《帥廣條陳五事奏》，第346頁。

[23][宋]吳昌裔：《論湖北蜀西具備疏》，《曆代名臣奏議》卷339《禦邊》，第4403頁。

[24][宋]方大琮：《鐵庵集》卷22《與廣西蔡帥範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25][宋]李鳴複：《乞嚴為廣西之備疏》，《曆代名臣奏議》卷338《禦邊》，第4389頁。

[26][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9《回宣谕奏》，第666頁。

[27][宋]吳昌裔：《論湖北蜀西具備疏》，《曆代名臣奏議》卷339《禦邊》，第4403頁。

[28][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神道碑》，四部叢刊初編本。

[29][宋]方大琮：《鐵庵集》卷22《與杜尚書杲書》。

[30][宋]杜範：《清獻集》卷10《八月己見劄子》，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1][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08《跋趙倅與灏條具斡腹事宜狀》。

[32][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1《杜尚書神道碑》。

[33][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1《杜尚書神道碑》。

[34][宋]李鳴複：《乞嚴為廣西之備疏》，《曆代名臣奏議》卷338《禦邊》，第4389頁。

[35][宋]方大琮：《鐵庵集》卷22《與廣西蔡帥範書》。

[36]《宋史》卷412《孟珙傳》，第12379頁。

[37][宋]方大琮：《鐵庵集》卷19《與董侍郎槐書》。

[38]嘉慶《廣西通志》卷226《金石略十二·桂林撤戍記》，嘉慶六年刻本。

[39][宋]牟子才：《應诏言災異疏》，《曆代名臣奏議》卷310《災祥》，第4016頁。

[40][宋]高斯得：《應诏上封事》，《曆代名臣奏議》卷313《災祥》，第4046頁。

[41]嘉慶《廣西通志》卷226《金石略十二·伏波岩題名》。

[42][宋]李昴英：《文溪集》卷7《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阙奏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3][宋]高斯得：《恥堂存稿》卷1《輪對奏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4][宋]孫夢觀：《雪窗集》卷1《丙午輪對第一劄結人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5][宋]陽枋：《字溪集》卷2《代上謝司谏論時政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6][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3《回宸翰勉留奏》，第565頁。

[47][宋]吳昌裔：《論湖北蜀西具備疏》，《曆代名臣奏議》卷339《禦邊》，第4403頁。

[48][宋]陽枋：《字溪集》卷6《答前人劄子寶祐乙卯》。

[49][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5《回奏宣谕關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第592頁。

[50][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3《回乞休緻奏》，第558頁。

[51][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3《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第533頁。

[52][宋]吳儆：《竹洲集》卷10《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4、2318頁。

[54]王瑞來：《宋季三朝政要箋證》，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10頁。

[55][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5《回宣谕關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第592頁。

[56][宋]陽枋：《字溪集》卷6《答前人劄子寶祐乙卯》。

[57][宋]牟子才：《論天下六勢疏》，《曆代名臣奏議》卷62《治道》，第857頁。

[58][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7《回宣谕奏》，第645頁。

[59][宋]方大琮：《鐵庵集》卷22《與廣西蔡帥範書》。

[60][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神道碑》。

[61]《元史》卷166《信苴日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910頁。

[62][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5《回奏宣谕關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第591頁。

[63][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7《回奏宣谕》，第633頁。

[64][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7《回宣谕奏》，第640頁。

[65]《宋史》卷46《度宗本紀》，第898－8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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