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禮器?在漢代以降的我國古代社會中，《儀禮》學曆來為學術界所重視，曾長期處于“顯學”的地位，曆代著述可謂汗牛充棟，其中尤以清代為鼎盛據統計，單是這一時期，已知的《儀禮》專經類研究專著就有225部，涉及學者多達177人，文獻數量占整個古代《儀禮》學研究總數的21.4%，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清代禮器?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清代禮器

在漢代以降的我國古代社會中，《儀禮》學曆來為學術界所重視，曾長期處于“顯學”的地位，曆代著述可謂汗牛充棟，其中尤以清代為鼎盛。據統計，單是這一時期，已知的《儀禮》專經類研究專著就有225部，涉及學者多達177人，文獻數量占整個古代《儀禮》學研究總數的21.4%。

清代《儀禮》學研究始于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姚際恒《儀禮通論》，一直到宣統三年前後，經曆了一個從萌芽發展期到興盛期再到總結與衰微期的發展過程，亦即由“博通”轉“專精”而至“總結”的變化過程。這是禮經學自身獨特學術發展的結果，也是清代不同時期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思潮演進諸多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

乾隆二十年以前，是清代《儀禮》研究的萌發期，重在“博通”。康熙朝中期之後，統治者打出儒家思想的牌子，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甚至于乾隆元年立三禮館纂修《三禮義疏》和《大清通禮》，确立了崇獎經學的文化格局。又一方面，由于《儀禮》代表的是古禮，可以用它來規範人們的道德行為、整治人心風俗，加之禮學本身固有的強烈的經世特色，故從明代遺民開始，一直到乾隆初期逐漸成長起來的學者，頗不乏人緻力于《儀禮》學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的風氣很盛，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當時的禮制文化建構思潮。

具體說來，清初《儀禮》學的複興，是在顧炎武、黃宗羲等晚明遺老的倡導下，由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姚際恒《儀禮通論》二者的禮經研究，揭開了該領域研究的萌芽狀态。在這種禮制文化重構的熱潮影響下，踵繼者紛紛繼起，一批明清之交出生而又任職朝廷的學者，如毛奇齡、朱轼、姜兆錫、方苞、任啟運、吳廷華、徐乾學等，還有一部分來自民間的學者如姚際恒、萬斯大、徐世沐、李光坡、江永等人，紛紛将目光投注于《儀禮》學的研究上。諸學者采用考辨體、考證體、纂集體、通釋體、疏注體、章句體和評點體等各類著述體式，或采取纂集重構的诠釋策略，或采取以考據為基礎的诠釋策略，或采取以義理為基礎的诠釋策略，或推闡發明《儀禮》大旨，或綜研《儀禮》十七篇文，或質疑辯難前人可疑之說，闡發禮經大義，考訂儀制訓诂，走上了一條清廷統治者與知識界共倡并勵的互動之路。由此，當時學界形成了禮經研究的四大學術流派：創發新說派、淹通漢宋派、張揚朱學派、經俗互貫派。

乾隆二十年延至道光十年前後，是清代《儀禮》研究的興盛期，重在“專精”。此前各朝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為乾嘉時期倡導學術之流風奠定了充裕的經濟基礎。乾隆朝中期，高宗帝大興文字之獄，同時延繼康熙朝“佑文興學”的文化政策，積極鼓勵科舉士人講求經學，推行科考以經試士，并積極尋訪民間遺著，組織編纂《四庫全書》。在總纂修官紀昀的周圍，聚集了戴震、王念孫、任大椿、朱筠、金榜、戴震、淩廷堪、任大椿、韋協夢等一批考據學者。《四庫全書》修成并傳播開來後，一批批精通考據學的士人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民間士人倡導經學研究延繼漢唐諸儒的學術傳統。受此大環境治學風尚影響，一大批學者投入《儀禮》學研究中，使《儀禮》學研究的深度加大，出現了一大批專精之作，數量上遠遠超過前期。

這一階段的禮經研究者大多倡導《儀禮》研究的考據之風尚，特别是在禮學思潮上，安徽歙縣學者淩廷堪承繼了惠棟和戴震二人義理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的主張，提出了“以禮代理”的學術主張，其交遊劉台拱、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則紛紛歆然而動，大力提倡淩氏之說，一時間學界幾乎以言理為禁忌，群棄理學而歸之，從诠釋理念上對當時的《儀禮》诠釋加以指導。表現在著述體式的擇取上，主要以考辨體和考證體、校勘體、校注體、補注體、專門圖解體等為主，纂集體、通釋體、疏注體之類體式居于次要地位。至于在诠釋策略的選擇上，此時的研究者不再選擇以《儀禮》固有的義理為诠釋基礎和诠釋重點，也不再将以結構為基礎的纂集重構诠釋策略作為治學關注點，而更多地注目于以考據為诠釋基礎。盡管如此，不同學者的禮經研究治學旨趣、诠釋風格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别，大緻可分為漢學考據派、淹通漢宋派、尊尚鄭學派、張揚朱學派、專事校勘派等學術流派。

道光十年之後迄止于晚清，是清代《儀禮》研究的總結與衰微期，重在當朝禮經诠釋新成果之“總結”與傳承。當時清政府遭遇内亂外侵交加的局面，但傳統的考據式經學研究并未因此停滞不前，皖派及其他相關部分學者繼續延續樸實的乾嘉治學傳統，從事經學研究。就禮學思潮來看，在清後期學術與社會均呈紛纭變幻、錯綜複雜的形勢下，圍繞“禮”與“理”、“禮學”與“理學”的關系認識問題，出現了兩種近似而又略存差異的禮學思潮，一是陳澧的“理學即禮學”說，一是黃以周的“禮學即理學”說。他們力主理與禮的融合，注重發掘先秦禮學特别是《儀禮》與《禮記》文本的禮意内涵，并未創設一套新的禮學思想和學術理念，重于傳承而非創新。在禮經诠釋策略的确立上，僅屬意于以考據為基礎的诠釋策略，通過博征衆注疏解、發凡立例、申解鄭《注》、圖解禮制、訂誤質疑、章義述注等方式，将儀文節制的诠釋、名物訓诂和禮意的闡釋結合起來，進一步還原先秦禮學的要旨。由于這一時期诠釋家的诠釋目标、诠釋理念差異，他們在校釋《儀禮》原典的诠釋體式選擇上，與前期、中期學者頗有差異，專題考證體、考辨體和疏注體、廣補體、補注體、箋體、學體等相關體式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成為清代後期《儀禮》學研究的一大亮點，原本屬于中期學者青睐的釋例體、校勘體、校注體等，不再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并且，随着《儀禮便蒙》《讀儀禮錄》《儀禮可讀》《儀禮先易》《儀禮問津》等一批禮學普及讀物的出現，讀本體、删改體、增串體、評點體之類體式，得到了著者的追索與更高的認同，禮經文本的傳播和普及受到了學者普遍重視。

清後期，大緻包括兩個較短的禮經學發展階段：一是道光、鹹豐之際的總結式階段，本期學者們在整理此前各類文獻的基礎上，對前期學術加以系統總結和梳理，遊刃于諸說之間而加以折中，在總結繼承之中進一步求得學術發展，進而出現了像胡培翚《儀禮正義》一類集大成之作；二是同治及光緒、宣統三朝，這一時期盡管也出現了曹元弼、吳之英等數名禮經學大家，但較之清代前期、中期，有影響力的禮經學著作并不多見，研究整體上趨于式微。

傳統經學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實事求是地還原學術史的真實狀況，評判學術價值，推出儒家文化之精華。“禮”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特質與核心内容，《儀禮》學研究既有學術意義，又有治術意義，受到曆代統治者和學者的普遍重視，在中國文化中扮演了基礎倫理和制度資源的雙重角色。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回溯清代《儀禮》學史的研究狀況，有助于凸顯禮經學在傳播、整理和研究過程中的社會功能，深層次認識和把握禮學在清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曆史地位。從文化傳承角度而言，當下開展清代《儀禮》學史的研究，本質上講就是為了進一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因為隻有對傳統禮學史進行一番深入的挖掘、整理和總結，才能批判性地繼承和發揚傳統思想文化，為構建現代倫理規範、社會秩序提供有益的曆史借鑒和理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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