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推薦書單?“初次見面，驚訝于她有這麼高，如此的口若懸河，天上地下無所不知，而且香煙一支接着一支……但過後細想，《浮出曆史地表》的著者（之一），還可能會是别的一種樣子嗎？”在北京大學教授洪子誠的筆下，戴錦華的形象栩栩如生他形容自己初讀戴錦華的書最先産生的強烈印象，是那種“強勢”的風格：果斷自信，立場、觀點的犀利、确定，咄咄逼人這是一個以社會批判作為活動、工作支撐點的學者所必需的品格不過，在閱讀、交往增多之後，發現這隻是事情的一面，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戴錦華推薦書單?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戴錦華推薦書單

“初次見面，驚訝于她有這麼高，如此的口若懸河，天上地下無所不知，而且香煙一支接着一支……但過後細想，《浮出曆史地表》的著者（之一），還可能會是别的一種樣子嗎？”在北京大學教授洪子誠的筆下，戴錦華的形象栩栩如生。他形容自己初讀戴錦華的書最先産生的強烈印象，是那種“強勢”的風格：果斷自信，立場、觀點的犀利、确定，咄咄逼人。這是一個以社會批判作為活動、工作支撐點的學者所必需的品格。不過，在閱讀、交往增多之後，發現這隻是事情的一面。

“生為女人，是一個不容片刻逃離的事實，……男人的目光、女人間的反饋，路人肆無忌憚的評論，堂而皇之的對女人生活的監督和窺視，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你的‘身份’”，這裡面有“一份不為外人知、亦不足為外人道的、瑣瑣屑屑的辛酸”——的确，看到戴錦華這樣的叙述，不僅在洪子誠的意料之外，也在我們的意料之外。

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從事大衆傳媒、電影與性别研究, 專長于中國電影史, 大衆文化研究以及女性文學研究。在北大，講課不用講稿和PPT，她的課堂卻座無虛席。這位極富個人魅力的女老師，被學生尊稱為“戴爺”。

記者：您在北大是很受學生愛戴的老師，您會經常為學生推薦書嗎？

戴錦華：近年來每個學期都和在讀、畢業的研究生做文化研究工作坊，都是有主題地讀書。基本上是我提出書目，學生補充，有讨論，有回應。事實上，這個我與學生分享的工作坊從1995年就開始了，從未中斷。此前是針對文化現象、電影現象的分析和讨論與專題讀書交錯展開。近五年以讀書為主。在五年中，基本上把所有對于我來說形成重要影響的重要書籍和學生做了系統的分享。也和他們一起讨論了新世紀各種新的世界理論風潮和熱點。有時候側重于政治經濟學的權威著作，有時候側重文化學或電影學的重要著作，時尚理論涉及了情動、後人類、媒介與技術等等。課堂之外，我并不經常和學生分享我的個人書目，一則因為我的最愛，或則曲高和寡，或者不登大雅之堂，同時，我信奉“己之所欲，不必必施于人”。

記者：工作坊的成立，您當初有什麼目标嗎？您和學生都從中收獲了很多吧？

戴錦華：最初的設定是共同直面激變中的文化現實，嘗試尋找新的研究方法與思考路徑。也是向學生學習并與之分享“喂養”他們的文化形态。而近來，更多出于我自己的基本判斷，也就是，21世紀的世界正面對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格局，中國也經曆着自己的曆史中前所未有的時段。面對新生事物，我們既有的知識多少都在失效，既有的曆史也不再能提供可以援引的先例。我以為，承認自己一無所知，是我們認知今日世界現實的誠實開始。我自己深受一個倡導的影響：博覽群書，“不求甚解”。那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事了。我自己閱讀範圍極廣、極泛，也受益于此。這幾年的工作坊選擇是我希望和學生分享對我的思考和學術産生過深刻烙印的不同領域的重要著作。作為回顧，作為準備。

類似形式的交流是很快樂的事情。工作坊也啟發參與者寫作和發表了不少有質量的論文。實在地，學生收益也許比我大。在多數選題上我提供書目，學生補充；在一些新領域裡，學生提供書目，我做出篩選。青年學者推薦的著作，比如傳播學著作《奇雲：媒介即存有》，幫助我延展自己對新技術革命、媒介沖擊的思考。他們也會推薦自己喜愛的作家作品——當然在文學作品方面，他們的推薦大都滞後于我的閱讀，我對文學各領域的閱讀量可以“輾壓”多數專家。

記者：您對于文學作品的判斷和依據是什麼？

戴錦華：這就不是訪談容量可以回答的了。文學的評判标準和日常閱讀對我是兩回事。我的閱讀充滿了不同的指向。有（純）文學的沉浸，理論著作的研讀，也大量閱讀通俗、流行文本。近年來，大量網絡上各類型小說的閱讀對我成了有效的文化現場，我從閱讀中了解今天社會文化心理的構成、人們的愛與怕、夢想和逃避。我從中真切體認了社會、代際文化的劇變。其收獲遠超出了我對相關社會學調查和分析著作的閱讀。針對我的閱讀量，常有人問，你的時間從哪裡來。我對這類發問者表示同情。類似閱讀從沒有壓縮、侵占我閱讀重要作品和理論著作的時間。

記者：其實我也想問您，能夠大量“吞噬作品”，想必有獨特的閱讀方法？

戴錦華：說過很多次了，我自己的童年少年時代沒有書可讀，每一本書是天降大禮，它在你這裡停留的時間可能是一晚或幾小時，在如此有限的時間裡我太想讀完了——到今天為止，我讀小說仍舍不得直接翻到最後一頁，絕大多數情況下，我也不會對一本打開的書半途而廢，對書籍的極度珍視和饑渴迫使我掌握了後來人們需要學習獲得的速讀、組讀的能力。一晚一部長篇吧。當然，我倒是經常向學生“兜攬”我讀理論的方式，和讀“閑書”一般無二，隻管讀下去，一定有收獲。若是正襟危坐、焚香沐浴、備好各種标記筆，反而十有八九讀不完。

記者：但是也有反複閱讀的書吧？

戴錦華：反複讀的書太多，最早能獲得重要的英文學術著作的時候，為了真讀懂，我甚至一個詞一個詞地查字典做翻譯。（那些“書”）多數沒有出版，也不是為了出版。很難給你列個書單，而且列出來，對此時的我也不大有意義了。因為在我生命的不同階段，很多書當時對我構成了新知識——像某級太高的台階，我努力登上去。這些書籍的重要性也随着生命的成長逐漸削弱。比如克裡斯蒂安·麥茨的《電影語言》、比如福柯的選本《女性的性》、比如拉康的研讨班講稿，比爾·尼克爾森的電影讀本，哦，最早的入門書弗雷德裡克·傑姆遜在北大的演講錄……回望去，也許已沒那麼重要、權威，但是在我的某個時期成為過繼續前行必過的窄門。

記者：您看得那麼多、那麼快，不擔心錯過什麼重要的内容嗎？

戴錦華：也許有錯過吧，但我相信獲得的更多。年輕的時候，測試過我的閱讀效果的朋友倒是沒有能發現我有重要遺漏或錯過。

記者：這也是一種天賦吧？

戴錦華：比天賦更真切的是對書籍、知識的饑餓感所賦予的能力。

記者：您說大量閱讀流行通俗讀物，都讀了什麼？

戴錦華：我會閱讀各種類型小說，科幻、偵探、言情、耽美……我曾花了兩三年時間大量閱讀世界各國的吸血鬼小說，可稱無盲點地覆蓋了電影史上幾乎全部吸血鬼亞類型，甚至包括一大部分電視劇。

記者：不覺得恐懼嗎？

戴錦華：如果不搞混吸血鬼和喪屍，就會知道吸血鬼叙事有驚悚，但更多是浪漫主義的一極。

記者：這麼大量的閱讀有目的嗎？還隻是純粹的喜歡？

戴錦華：大量閱讀是某種内在的需要，不能自已。但其中一定得有不同形式的“喜歡”，推動我前行的從來不是“應該”、不是“不得不”。比如關注吸血鬼，是當時《暮光之城》的暢銷帶動了新一輪的吸血鬼熱，我最早隻是想做一個流行文化觀察和分析。但我自己驚訝地發現，吸血鬼，一如僵屍，并非來自古老傳說，而是歐洲現代早期的發明。我稱之為啟蒙主義或理性主義“冗餘物”。它作為現代西方文化的潛流，事實上顯影現代性規劃自身的張力和破綻。而此番卷土重來，則凸顯了新技術革命沖擊下的人與“後人”、人與非人、生與死及“未死”。多重閱讀的意義也在于此。嚴肅著作标識了精英思想的前沿，流行文化則負載了公衆真實的心理情态。度量兩者之間的落差，是我們工作重心之一。

記者：學術研究和熱愛的閱讀結合，是不是樂在其中？

戴錦華：不是結合啊。我沒有去結合，而是将我的所愛變成了我的學術。我一生的學術工作都有生命經驗、現實情感和關注空間驅動，非此，我大約就不會開始。我大概是太任性。

記者：任性也是需要資本的。

戴錦華：若想任情任性，必須有對付代價的自覺——你是否樂意付代價，你是否承受得起因之而來的損失。

記者：您也付出代價了嗎？

戴錦華：當然。不按常理出牌，不依規則遊戲，無疑意味着資源不會向你聚攏，會與某種社會公認的成功、利益失之交臂。我知道，可是我不願改變。

我一生中經常被好朋友、學生斥責，認為我不做我“該做”的事情。事實的确如此，我大約也開啟過不少領域和話題，但我經常“盡興而歸”，不耐煩等到“變現”之時。我不想勉強自己，這麼說是不是有點“凡爾賽”？但這是真實狀态。

記者：您剛才說，在文學的閱讀量上可以“碾壓”專家，能否具體談談？

戴錦華：這大概會是無盡的清單。在我成長和求學的年代可以說窮盡過當時所有外國文學的中譯本及彼時的當代中國文學。以後保持關注了多數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至今仍在追蹤的有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庫切、村上春樹、厄休拉·勒奎恩……相反，近年來的諾獎得主的作品我也浏覽過，但很少獲得沉浸其間的快樂。

記者：那您覺得什麼樣的作品能給自己帶來快樂？

戴錦華：無外乎是語言魅力、結構形式、想象力、對世界的體認和表達……

記者：您說的都是外國作家，有無中國作家？

戴錦華：上世紀90年代，我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在中國當代文學上，當時幾乎窮盡中國重要作家的作品。研究則側重在女作家身上。但世紀之交以降，我沒有延續對當代中國作家的追蹤式閱讀，而會根據口碑和推薦選擇性閱讀：比如近年來的路内、雙雪濤和東北青年作家群，或年輕女性作家的某些新作。

記者：這種通過接受推薦的方式，是否有可能錯過好書？

戴錦華：沒那麼擔心。互聯網時代，不再有人可能覆蓋或窮盡任何一個領域的文本、資料。況且我無意成為當代文學領域或任何領域的專家。

記者：從窮盡中國重要作家的所有作品到中斷追蹤閱讀是什麼原因？

戴錦華：大約也隻是任性。一定找原因，大約是因為當代文學經曆了20世紀80年代的超載與社會轟動效應之後，逐漸回歸文學自身。現在它們首先是“文學”的，其次才是社會文化的。文學評價标準、文學機構邏輯是其第一參數。離我太近，一度，我的閱讀經驗近似于自我專注，或共同的小世界内的悲歡、倦怠或犬儒。而那段時日，我閱讀的訴求是遭遇别樣的世界和人們。好像就是那時停止全面追蹤的吧。

記者：讀了這麼多書，是不是也沒法統計自己的閱讀量？

戴錦華：初中時做過吧。小的時候想知道自己到底讀了多少書什麼書，後來難以為繼。因為書太少，你也無法規劃自己的閱讀。似乎是用一個學期，我讀完了學校圖書館有限的藏書，課後或周末跑去北圖（現在的國家圖書館），一年左右讀盡了開放出來的、數量極其可憐的書目。現在想來有些可笑，真的是讀盡了。相關的、不相關的，所有。因為那是書啊……如今獲得寄贈的書籍有些甚至來不及拆封。

記者：那麼多書，那得多大的書架啊？怎麼存放？怎麼清理？

戴錦華：戳心了——我所有的空間都被書侵占了，這不是最慘的。最慘的是我幾乎無法找到需用的書籍，要用的時候要再買一本，因為原有的書隐藏“書深不知處”。書架從一層變成兩層，而後的書籍填滿了每個縫隙。工作坊我提供給學生書單，多數是學生幫我重購或提供電子版，因為這些對我極為重要的書，大約埋在最深處。

記者：上世紀90年代末，您就曾編選過當代女性主義小說集《世紀之門》，還出版了《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等關注女性主義、女性寫作、女性文化的著作。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女性主義研究的？從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奠基作《閣樓上的瘋女人》？

戴錦華：大學時代吧。我的本科的畢業論文寫的是當代中國女作家，但接觸女性文學批評則是通過波伏娃的《第二性·文學卷》。1989年出版了我和孟悅合著的第一本女性文學研究專著《浮出曆史地表》。但長久以來《閣樓上的瘋女人》對我來說隻是一個書名、一個說法。到了1994年，我第一次到美國訪問，最早購買的英文書之一是《閣樓上的瘋女人》。真讀到的時候多少有些失望 ，因為在它影響之下已出現了太多的著作，它走得更深、更遠。我無疑受到其影響，但方式和你們今天所能想象的大為不同。那時，冷戰尚未終結，中國也尚未完全開放，亦沒有互聯網、物聯網，我們很多歐美知識的獲取得自斷篇殘簡、二手引用，甚至是道聽途說。于是，依賴着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很多臆想和誤解，也因此偶成了一些“創造性誤讀”。這些形成了我和我的代際的硬傷，也成就了我們的長項。《浮出曆史地表》三度再版，數十次印刷，但那是一本沒有一個注釋——腳注或尾注的著作。我的确不覺得這損害了它的意義和價值。一個曆史時段的産兒。所以我不是經由《閣樓上的瘋女人》學習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而是經由這個書名的提示，找到了進入《簡·愛》文本的不同路徑：瘋女人、無聲處、殖民曆史、英國資本積累年代的财富攫取與分配。

記者：也不止改變了閱讀經驗，對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否也改變了您很多方面？

戴錦華：應該說是提供諸多助力。女性主義幫我獲知，我在成長中的迷惘和困惑并非我個人的問題。更不是我的“錯”，那是一種普遍的性别遭遇。他人勸誡：“學會做女人。”這正從另一邊印證了“女性”并不是一個自然生成的事實或狀态。近年來，我的文學閱讀經驗不再是自覺關注女作家的創作，而是會在閱讀經驗本身由衷地親近、沉浸于女性的寫作。比如我反複推薦的《微物之神》《萬物的簽名》《盲刺客》或《黑暗的左手》。

記者：這也是一種隐秘的快樂。

戴錦華：我會大聲地分享這份隐秘的快樂。

記者：那麼電影呢？《昨日之島：戴錦華電影文章自選集》收入了您本人精選的文章，對于有關女性主義的電影作品，您是否都特别關注？

戴錦華：近年來，國際上女導演的電影作品非常突出。今年，女導演的作品狂掃了重大國際電影節的大獎。這是一個驚人的變化，因為電影始終是一個男性特權的領域。不完全是玩笑，這也許從一個側面說明電影産業危機的深重：女性總是“受命于危難之際”。最近我集中觀看了疫情中入圍重要國際電影節的女導演作品。其中有極精彩的作品，但卻同時疑惑于多數作品太過清晰的“女性特征”：多數作品仍集中于女人和孩子，遊走于情感、婚戀、生育、婚姻，而相對少涉獵其他社會議題。我不認為這是天然限定，而更傾向是某種自我設界。我更期待她們以女性視點去處理今日世界的各種、乃至全部命題。女性可能成就的是另一個視域中的世界，而不僅是女性電影或女性文學。

也許，近兩三年我閱讀中國網絡小說中耽美類型的經驗，強化了我的類似感受。因為不同于其他空間、媒介或其他類型、亞類型中女性寫作，在耽美這個女性寫作、以男性為主角、指向女性閱讀的網上文類中，女性寫作表明，她們可以駕輕就熟地書寫和處理了此前大都由男性把控的題材、主題和類型：政治、軍事、曆史、武俠、科幻……她們也可以舉重若輕地描摹、再現典型的男性邏輯。類似事實，令我嘗試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所謂女性書寫，讓我更清晰地意識到那個無形的圍欄或自我設界。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轉折的到來嗎？——在互聯網上，在虛拟世界中，性别隻是一個獲取ID時的勾選，它明确成為一個需要并可以去扮演的角色。而每個人可以擁有多重ID、多重角色。或者，它隻是中國曆史的特例？獨生子女的代際，一代以上的女孩子在“望女成龍”而非“成鳳”的教育下成長，因此形成不同的性别和自我認知？我尚沒有确定的答案。

記者：《給孩子的電影》是您給孩子的電影公開課，選擇了50部經典影片賞析，很想知道您的選擇标準。

戴錦華：編篡的前提是孩子，要照顧電影史、照顧世界電影、照顧和孩子們分享我對電影的理解，電影社會文化美學的意義。注定挂一漏萬，50部很難照顧到方方面面。這是我和我的“前”學生們的合作，我們反複讨論，無數次地更換、增删、調整，最大限度嘗試保有我的基本認知和初始訴求。

關于孩子，我說了無數次：低齡不等于低智。我喜歡很早讀到的一句話：“哪有小孩子兒啊？不過是個兒小。”這也是我對孩子的真實理解。我當然要考慮到社會禁忌，但這不是我的思考的要點。要點在于：對孩子來說，我希望這可以成為一個開始，一種我樂意和他們分享的開始片單，一個進入電影藝術的門。我們提供他們諸多選擇中的一個，一個開啟電影初體驗的入口。

記者：希望在同樣的時間内遇到更多的精彩。

戴錦華：對，互聯網上應有盡有，但問題是互聯網的文化資源隻屬于那些已知這些資源存在的人。你要有暗号、有密碼才能召喚它們現身。搜索引擎可以帶你到任何地方，但需要輸入正确的關鍵詞。你搜索一部電影時，你同時可以獲得它的序列，它的相鄰——如果你真的擅于利用互聯網。我希望這份片單可以成為一組關鍵詞，讓孩子們發現他們自己的電影，“複數”的電影。

記者：能否談談您的枕邊書？

戴錦華：我枕邊的是 Kindle。閱讀是我生命的基本内容，我沒有特定的閱讀時間，也很少有書籍可以長久地駐留在我枕邊。我愛實體書，但我也最早向Kindle投降，因為它提供了可随身攜帶的充足的體量。有些好笑的是，電影是我職業和學術所在，但文學的閱讀在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記者：能否談談您一讀再讀的書？

戴錦華：可能是因為衰老？也可能是讀過的太多，已難于在閱讀中獲得驚喜和震撼，我反而會回去重讀一些名著和舊著。大約隔幾年就會翻閱的有《野草》《紅樓夢》《戰争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第22條軍規》《資本論》或《共産黨宣言》……

記者：為什麼會給自己提這樣的要求？

戴錦華：最初隻是偶然發現，重讀會成為一個感知、體認世界以及自己變化的路徑。某些當年深愛的作品，重讀時索然無味；某些自以為爛熟于心的作品會有從未讀過的感受。其中的驚喜和收獲常常大于閱讀當下知名度和流行度甚高的新作。重讀《戰争與和平》，加上《安娜·卡列尼娜》，我第一次發現和思考托爾斯泰的思想，其在19、20 世紀之交的位置，他與甘地的連接，這些思想在當時亞洲傳播的意義；發現原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角不是安娜或沃倫斯基，而是列文——托爾斯泰的自畫像。而重讀《紅樓夢》，會真切地感到此書的現代價值，感覺到賈寶玉和林黛玉是一對現代人、現代戀人，不同于中國古典文學中男女主角。同時反思現代人、個人的諸多文化特質與生存困境。而重讀馬克思，則不斷地再次體認：“他早已說過”——你試圖展開的資本主義批判早已是他的精确表述；同時也幫助我認識今天的世界曆史結構的變化。

記者：如果要去無人島，隻允許帶三本書，您願意選擇哪三本？

戴錦華：沒法回答類似提問。一定要說，那就認真選三種字典或辭典吧。否則，沒有什麼書可以恒久閱讀。任何書都會在反複閱讀中迅速變薄。想象完全無書可讀，會令我不寒而栗。

記者：您是怎麼理解“書越讀越薄”的？

戴錦華：真正的有效的閱讀，是先把一本書讀厚了，而後才是讀薄了。因為每本有價值的書都有它從屬的書籍、思想、寫作的序列和脈絡，有它内在、外在的曆史，有它自覺不自覺的對話對象。它引你進入一個世界，或穿越到其他世界。有它說出的，和不曾說出卻事實上成為它言說前提的曆史、知識和表述。為了獲知它究竟在表述什麼，我們需要知道得更多。最後，當你可以自如地把握作者在此書中的原創性表述時，你會發現這書其實很薄。為了讀懂一本好書，我們需要多讀。（舒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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