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序》（神龍本）中寫有兩個攬字的部分

南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中，有“枝條始欲茂”句的一頁

洮河綠石蘭亭硯

文徵明繪蘭亭圖（局部）

王羲之所作《蘭亭序》，無論是文章，還是書法，曆代傳誦摹寫，是中國文化史的标志符号。然而，圍繞《蘭亭序》的争論也很多，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話題，就是《蘭亭序》是否為王羲之所書的真僞之争。

祁小春先生新著《柳齋蘭亭考》，彙聚歸納了他多年研究《蘭亭序》的成績，其中最重要的論述，是《〈蘭亭序〉的“攬”字與六朝士族的避諱》一章（下稱“《攬》文”），作者在後記中說：“就《蘭亭序》真僞問題提出了迄今為止無人注意到的問題。”

《攬》文主要觀點是：《蘭亭序》中兩次寫到“攬”字，是王羲之為了避諱曾祖名字中的覽字（王羲之父親王曠，祖父王正，曾祖父王覽），加了扌偏旁，改覽成攬。《攬》文又通過考察魏晉時期避諱方法，認為用攬替代覽來避諱，不合乎當時的避諱規範。以王羲之的士族子弟身份，不可能連續兩次以錯誤的攬字避諱。由此推論，《蘭亭序》後半部分文本，可能并非出于王羲之手。如果連文章都不是王羲之寫的，《蘭亭序》書迹是否出于王羲之親筆，就更可疑了。

《攬》文的推論，其前提條件似乎還存在疑問：第一，《蘭亭序》中的攬字，是否可能并非避諱？第二，即使書寫攬字是為了避諱，這樣寫就一定違反當時避諱的規範嗎？

先說第一個疑問，即王羲之在《蘭亭序》中書寫攬字，可能并不是避諱。

晉初國諱，隻上溯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代（司馬師、司馬昭為兄弟，實際避諱到祖父），司馬懿以上不須避諱。當時的太常博士孫毓認為不妥當，主張追諱七廟，上《七廟諱字議》，文中說：

按《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按即祖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群祖。

奏議雖然讨論的是國諱，但從一個側面證明，當時士人避家諱可能隻避諱祖父與父親的名字。

《攬》文整理出魏晉時期士族犯諱實例27個，其中避諱父親名字的19個，避諱自己名字的3個，避諱祖父名字的2個，另有國諱1個，官諱1個，不确切名諱1個。在2個避諱祖父姓名的實例中，又是将父親與祖父連在一起避諱的。由此可見，當時單獨為祖父避諱的實例已少，為曾祖避諱的實例更似未見記載。

還有一個反例旁證。東晉時期的著名文學家陶淵明，其祖父名茂（《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但《陶淵明集》中的《拟古九首》，其九有：“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陶淵明集》版本極多，也有宋本傳世，據中華書局1979年的校勘本可知，這一詩句中的茂字，傳世諸本并無改異處。可見陶淵明并不避諱其祖父之名。

因此，王羲之可能并不一定避諱曾祖父的名字。

如果王羲之不避諱覽字，《蘭亭序》中“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與“後之攬者亦将有感于斯文”這兩處，按其文義，都應該直接寫為覽，這裡寫成攬，是什麼意思呢？

按《蘭亭序》書迹中，有很多使用通假字的情況。錢基博先生所著《中國文學史》中，錄有改正通假字之後的《蘭亭序》全文，比對如下：

修稧事也（稧通禊）

此地有崇山峻領（領通嶺）

悟言一室之内（悟通晤或寤）

雖趣舍萬殊（趣通趨）

怏然自足（一說筆誤，應為快然自足）

及其所之既惓（惓通倦）

亦由今之視昔（由通猶）

既然王羲之在書寫過程中屢用通假字，攬字也有可能是一個借用的通假字。

攬字《說文解字》沒有收錄，後來多認為《說文解字》中收錄的擥字，俗寫作攬（王筠《說文句讀》），其本義是撮持、斂置，又引申為總攬、聚攬之義。把擥（攬）的字義代入《蘭亭序》，似乎也可以說通。“後之攬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可以是指把寫有《蘭亭序》的這張紙持在手中的時候，也将引發對文章的感懷。“每攬昔人興感之由”，結合下一句“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可以是說總攬所有前人興起感懷的由頭，如果“合一契”，沒有不“臨文嗟悼”的。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東晉孫盛著《魏氏春秋》，說諸葛亮“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擥焉”，這裡的擥也是同樣的意思。

而且，攬字本身也有看的意思。《莊子·在宥》：“此攬乎三王之利”，漢代枚乘《七發》：“流攬無窮，歸神日母”，乃至明代《徐霞客遊記》：“攬洞前形勢”，都用的是以攬為看的意思。從這個角度說，王羲之書寫攬字，可能隻是如前面那些字例一樣，寫了一個通假字而已。

下面再說說第二個疑問，即王羲之為曾祖王覽避諱，把覽字改寫成攬，可能并不違反當時的改字避諱規範。

《攬》文主要論證的，是用攬替代覽來避諱，不合乎當時應有的避諱禮法。确如《攬》文所言，如果用改字的方法避諱，更規範的是用一個字義相通，但字形、字音不一樣的字來替代，即同訓代換。如避諱晉武帝司馬炎，遇炎字就改為盛字；避諱晉元帝司馬睿，遇睿字可改為明字。這樣的避諱方法，多用于避國諱，《攬》文彙集了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國諱30餘例，茲不重述。

而士人間避私諱或家諱，《世說新語·文學》第77則頗有代表性：庾闡寫《揚都賦》，有一句“比德則玉亮”。當時另一位重臣庾亮要來看這篇賦，為了避諱庾亮的名字，庾闡就把此句改為“比德則玉潤”。這代表了祁小春先生認定的當時改字避諱之規範。

但是，類似王羲之以攬代覽，用改易偏旁來改字避諱，也有不少例子。陳壽作《三國志》，為了避諱司馬懿，将張懿的名字寫成張壹，減損了懿字的偏旁。當時，為了避諱司馬師，将傳說中的風神——風師，改稱風帥，也是用減損字的筆畫來避諱。

更有代表性的，是《攬》文反複舉證的王舒之例：朝廷讓王舒擔任會稽内史的官職，王舒是王會之子，為了避諱父親的名字，王舒表示不能去會稽做官。後來朝廷将會稽改為郐稽，王舒不得已隻好去任職。這個例子固然可以說明，将會添加偏旁改成郐，并不嚴格符合避諱規範，所以王舒并不滿意。但同時也恰恰說明，改易偏旁改字避諱的方法，當時也是使用的。當然，會與郐不但字形不同，字音也不同，而王羲之改覽為攬，雖然字形不同，字音卻相同——兩者比較，王羲之是自己可控的改字，王舒是自己不可控的改字，王羲之反而改得更不嚴格——但這些情況是否可以理解為，這兩者是寬嚴之分，并非對錯之别？

與此類似，當時避諱司馬昭的名字，将昭改作邵或韶，也是通過改易偏旁進行避諱。《攬》文對此的解釋是，這些改易偏旁的避諱，字音、字形乃至字義都不同，而攬與覽字音相同，所以不合規範。用改易偏旁的方法改字避諱，一定要字音不同才可以嗎？

公認比較可信的王羲之傳世書作（摹本或記載）中，王羲之寫過“政”與“征”字：《十七帖》中，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淳化閣帖》中，有“送此鯉魚，征與敬耶不”。與此同時，王羲之還會将正月，寫成初月。

對待這一現象，從宋代起，人們一般認為，這是王羲之避諱祖父王正之名，或者用政、征替代正；或者回避正字，改用初字。

這兩種情況，後者“以初代正”符合改字避諱的嚴格規範，問題出在前者。政與正，都是“之盛切”，同音。征，《說文解字》“從辵，正聲”。這兩個字與攬字的情況一樣，改字避諱而字音相同。

如果按照《攬》文的推論觀點，《十七帖》與《淳化閣帖》中的這兩段，也應該是僞作。

《攬》文欲證明覽改攬不符合避諱規範，從而認定《蘭亭序》之僞，但同時又不能否定出現類似情況的《十七帖》、《淳化閣帖》之真，因此解釋說，王羲之用政、征替代正，并非是避諱，隻是同義字之間的假借。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正與政如果作為名詞，如正月，就需要避諱，所以王羲之才把正月改作初月，而不能不規範地把正月寫成政月。正與政、征如果作為動詞、副詞，詞義可以互通，此時将正寫為政或征，是假借，不是避諱。也就是說，如果詞性是名詞就要避諱，詞性是動詞、副詞、就不用避諱。既然不是避諱，則同音無礙。至于古人為何隻避諱名詞，《攬》文認為避諱目的是避諱先人之名，所以名詞避諱要求最嚴。

二是正作為政、征的部首字，如同橫、撇、捺等筆畫，因此可以存其音形而不諱。

名詞、動詞、副詞之分，爰自近代，古人用字并無此類概念，如何按詞性避諱？即便今天按詞性分析當時避諱情況，《世說新語》記載，桓溫的兒子桓玄，聽人說到“溫酒”，認為犯了自己的家諱，便以手巾掩淚。此處溫酒之溫就是動詞，同樣要避諱。《世說新語》又載，鐘繇之子鐘會，被别人用家諱開玩笑，說他“望卿遙遙不至”；《南史》載王彧之子王珣，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一句，被人問何不避諱。這裡繇和遙、彧和郁都是字義互通的通假字，而且也都沒有作為名詞使用，可見非名詞的通假字，同樣要避諱。此其一。

政字的部首，可以是正，也可以是攵；征字的部首，則是彳，正在政、征二字中，并非部首字。這一時期創作的《顔氏家訓》載，有避諱雲字的人，将紛纭改為紛煙，雲之于纭，也類似《攬》文所謂“部首”的一部分，且紛纭并非名詞，為何也要避諱？此其二。

漢字有多義性的特點，從一個字引申出來，常兼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諸多詞性，若以此作為是否避諱的依據，未免繁難無據。

綜上所述，王羲之在《蘭亭序》中兩次書寫攬字，可能并非是為了避諱，也可能添加部首的同音改字避諱方法，在當時是可以的。因此，從攬字的避諱角度，不能推論出《蘭亭序》後半部分文本有問題，無法為《蘭亭序》真僞添一别證。

（作者：殷燕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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