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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五胡入華，為何又執著于“漢化”？“漢化”就是“被漢人同化”嗎？華夏大地上，任何統治者為什麼誰都不能放棄“大一統”？

日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潘嶽同志為該院“中西文明互鑒叢書”第三冊《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一書作序，講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認同而融合成命運共同體并重建大一統國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蠻族入侵羅馬後卻無法再造統一歐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義對我國民族宗教政策誤解之源。現将文章摘節如下，标題為編者另拟。

公元300-600年間，中國與羅馬再次面臨相似的曆史境遇，同時面臨中央政權衰落，同時遭遇周邊族群大規模沖擊。

在中國，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大胡族紛紛南下，建起了衆多政權。在羅馬，是西哥特、東哥特、汪達爾、勃艮第、法蘭克、倫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個個“蠻族王國”(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曆史軌迹卻産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中國五胡十多個政權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後有拓跋鮮卑的北魏統一了整個北方，雖屢經紛争與分裂，最後還是實現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經代表正統的南朝，繼承了秦漢中央集權超大規模國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

歐洲各大蠻族王國幾百年征伐中，盡管有個别王國如法蘭克曾一度實現了西歐基本統一，最有希望繼承西羅馬帝國衣缽。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邏輯，最終還是分裂成一個個封建國家，全靠“普世教會”作為精神統一的力量勉力維系。

這個曆史岔口，再次體現了中國和西方從族群觀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邏輯最為關鍵。

中國與羅馬的命運，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場戰役而改變。

經此一戰，北匈奴西遷歐洲，成為後來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羅馬疆界的重要推手；南匈奴南下中原，開啟了五胡入華的先聲。

燕然山之戰後，南匈奴深入漢土，在北方邊郡遊牧生息。由于漢朝懷柔遠人的政策，他們不繳稅賦，但要接受郡縣制的人口管理。今天在甯夏、青海、内蒙、陝西、山西發現南匈奴墓地，既有漢式墓穴，又有草原的頭蹄葬，青海還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領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的駱扭銅印 ，胡漢文化彼此交融。南匈奴南下前後，内遷的還有西北的氐羌、東北的鮮卑、漠北的羯人。

三國後期由于中原人口劇減，魏晉不斷“招撫五胡”。百年間，内遷的五胡約數百萬人，其中，匈奴70萬，羌人80萬，氐人100萬，鮮卑250萬。西晉“八王之亂”後，北方總人口1500萬，漢人隻占三分之一。有人誤以為“漢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數量的絕對優勢改變“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真實曆史是，北方五大胡族不僅軍事占優勢，人口數量也占優勢，完全可以按照老習慣“牧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漢人，但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

我國中原農耕地區地貌

我國北方遊牧地區地貌

漢化之路，由南匈奴開啟。

五胡政權中第一個建立王朝并滅亡西晉的，是南匈奴人劉淵。

五胡政權中第一個統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堅。

混戰中，拓跋鮮卑從蒙古草原一路打來，力破群雄，定國号為魏。經過三代人勵精圖治，終于統一北方百餘年。北魏随後分别演變成了北周和北齊，再由北周統一北方并開出了一統天下的隋唐。

前秦與北魏，這兩個最接近一統天下的政權，漢化程度最高，漢化态度也最堅決。

有人說前秦亡于“過于漢化”，但之後的拓跋北魏統一北方後，卻比前秦更加徹底地推行“漢化”。

有史家認為，北魏之所以能統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與隋朝之所以能統一全國，是因為他們“改漢俗行漢禮”。不盡然。因為天然習漢俗行漢禮的南朝并沒能統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進行了大一統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漢儒法國家形态。

《漢書》

當北魏繼承“漢制”的時候，東晉和南朝的“漢制”卻走向僵化。起于東漢的察舉制，産生了四世三公的經學門閥與盤根錯節的官僚豪族，轉到魏晉就發展為門閥政治。由于東晉政權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場景。到東晉南朝時還産生了一個奇觀，雖然北方千萬流民南渡，雖然江南經濟依然繁榮，但“自孫吳至陳亡的六個王朝，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内，江南戶籍上的戶口幾乎完全沒有增長”。因為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戶成了“私屬”，沒在官府登記，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數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稅賦。門閥政治倡導清談，産生了最優雅的魏晉風度和玄學思辨，社會衰頹與藝術高峰同時發生。

出土的北魏儀仗俑

陳寅恪、錢穆都認為，之後的隋唐總體上繼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與南朝禮樂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舊，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創新更符合“漢制”大一統精神。這種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實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編戶(大索貌閱)，還開創了科舉制。

陳寅恪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注入的與其說是人種，不如說是改革創新精神。

北朝對南朝的勝利，不是野蠻對文明的勝利，而是誰更能繼承大一統精神的勝利，是兼采胡漢的“新漢制”對僵化守成的“舊漢制”的勝利。同樣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現實政治能力，因為北朝大考百僚看實績。同樣是經學，北朝重實學，南朝重玄學。同樣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與基層政權，南朝直到晚期才讓寒士當官為将。

南朝也并非一無是處，其發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為之後的隋唐所吸取。且東晉與南朝在大一統的理念上，也從未含糊過。這比東羅馬強，拜占庭存在1000年，為統一的西征隻有一次半。而東晉南朝272年裡，北伐有10餘次。從東晉的祖逖、庾亮、桓溫、謝安，到宋武帝劉裕劉義隆父子、梁武帝蕭衍、陳宣帝陳顼等。雖然都未成功，但誰也不敢宣布放棄。在華夏大地上，任何統治者，誰要放棄了大一統，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五大胡族之所以執著于“漢化”，是因為漢文明之精髓在于長治久安的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構建。遊牧族群雖具有軍事優勢，但若不是吸取了漢文明的制度經驗，是無法戰勝自诩“正統”的南朝的。“漢制”不是“漢人”的習慣法，而是一種無偏私的理性制度。夷與夏不是看血脈看習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漢人，不去繼承發揚“漢制”精神，也會失去華夏傳人的資格。

出土的北魏陶牛車

“漢化”不是“被漢人同化”的意思。西漢初期，沒有“漢人”，隻有“七國之人”。司馬遷寫《史記》時還用七國之人來描繪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漢武帝之後，“漢人”變成了“漢王朝子民”的自稱。因為漢武帝将秦國的法家制度、魯國的儒家思想、齊國的黃老之術與管子經濟、楚國的文化藝術、韓魏的縱橫刑名、燕趙的軍事制度融為一體，形成了“大一統漢制”。從此，認同這種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漢人”。可以說，“漢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構“國族”的最早實踐。這套制度雖由秦漢創造，卻不再專屬于中華世界，成為了東亞古典文明遺産。漢字也不僅是“漢族的文字”，而是東亞古典文明的重要載體。因為建構大一統的經驗教訓都記載于漢文律典與史籍中，不學習就無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動漢化，并非忘記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擁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設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雄心。

漢字——貴州安順的“龍”字田

與“漢化”類似的概念是“羅馬化”。古羅馬制度雖由羅馬人發明，卻成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拉丁文已經不是“羅馬人的文字”，而是歐洲古典文明的載體。當諸多日耳曼蠻族王國抛棄了拉丁語口語，當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與方言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王國不同語言後，以拉丁文為載體的古羅馬文明從此淹沒于蠻荒洪流與普世教權之下，直到12世紀初羅馬法才開始複興，直到14、15世紀文藝複興時才重新發現了“人文主義”和“國家理性”。而這個“重新發現”的源頭不在歐洲本土。如果沒有十字軍東征從君士坦丁堡帶回來古希臘古羅馬手稿，如果沒有阿拉伯人翻譯的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的古典作品，歐洲就難以發生文藝複興，也就不會有啟蒙運動。可以說，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沒有像漢文明那樣由周邊族群與本地居民共同傳承，而是從外部“出口轉内銷”找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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