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華扮演的高加林（右）與徐幸扮演的巧珍

演出結束後，路遙（右）對本文作者(左）談觀後感

路遙（前排中）接受媒體采訪，後站立者為編導程浦林

演出結束後，路遙（前排右4）和編劇程浦林（左4）餘偉芳（左1），主演徐幸（右3）李建華（右2）龐敏（左3）等合影

◆秦來來

編者按

2015年，《平凡的世界》的電視劇，由上海的影視公司參與拍攝。2021年11月13、14日，西安話劇院大型原創話劇《路遙》，在上音歌劇院歌劇廳上演。今天的記憶版，是“路遙與上海”的前傳——40年以前，上海青年話劇團改編演出了根據路遙小說《人生》創作的同名話劇，而路遙來到上海，親自觀看演出、接受記者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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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浦林慧眼識《人生》

1982年，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在上海的《收獲》第三期發表，旋即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上海青年話劇團的編劇程浦林看了《人生》以後，很喜歡。“這部小說提供的基礎好，人物新，高加林是當前作品的奇迹，寫好了它對青年有很大的作用”，程浦林對我說:“小說的成功在于:作者以真實的筆觸展示了一幅當代農村現實主義的生動畫面,深刻地刻畫了高加林這一個帶着悲劇色彩的農村知識青年的性格和命運。開闊了人們對當代青年認識的視野,而且讓我們看到了現代化在廣大農村起步是多麼艱難,不僅是物質的，更是觀念的。”可是當時劇團也為經濟效益所累，劇團想演莎士比亞的《無事生非》。

“所以我就想個人承擔責任。用我個人向劇團貸款的方式排戲，然後走向市場，通過演出向市場要錢”。程浦林說。程浦林向劇團領導立下了“軍令狀”，貸款人民币三千元，開始了話劇《人生》的起航。

大幕開啟了，劇本展現的是濃郁的生活氣息,舞美呈現的是醉人的詩情畫意,演員塑造的是深刻複雜的角色，結尾是悲怆的耐人尋味的思考……程浦林用上海的方式改編演出的話劇《人生》，深深吸引了來到劇場的觀衆、特别是那些年輕的觀衆。

演出取得了成功，演出長達四個月，不僅還清了貸款，還有不小的積累。“這個戲又感人、又抓人。抓人：引人入勝；感人：發人深省。”著名劇作家杜宣先生毫不吝啬自己的贊譽，“如果這個戲不賣錢的話，那就值得開會研究，說明話劇成大問題了。”

演出結束後，特地來到上海觀劇的路遙也深受感染，他感慨地說：“首先感謝程浦林、餘偉芳兩位編劇，把小說改成話劇。”我請他談談看了戲以後的感受，他說：“這個戲基本上準确反映了原作，最重要的方面都抓住了。北方的生活能在上海青話的戲裡反映，我覺得很成功、很感動。因為北方人的生活，南方人很難體現。原小說的人物活現在舞台上，我流了七八次眼淚。”他特别對上海觀衆的觀劇水平之高，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上海是一座文化很高的城市，觀衆水平高，反映北方農村的生活能被接受，我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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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創者精心演《人生》

扮演男主角高加林的是李建華，他說，“我有過類似高加林的生活，我在農村勞動了六年，高中畢業後回家勞動，經曆有某些類似。”因此他也想要改變自己的“人生”：“我為什麼進戲劇學院、進青話呢？我也有追求。我同情高加林對人生的企望、對現代化的企望。他是一個現代城鄉交接地段的一個新人。他的身上有利己主義的東西，但不絕對是個利己主義者。他的新，就新在有高中文化水平，外界文化對他的影響、他有朦朦胧胧的現代化的幻覺。”

李建華的農村生活的經曆，為他塑造高加林加分了。路遙給他的評價是，“關于高加林的塑造，因為是上海的演出，觀衆是南方的，作品做些改動是應該允許的；作為北方人也很感興趣，沒有‘隔’的感覺。演高加林的演員能演到這個程度，我看很不容易了。因為這個人物很複雜。”

巧珍這個人物，不僅是路遙偏愛的，也是演員徐幸精心打造的一個角色。那時的徐幸很年輕，沒有演過太多的主角，“有些人擔心，不相信我能演好這個戲。”徐幸很實在，并不忌諱這個話題。和李建華一樣，她曾經的農村生活的經曆，為她塑造巧珍這個人物，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素材，“我1971年去南翔插隊，接觸過很多農村姑娘，她們身上具有中國農村婦女的美德。我看了小說以後就喜歡上了。所以，導演一找我，我就答應了。”

于是，在排練時徐幸穿上布鞋，在道具方面用一塊毛巾作為貫穿，幫助她體現人物；在人物造型上，梳一根光光的大辮子，體現角色的單純、幹淨、内秀，有時還能用辮子來做戲。

對于巧珍的定位，徐幸認為，如果說黃亞萍是一個小号，明亮；而巧珍則是一把大提琴，深沉。青年人當然喜歡明亮。但是巧珍是一塊金子，隻是未經雕琢，所以要演得恰如其分，不能太理想化。

路遙的說法是，“我有些傷心，巧珍的命運很不幸，這同她的出身、同土地的聯系有關系；她有她自己的不幸，是某種曆史、某種客觀條件造成。徐幸的表演比較準确地反映了我的思想。”

被徐幸稱作為“明亮小号”的黃亞萍這個角色，是由龐敏扮演的。相較于李建華、徐幸，當時的龐敏可以算是著名演員了。本是上海歌劇院的龐敏，曾經先後參加電影《小字輩》《霧都茫茫》《誘捕》《何處不風流》等影片的拍攝，在觀衆中頗有人氣。對于出演黃亞萍一角，她還是有點擔心，“因為在銀幕上，導演可以‘剪’出氣氛，而舞台上要來真格的”。黃亞萍開朗，但不邪，就是在愛情上摔了個跟頭，所以語言、動作、形體都不能邪。龐敏較好地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連一向挑剔的路遙，也給龐敏的表演點了贊：“黃亞萍主要怪罪于小說沒寫好，戲我覺得比小說成功。黃亞萍性格上活潑、淘氣、有生氣,堅定的個性是她的優點，她對高加林的感情是很真誠的。這人身上有很多缺點，但也有很多優點，她一般的行為和表現，同在關鍵時刻表現不一樣，要區分開來。我覺得她身上的弱點比高加林要好得多了，它隻是性格上的東西。演黃亞萍的演員，基本完成了角色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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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上海談《人生》

路遙是1983年4月8日晚上在貴州劇場看的話劇《人生》，演出結束後，面對一些記者的采訪，他做了回答。後來他又約我4月10日來到青年話劇團，以展開充分的采訪。在青話的草坪上，我們做了交談。

路遙說：“當時接到程浦林寄來的劇本稿子，上海演戲能否演出北方的生活，沒抱多大的希望。而且更為好笑的是，一直到來上海之前，我還以為這個戲是用上海話來演的。直到前天看了戲以後覺得驚訝。成功當然在于劇本對小說的改造，整個表演是滿意的，對徐幸的表演是滿意的。”

小說通過高加林、劉巧珍、黃亞萍、張克南四個青年形象，集中表現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青年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盡管舞台上出現的隻是一個北方的縣城、鄉村,但它的意義卻概括了整整一個時代,揭示了八十年代斑斓缤紛萬花筒般的青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和人生思考。

最初，高加林被别人走後門受到侵害，自己民辦教師的名額被奪走，他很氣憤；後來，他卻利用親戚關系，也走起了後門，還變本加厲起來。他從一個想靠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年輕人，變成一個為達目的出賣靈魂不擇手段的勢利小人，被不良風氣裹挾，完全喪失了自我。

路遙感慨地說：“作為藝術作品首先要反映真實的生活，才能達到教育生活；光主題正确、細節虛假，觀衆不一定接受。要準确地觀察生活，反映生活。作者應有思想傾向，但要通過作品自然流露出來。”“我并不回避高加林的缺點，但我是抱着兄長般的感情寫他的。青年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可能走彎路，但最終會成為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先進青年。這取決于社會的幫助，自己的努力，能克服自己的弱點。”

談到程浦林編導的這個戲，路遙說：“小說中人物内心活動多些，話劇則用對話、行動來表現。本來情緒、心裡的東西，體現得還不太準确，假如能更仔細一些就更好。行為上的複雜能看清而主要的複雜要表現在心理上。”

路遙說：“造成高加林悲劇的原因，社會和個人都有。在某種情況上，我就是高加林。陝甘甯地區有幾個最貧困的地區，屬黃河中遊，舊社會大群大群的人外出讨飯；那裡連地主也吃不飽。但也出了出類拔萃的，如李自成就是這個地區的人。高加林性格的形成，同地區環境有關。我上輩都是農民，我爺爺還在流浪。解放後革命成功，但貧困的狀況還是沒有改變，我兄弟姐妹八個，我大妹妹餓死了。土地貧瘠，我七歲時父親把我送給在外地逃荒的伯父，在那兒我勉強上了小學；高小的時候到了縣城，盡管我成績都是第一，但窮，每月僅十幾斤的麥子，因此在心理上有種報複心理。我班上都是幹部子弟，由于貧困受到侮辱和歧視，為了生存和發展，就養成了高加林的性格，要強大。高加林也許會在沒有人的時候，躲在一邊偷偷地哭，但在有人的場合絕不示弱。”

對于小說發表以後，有些輿論對高加林本人指責頗多，而對社會方面的原因沒有充分展開讨論和研究，路遙說，“我認為社會有責任。為此，我願接受審判，但希望問題不要太尖銳。”

說到這個戲，路遙又說，“我認為音樂很好，特别是高加林走的時候出現的拖拉機的音響效果，是否可以再延伸一些，讓人帶着想象，很有趣”……

路遙和程浦林都已經過世了。但是看過話劇《人生》的那些觀衆，卻永遠記得舞台上的高加林和巧珍。有些人的抽屜裡，至今還保留着當時話劇演出的說明書，封面：煙霧彌漫中，是高加林迷惘的臉。

來源： 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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