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東京汴梁附近的河渠決口，宋太宗聞訊，天剛亮就乘步辇出乾元門，親入泥淖，行走百步，視察災情。他對群臣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宋太宗為什麼會為一條河渠親臨搶險抗災現場呢？

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開掘隋唐大運河首期工程，運河将闆渚，經鴻溝、蒗蕩渠，睢水連為一體，北接黃河，南連淮河，流經豫、皖、蘇等三省六市，全長650公裡。這條運河就是汴河，也叫“通濟渠”。宋太宗指的正是汴河。

上圖_ 通濟渠行經示意圖

• 北宋的困局

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的北宋，在外交上實行“守内虛外”的政策，先後與遼朝、西夏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歲貢銀絹的形式換取邊境和平。對外采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和“恩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萬民唯恐其有餘”的專制政策，官僚階層兼并土地，盤剝百姓，外加五代十國的割據戰争，農民缺少土地和生産資料，加劇了北宋朝廷“币藏空虛，财用枯竭”的經濟危機。

北宋實行中央集權制，“畜兵京師，以成強幹弱枝之勢“，據曆史學家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推斷，北宋初期的禁軍數量有20萬左右，至仁宗時期多達八十多萬。重兵雲集汴梁，對軍需物資供應急劇增加。在外交、經濟、軍事的三重壓力下，北宋失血嚴重，亟需高效便捷的輸血途徑。

上圖_ 宋朝軍隊

• 汴河的興起

自中唐以來，江淮地區的賦稅占朝廷财政稅收的90%以上。汴河連接黃河和淮河兩大水系，突破了南北航運的瓶頸，拉起了汴梁和南方聯系的紐帶。北宋選擇汴河無疑是當時的最佳方案，起到了“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的目的。

自開通以來，汴河一直是南北水路交通的大動脈。安史之亂後，汴河年久失修，河堤毀壞。五代時，受戰争影響，汴河廢置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後周顯德年間，周世宗柴榮先後三次疏浚汴河，為北宋設置以汴河為主的航運體系打下了基礎。

據《宋史·河渠志》記載：“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北宋以汴梁中心，确立了由惠民河、金水河、五丈河、汴河組成的“漕運四渠”。為此，專門成立了負責漕運的發運司。它以10至30艘船為一綱，共掌握了200綱，實行官船、私船分運制，推行一年四運制，每年漕運期限長達二百多天。通過巨量的南北漕運，維持汴梁的生機和繁榮。

上圖_ 汴河漕船

• 黃金水道名不虛傳

明朝楊宏編寫的《漕運通志》對汴梁漕運進行了詳細的記述，當時汴河不僅要承擔“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還有關中的漕運也要經過汴河轉運，“四河所運，惟汴河為最重”。單以發運司掌控 “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一舟之歲運常千石”，加上其他的公私船隻，總數超過萬艘。

開寶五年（公元972年），汴河漕運不過數十萬石。至太平興國六年(公元 981 年), 漕運四渠總運量為550萬石，汴河承擔了江淮米食300萬石, 菽100萬石,運量增加了數倍。大中祥符初年,漕運猛增至700萬石。

上圖_ 汴河客船

上圖_ 汴河漁船

神宗時期，日本僧人成尋在汴梁大相國寺交流佛事，親眼目睹了汴河上繁忙的航運景象，他坦言：“汴河兩岸著船不可勝計，一萬斛、七八千斛，多多莊嚴。大船不知其數，兩日見過三四重著船千萬也。”據測算，北宋創造了漕運曆史上最高記錄，而汴河占北宋總漕運量的3/4。北宋參知政事張洎認為：“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 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财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汴河成為黃金水道已初具雛形，北宋在汴河的支持下得以享國167年。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統計，神宗熙甯年間，汴梁共有160多個行業，說明汴梁商業和手工業分工細緻，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北宋詞人周邦彥的《汴都賦》有雲:“舶妒相銜,千裡不絕,越般吳糟,官艘賈舶, 閩讴楚語,風帆雨揖,聯翩方載,征鼓锉鈴。”從詞作中可以看出汴河對汴梁社會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

上圖_ 張擇端 的《清明上河圖》，北宋都城汴京當年繁榮的見證

• 轉般法加速了汴河的繁盛

汴河漕運的長盛不衰，和北宋推行的漕運制度也有密切關系。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發動司設置漕運轉般法。具體做法是在運河沿線的泗、楚、真、揚四州（州治所今安徽泗縣、江蘇淮安、儀征、揚州等地）設立轉般倉，東南六路的船隻在此卸載漕糧，“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漕糧由“汴舟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由于綱船可以附載商品入汴，這一做法既能讓社會、發運司和船主利益均沾，又可以提高漕運的效率，轉般法一直實施到北宋末年方才結束。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禦史中承梁煮上書陳詞：汴河“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石,及至東南之産、百物之寶,不可勝計。”可見當時汴河既能漕運，又可通商，而且品種多樣，數量驚人。轉般法增加了汴河漕運的含金量，有力促進了汴梁的經濟發展。

上圖_ 黃河流域地圖

• 引汴淤灌收效甚大

汴河不但具有漕運的社會功能，還有淤田的自然屬性。汴河的水源大多來自于黃河。早在西漢時期，黃河“河水重濁,号為一石水而六鬥泥”，巨量的泥沙富含有機質，以此淤田可以有效改良土地。在唐朝就有引汴淤田的先例。

王安石變法的重要舉措就是成立管理放淤和淤灌的“淤田司”，設立相應的獎懲制度。熙甯二年至元豐二年（公元1069年～1079年），全國引黃、汴、漳、滹沱、胡盧等河水淤田，總計近7萬頃。汴河淤田地點主要集中在陽武縣（今河南原陽縣）和汴梁附近。

上圖_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經過幾年的引汴放淤，汴梁附近的鹽堿地“盡成膏腴，為利極大”，《靈璧縣志略》對當地放淤也有記載：“濁流經過，泥沙停積，其地最為肥美，旱澇無虞。”淤積過後的農田，由原先畝産五至七鬥提高到兩三石，增長了至少三倍。這是汴河經濟價值又一個巨大的成果。

北宋政治家張方平對汴河的作用進行了精辟的概括：“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由此可見汴河對北宋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現實意義。

文：計白當黑

參考資料：

【1】《國史大綱》 錢穆

【2】《宋史•河渠志》 元代官修

【3】《漕運通志》 (明)楊宏

【4】《續資治通鑒長編》 （南宋）李焘

【5】《靈璧縣志略》 （清）吳嵩 （清）顧勤墉 纂修

文字由曆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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