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霸陵為什麼要挖掘?陝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确認為西漢文帝帝陵——霸陵，糾正了《類編長安志》等傳統史籍關于霸陵位于鳳凰嘴下的千年誤會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認，填補了西漢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環，使西漢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但圍繞着霸陵和文帝的曆史之謎并未完全揭開，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漢文帝霸陵為什麼要挖掘?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漢文帝霸陵為什麼要挖掘

陝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确認為西漢文帝帝陵——霸陵，糾正了《類編長安志》等傳統史籍關于霸陵位于鳳凰嘴下的千年誤會。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認，填補了西漢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環，使西漢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但圍繞着霸陵和文帝的曆史之謎并未完全揭開。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為何一改從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漢的兩千年厚葬舊俗，力行薄葬新風？

文帝為何違背祖制，不跟随父皇高祖劉邦、皇兄惠帝劉盈入葬鹹陽原皇家墓葬區，而是另選遠離鹹陽原的白鹿原營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環繞的結構布局，與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明顯不同，這一耐人尋味的陵制差異，究竟透露出什麼微妙的信息？

節儉薄葬之謎

早在上古時代，人們就有了靈魂不死的觀念。《禮記·祭義》有“事死如事生”之說，認為财産的占有不因生死而發生本質變化，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榮，也是死後生活的保障。殷商時期，這一觀念更加強化，先人魂魄受到後人無限崇拜，社會心理開始崇尚厚葬。考古發掘的殷商貴族王室墓，王陵規模浩大，墓穴精緻豪華，随葬物品豐富。

周代商後，繼承了厚葬之風，不同階層人士的墓穴和随葬品規格都有不同的規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越多。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超越禮制束縛的僭禮、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締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華厚葬更是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西漢初年，曆經秦末戰亂和楚漢之争，人口減少，經濟凋敝。據《史記·平準書》，當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驷”，天子都沒有用四匹同樣毛色的馬匹拉的車駕；“将相或乘牛車”，文武百官隻能坐牛車；“齊民無藏蓋”，平民百姓家裡沒有儲蓄餘錢；物價騰貴，“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一萬錢才能買一石米，一百金（10家中産家庭總資産）隻能買一匹馬。

雖然自高祖劉邦起，漢朝就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但社會生産力曆經惠帝到文帝時期仍然沒有完全恢複。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客觀制約下，文帝沒有實行厚葬的經濟基礎。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觀上的節儉治國思維。據《史記·孝文本紀》，文帝在位23年間，沒有新修宮室苑囿樓堂館所，沒有增添車馬衣物，平時隻穿粗厚絲綢制作的衣服，最寵幸的慎夫人所穿長裙也不會拖到地面，帷帳上沒有刺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為天下人做節儉表率。

文帝“嘗欲作露台”，讓工程技術部門估價後發現需要耗費百金。文帝認為，“百金中民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百金相當于10戶中産家庭的全部财産，他繼承先帝皇位都誠惶誠恐，若修建如此鋪張奢侈的露台更是罪上加罪，遂停廢此事。

文帝在現世生活中的節儉态度，自然會投射到他對身後陵寝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随從商周到秦漢近兩千年的厚葬餘風，身體力行地改行薄葬。而文帝實行薄葬，可能還有防止身後被盜墓摸金的顧慮。

由于人們把厚葬當成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導緻大量珍寶重器聚集地下，盜墓現象由此産生，嚴刑重法都無法遏制。吳王阖闾墓違禮厚葬，結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盜掘。著名的秦公1号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豐厚，榮登遭盜掘次數和盜洞數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發掘此墓時，剛揭開墓上的耕土層，就發現盜洞247個；發掘到第3層台階平面時，也有60多個盜洞；發掘到椁室時，還有10多個盜洞。考古學家據此推測，秦公1号大墓從漢代一直被盜掘到唐宋，成為摸金校尉們的“網紅打卡地”。

西漢時期，社會精神豪放曠達，江湖氣頗重，“掘冢”挖墓成為常見的發家緻富營生，逼得漢文帝必須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慮防盜問題。

中國古代帝陵修建，通常從皇帝即位時就已經開始。大緻在前元三年（前177），文帝曾到霸陵視察工程進展情況。看到帝陵風水極佳，施工有條不紊，文帝興奮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如果用北山的石頭做成棺椁，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頭縫隙中，再用漆将石頭、麻絮黏合為一體，那任誰即使有金剛鑽也無法撬開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馬溜須頌揚之聲，隻有中郎将張釋之從容進言，“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锢南山猶有隙”，如果裡面有人們想要的東西，比如大量貴重陪葬品，即便是将華山秦嶺等南部山脈全部封禁，也會留有可乘之機，被人打開發掘；“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如果裡面沒有激發人們貪欲的豐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頭棺椁也會安然無恙。文帝聽後，幡然醒悟，“稱善”。

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隻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銀銅錫等貴金屬裝飾；甚至“不治墳”，不起高墳，其意不僅是“欲為省，毋煩民”，節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墳冢惹人注目，引來摸金之徒。

後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宮駕崩，遺诏中言“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認為生老病死是天地萬物的自然歸宿，無需哀痛，對死亡頗為看淡；并批評當時的厚葬之風，“當今之時，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帶頭破除厚葬之風，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過三天，全國百姓三天之後必須脫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喪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樣，不得有任何改動。

文帝遺诏并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發現的金銀裝飾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燒制的陶俑，隻有少量小件鐵器、銅器。即使是陶俑，也隻有原樣三分之一大小，并非實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實際出土，基本上印證了史籍中關于文帝薄葬的記載。

但在距離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親薄太後南陵，考古工作者卻發現了上百件明顯帶有異域草原風格的金銀飾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樣制作，具有實用性，質量等級高于文帝帝陵陪葬。這一發現，不僅印證了史籍中薄太後文帝母慈子孝關系的實情，更隐藏着文帝霸陵選址遠離父皇高祖劉邦長陵、皇兄惠帝劉盈安陵的秘密。

遠離父兄之謎

劉邦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建立漢朝後，在長安西北的鹹陽原設立皇家墓葬區，駕崩後安葬于鹹陽原長陵，其子惠帝亦在鹹陽原營建安陵，陪伴父皇。經過兩代君主的示範帶動，大漢天子入葬鹹陽原已經成為政治正确。

漢惠帝早逝無親生子，以呂後、呂産、呂祿為代表的呂氏外戚企圖擁立非惠帝之子為帝，以繼續控制朝政。漢家社稷危在旦夕。周勃、陳平等元老在呂後去世後，果斷發動政變，誅殺諸呂，立惠帝之弟、且是劉邦在世諸子中最為年長的四子代王劉恒為帝，是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繼承大統，走向人生巅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臨一個在既有空間内無法化解的難題。西漢帝陵規制遵循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後，父為昭，子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廟排位中，父親即始祖兒子為昭，在左；兒子即始祖孫子為穆，在右；始祖孫子之子又為昭，在左；始祖孫子之孫又為穆，在右，以此類推。在昭穆序列中，父子始終異列，祖孫始終同列。

具體到鹹陽原西漢帝陵格局，高祖劉邦長陵居昭位，在左。惠帝作為高祖之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長陵右邊即西方。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則應在長陵左邊即東方。但文帝并非惠帝之子，而是惠帝同父異母兄弟，同屬高祖之子，同居穆位，不能居長陵之左即東方，而右邊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營建上處于左右不得逢源、東西無法過問的尴尬境地。

如果繼續在鹹陽原營建帝陵，不僅文帝本人的位置無法擺布，母親薄太後即薄姬的名分亦頗為尴尬。

薄姬原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國公子魏豹妻妾，魏豹本與劉邦共同對陣項羽。後有相面大師為薄姬看相，認為薄姬貴不可言，當生天子。魏豹自認天命在身，遂脫離劉邦中立，試圖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劉邦大怒，派大将曹參滅掉魏豹，将薄姬納入後宮，但“歲餘不得幸”。

薄姬後來在“少時”閨蜜好友——此時深受劉邦寵愛的管夫人、趙子兒兩位美人的幫助下，才得以侍寝。據《漢書》，薄姬在侍寝前告訴劉邦，“昨暮夢龍據妾胸”，昨夜夢見有金龍鑽入懷中。當夜薄姬便“有身”，十月懷胎後生下文帝。但薄姬生子後并沒有改變境遇，而是繼續不得寵幸，長期沒有晉封。

正是因備受冷落，薄姬才被嫉妒心極強的呂後放過，在劉邦死後随同此時已經受封代王的兒子到代國居住成為代國太後，而不是如劉邦其他寵姬一樣幽閉宮中。

文帝即位後，薄太後母以子貴，從代國太後升級為大漢太後，但在她面前仍然有一個無法邁過去的正牌太後呂後。如果文帝在鹹陽原營建帝陵，母親陵墓也要一起安放此處陪葬劉邦長陵，在禮制等級規格上不免要低呂後一等。這是名列“二十四孝”、為母親親嘗湯藥的文帝斷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隻能另辟蹊徑，選擇在長安東南的白鹿原營建帝陵，以便按照大漢太後的規格來設置母親陵墓。

而文帝之所以選擇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寝，亦與漢初内憂外患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這一形勢不僅關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選擇，更關乎霸陵内部的陵墓布局。

陵墓布局之謎

西漢初年，中央朝廷同時面臨西北匈奴和東南諸侯國的雙重壓力。當年劉邦之所以選擇西北鹹陽原為皇家墓葬區，其意即是通過在皇陵周邊大規模設置陵邑、充實人口，修建長安西北防備匈奴南下的門戶屏障。文帝選擇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低、東南高的高敞地形優勢，能夠對東南各諸侯國形成地理壓制态勢。

外攘匈奴、内安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廷内部凝聚力的增強和皇帝權威的加強。高祖劉邦雖是開國之君，但其天下是與功臣共同打下。劉邦雖然通過叔孫通制定朝儀方知天子之貴，但從其晚年無法更換太子一事，可以發現其皇權仍然被功臣集團深度制約。惠帝劉盈仁懦，不僅被母後控制，還被功臣壓制，遑論振興皇權。

文帝入繼大統後，運用一系列“區别對待”“打拉結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陳平、周勃一文一武為首的功臣集團，對朝廷高層進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舉其上台的功臣。同時起用賈誼等後起之秀，采用賈誼“列侯就國”之策，将周勃等擁有侯爵的軍頭漸次趕出長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擺脫功臣集團在長安對皇權的牽制。

随後，文帝在賈誼等人的謀劃下，有意通過禮儀制度建設，擡高皇帝威嚴。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區發現，100多個象征官署機構的外藏坑都圍繞着帝陵，呈現出一種向心式的政治布局。這一布局形式，在高祖長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沒有出現，反映出西漢曆史進程中皇權增強的事實。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強和政令統一的基礎上，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處理諸侯國問題以加強中央集權。文帝部分采納賈誼《治安策》中“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初步解決了齊國和淮南國兩個最大的政治隐患，使得兒子景帝能夠用短短三個月就輕松平定吳楚等國反叛中央的“七國之亂”，最終為“文景之治”的出現和兩漢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博士）

來源：中青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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